从《札记》对李新的批评看钱锺书对宋诗的批评方法
从上述《提要》和《札记》对李新批评来看，双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提要》更加重视对人的分析，以人定文。《札记》则主要关注文体、词法、句法、语境等具体问题，没有涉及作家身份。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批评方法的不同，《提要》采用的是“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札记》采用的则是具体的审美批评，是伴随大量摘录、引证的“钱氏批评法”。这种方法，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叫“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13]。王先霈认为，“钱氏批评法”主要源自欧美新批评派的细读法，其《文学批评原理》云：“他（钱锺书）对其中的一些字句的推敲、玩味和旁征博引，对于比喻中的两柄和多边的含义的阐释，都可以看到新批评的‘细读法’的痕迹。”[14]而甘建民则认为：“钱锺书的微观批评与新批评的细读法仍有着重要的区别。细读法……把文学作品同作者的创作心理和读者的接受心理完全割裂开来了，它对作品仅作纯语义学和结构主义的批评，它的表现形态是体系性的，逻辑性的。钱锺书的微观批评则正好与之相反，它的表现形态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评点式。”[15] “钱氏批评法”与新批评的细读法确实有着重要的区别，是一种由中国传统评点式批评发展而来的批评方法，虽然称之为“微观批评”也未免过于笼统，不能恰当体现其特点，但为了便于叙述，我们还是暂时借用一下微观批评法这个说法。
如前所述，钱先生曾提到《宋诗选注》并没有真正显露其“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从《札记》和《提要》对李新批评的对比来看，这个“衷心嗜好”就是对文章字、句、文体等细节的关注，就是微观批评。在《宋诗选注》中，钱先生曾提出了“六不选”的标准，即：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16]，“六不选”标准实际上就是钱先生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对宋代诗歌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审美意义上的而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他强调的是文学的审美、独创及其永久的魅力。钱先生深受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他的《札记》《宋诗选注》《管锥编》等采取的都是传统的评点式，但他并不赞成《提要》那样简单的以人定文或以文定人的方法，认为：“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引；一以其为实言身世，乃一己之本行集经，一以其为曲传时事，乃一代之皮里阳秋。楚齐均失，臧谷两亡，妄言而姑妄听可矣。”[17]他也不赞成简单地以历史方法来评价文学作品，认为：“夫以疑乎考史之法，施于嘲戏文章，胶柱鼓瑟，煮鹤焚琴，贻讥腾笑。”[18]但由于《宋诗选注》编选与于1955至1957年，受当时“正确”指导思想的束缚，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评点，而在本不打算公开发表《札记》中，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显露自己的“衷心嗜好”了。如《宋诗选注》中评苏舜钦：“他跟梅尧臣齐名，创作目标也大致相同。他的观察力没有梅尧臣那样细密，情感比较激昂，语言比较畅达，只是修辞上也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 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的主题—— 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19]《宋诗选注》本没选苏舜钦表现英雄抱负的诗，但在评论其诗歌特征后，偏偏又要小心翼翼地绕到破敌立功的这样一个话题，可见钱先生在点评时的左右为难。而在《札记》中，就简单得多，钱先生只关注苏舜钦诗的风格特点及各体的优劣，认为苏舜钦“近体虽较圣俞为逸宕”“七绝尤胜”“古体则语笨意滞”。
所以，从《札记》对李新的批评以及上文所举的事例来看，钱先生“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就是以审美的眼光来打量宋诗，对风格、文体、句法等进行“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不去抽象地说理。这种方法需要脚踏实地地读书，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方法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在文学批评深受商业文化影响的今天，很多批评家急功近利，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违背批评原则，甚至只管“大胆立论”而不“小心求证”。也许他们应该回过头来，多读读钱先生的批评文章，多学习学习他那种在倾箱倒柜式的引证中小心求证的微观批评法。
【注释】
[1]王水照.《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J]. 文学评论，2012（1）：55
[2]钱锺书. 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M]//钱锺书. 宋诗选注.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77
[3]钱锺书.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07.
[4]晁公武撰，孙猛校证. 郡斋读书志校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718.
[5]《四库全书总目》云：“《集》本五十卷。今散见《永乐大典》者，裒合编次，尚得三十卷。”除《跨鳌集》三十卷外，据笔者所见，李新作品今散见于《永乐大典》残卷四库未辑者及《成都文类》《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古今岁时杂咏》《舆地纪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总集、类书、地理志的尚有诗23首、文6篇、残句6句。
[6]钱锺书.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08.
[7]原文为“子山居而癖山，水居而癖水，以山水病我者再矣。子近市朝，将又有癖”。钱先生摘录时少了“以山水病我者再矣。子”八字。
[8]钱锺书.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08.
[9]祝尚书. 宋代巴蜀文学通论[M]. 成都：巴蜀书社，2005：195.
[10]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4024.
[11]李新《上王右丞书》创作于宣和二年（1120），此时王安石已故，该“王右丞”实为宣和元年至宣和三年任尚书右丞的王安中，李新在文中称颂其“人所宗仰，不减舒王、文忠公”，安中人品一直为人所不齿，四库馆臣称其“奔竞无耻，更为小人之尤”。李新颂王安中的行为肯定比颂王安石更能证明其“操守殊不足道”。
[12]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4154.
[13]钱先生曾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见钱锺书. 旧文四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
[14]王先霈. 文学批评原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4.
[15]甘建民. 细读法与钱锺书的微观批评[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29.
[16]钱锺书. 宋诗选注[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0.
[17]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389.
[18]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019.
[19]钱锺书. 宋诗选注[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