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风的影响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详细记载了相如、文君从相遇到结合的过程，而司马迁是以相如《自叙》为蓝本的，相如生前事迹，基本是相如夫子自道。也就是说，相如是把赴宴、琴挑、夜奔、涤器市中等自己爱情婚姻中的故事当作人生得意之举来写的，并不觉得这是违背道德、需要隐瞒的。相如生活在一个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的时代，再加上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当时充满“蛮夷”之风、偏远的蜀地，按照当时蜀地的道德标准，相如、文君的行为恐怕也不见得就是不道德的。卓王孙之所以反对他们的结合，不是因为琴挑、夜奔，而是因为门第不对等，司马迁本人也没对相如的这段经历大加责难。
出于对五代武人专政为害天下弊端的反拨，北宋自建国之初就尊师重道，优待文士，制定了以儒立国、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逐渐构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制度，形成了“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35]的局面。生活境遇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极大刺激了文人“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上书言事论政，在朝堂上面折廷争，成了最能表现北宋士大夫精神风貌的行为。与相如作赋进献天子相似，“三俊”也曾积极向哲宗、徽宗皇帝上书，以期得到重用。郑少微曾上《招复流亡户口檄》，建议对流亡者“贷种以劝耕”①，使他们安居乐业；杨天惠曾进《瑞芝颂》《温江县二瑞颂》[36]，以地方出现的瑞应来称颂帝王修德、时世清平；李新在元符三年（1100）上奏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详细论述权纲不在人主、责任不及宰相、朋党之风炽等十条社会弊病。可惜的是，“三俊”生活在北宋末期这样一个党争酷烈的时代，作为曾得到苏轼提携的后辈，作为蜀党的外围成员，他们的上书没有当朝皇帝的赏识，反而因此带来了厄运。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记载，“崇宁元年九月十四日，诏开具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李新坐邪上尤甚籍，杨天惠坐邪中籍，郑少微坐邪下籍[37]；李新还被刻入元祐党籍碑。“三俊”纷纷因上书被免官，李新“元符末上书夺官，谪置遂州，流落终身”[38]，杨天惠“崇宁三年七月，某以事免铁官，无所归”[39]（杨天惠《莫侯画像记》），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二称郑少微“宣和间上书论时政坐废，贫无田宅，寓居金绳院十五年”[40]。当时党争情形，正如李新《上皇帝万言书》所言：“（朋党）甚于本朝。……退休偃月而经营挤报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权、佩剑相笑，饴漆不能过其密，神鬼不能窥其奥。张弧于前，设阱于后，其甘如荠，其裂如蝮，笑间藏刀，杯酒杀人者，累累皆是也。”在蜀党当中，“三俊”应该也见识了不少“张弧于前，设阱于后”、“笑间藏刀，杯酒杀人”者，如毛滂本是苏辙门下，元祐六年（1091）曾得苏轼荐举，当苏轼被远贬后又依从新党，其“素行儇薄，反覆不常，至为妇人女子所讥，人品殊不足重”[41]。“三俊”对相如、文君的人格操行的抨击挞伐，是在党争的背景下，是在看多了像毛滂这样口头上标榜名节背地里却两面三刀的文人行径后，有感而发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正如赵晓兰在《〈成都文类〉中的司马相如》一文中所说：“真正的批判锋芒，其实是指向那些无行文人，指向每况愈下的世风。”[42]在以儒立国基本国策的感召之下，北宋士大夫们往往将政治热情与伦理道德的追求融为一体，以严格的儒家道德观念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特别到了北宋中后期，道德性命之学开始勃兴，理学家甚至极端地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要求人们“取义舍利”，如邵雍就曾强调：“尚义必让，君子道长。尚利必争，小人道行。”[43]“三俊”虽不属于洛党，但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常常以名节、孝道、廉耻相尚。如郑少微在《孝感庙记》中赞赏了姜诗妻庞氏的孝道，称蜀地“为人父母若舅姑者，咸愿有子如诗、有女有妇如庞氏也”[44]；杨天惠在《乐善郭先生诔》赞扬了郭长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孝悌忠信，诲人不倦”[45]的美好品德；李新《到任谢刘梦臣启》称“忠臣必求孝子之门，大夫正行古人之事”。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以及在党争中的切身感受，“三俊”才会认为相如是德行有亏的小人，不该与卓王孙这样的“驵侩”同盘而食，不该琴挑文君，不该脱去儒衣、涤器市中；才会鄙视文君夜奔、追求婚姻自由的行为，甚至将其比作“河间妇”、妓女。
综上，“三俊”站在同乡后辈的角度来评价相如，由于受个人际遇、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影响，与扬雄、李白、苏轼等人相比，“三俊”对相如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而对相如人格方面的评价却更低。通过他们的评价，可以大致勾勒出北宋后期蜀人眼中的相如形象，大体了解相如在当时蜀地的接受情况，也可从中管窥当时蜀地中下层文人的心理状态。
【注释】
[1]曹学佺. 蜀中广记[M] //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李贤等. 明一统志[M] //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晁公武. 衢本郡斋读书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698.
[4]“三俊”著述情况，详见《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目录学著作。《宋史》载有《李新集》四十卷，或即其《跨鳌集》五十卷在元代之遗存。
[5]张溥编，吴汝纶选.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4.
[6]班固撰，赵一生点校. 汉书[M].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1271. 刘勰著，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13.
[7]李白著，朱金城、瞿蜕园注. 李白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1.
[8]李新. 跨鳌集[M] //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以下引李新文字据此者皆不再另注。
[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6.
[10]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441.
[11]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7.
[12]兔园乃梁孝王游赏与延宾之所。《西京杂记》卷二：“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
[13]今本《法言》无此条。
[14]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18.
[15]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
[16]班固撰，赵一生点校. 汉书[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1666.
[17]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9.
[18]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6.
[1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441.
[20]李凯. 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19-125
[2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999.
[22]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441.
[23]苏轼著，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2010.
[24]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11-2012.
[25]刘勰著，范文澜注. 文心雕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719.
[26]刘知几. 史通[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6.
[27]苏轼著，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46.
[28]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4-15.
[2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6.
[30]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95.
[31]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441.
[32]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206.
[33]王象之. 舆地纪胜[M]. 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710.
[34]李凯. 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19-125
[35]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94.
[36]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951.
[37]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3926-3928.
[38]晁公武. 衢本郡斋读书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698.
[39]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871.
[40]曹学佺. 蜀中广记[M] //纪昀等编.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1]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340.
[42]赵晓兰. 《成都文类》中的司马相如[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10-114.
[43]邵雍著，陈明点校. 伊川击壤集[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197.
[44]曾枣庄等. 全宋文：第129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200.
[45]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 成都文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