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三俊”眼中的司马相如——兼论北宋后期蜀地文人心态

郑少微、杨天惠、李新是生活在北宋后期的三名蜀地文人，时有“三俊”之称，据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二载：“郑少微，华阳人，字明举，元祐中进士。是时苏轼知贡举，得少微，与古郫杨天惠、隆州李新，号为‘三隽’（隽同‘俊’）”^[1]。作为同乡后进，“三俊”在人生历程中都得到苏轼这位文坛巨匠的提携，郑少微是苏轼知贡举时的进士，杨天惠“文词有左氏西汉之风，苏轼见其古律，大称许之”^[2]，李新“早登进士第，刘泾尝荐于苏轼，命赋墨竹，口占一绝立就”^[3]，但他们都不在古今学人所认定的苏门人士名单中，算是苏门文人集团最外围的成员。郑少微著有《唐史发挥》十二卷、《策》六卷及《木雁居士集》，杨天惠著有《三国人物论》三卷、《杨天惠集》六十卷，李新著有《塾训》十三卷、《书》五卷、《跨鳌集》五十卷^[4]，可惜除李新《跨鳌集》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得三十卷外，“三俊”其余著作多已散佚，仅部分诗文散见于《成都文类》《舆地纪胜》等总集、地理志中。“三俊”存世诗文中，有十余首（篇）与司马相如这位汉代同乡先贤有关，有对相如文学成就、政治建树的高度评价，也有对相如、文君二人人格操行的挞伐。虽然“三俊”都一生仕途不顺、久滞下僚，文名亦不显，只能算是北宋蜀地中下层文人的代表，但他们对相如的看法，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挖掘的地方。他们对相如的认识和评价，既跟他们特殊的人生际遇相关，也染上了巴蜀地域的特殊文化色彩，同时还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