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蜀地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蜀地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当代发现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向我们展示了古蜀文化的独特风采。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以及交通不便，汉代以前，蜀地一直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但到了汉代，相如以其“鲜明的人格个性”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巴蜀文学范式”^[34]，自此以后，蜀地人才辈出，汉之扬雄、王褒，唐之陈子昂、李白，与“三俊”同时代的苏轼，都是誉满天下的大文豪。

在“三俊”论及相如文才及文学成就时，多次叙述这条文化线索，对这些文豪，他们或云“文词为世宗长”，或称“俱得第一”，都充满了敬仰之情。同时，他们也论及“岷峨”“江汉”这些蜀山蜀水对相如的滋养。所以，“三俊”对相如文才和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除了拾掇前人观点加以发挥外，应该还有对蜀地文化的强烈归属感、自豪感的成分。描写他们自己在成都、茂州、绵州、普州的游宦生活，歌咏岷山、玉垒山、长江、涪江等蜀山蜀水的风貌，称扬司马相如、扬雄、刘备、诸葛亮、李白、杜甫、苏轼等蜀人（或居蜀之人）的文才与武功，是“三俊”诗文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的诗文中，也可明显看出对相如、李白、苏轼等前代乡贤学习、模仿的痕迹。也正是基于对这种蜀地文化及文人的偏爱，郑少微才会提出相如优于屈原、“藐下视于屈、宋”的观点。甚至在对相如德行的斥责中，恐怕也有些“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比如杨天惠在抨击相如时，就明确提到“终吾伟卿之能赋兮，工谲谏而不怒”“唁卿躬之不蚤正兮，尚何以禁切于人主”，也就是说敬佩、仰慕相如的文才，是其展开人格批评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