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如通西南夷之功的极力称道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先是“以赀为郎，事孝景帝”^[21]，后又因狗监杨得意推荐，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在“三俊”眼中，相如是人生赢家，他们对此充满了羡慕。杨天惠在给吴大尹（吴中复）的上书中感慨：“相如之文，以杨得意而显；雄之文，以客之荐而彰；子昂之文，以上书而达。”如果没有这样的遭遇，“且使数子恋恋乡里，不一游京师”，那么“《上林》之雄丽，《羽猎》之崛奇，《感遇》之顿挫，其遂堙矣乎！”^[22]李新在《上张丞相书》中也认为，相如的成功得益于“当时之狗监、牧守能诵其赋、传其书，力推其人”。

与这种艳羡的心理相比，“三俊”中的李新对相如政治建树的称道尤为值得注意。相如在武帝通西南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司马迁用较大的篇幅叙述了相如平息唐蒙事件、以中郎将身份持节往使、应对责难、风光还乡的过程，转录了他《喻巴蜀檄文》《难蜀父老文》两篇文章，对其开边之功是极力赞赏的。但北宋文人们却不大认同司马迁的观点，往往把这件事与相如“低劣”的人品联系在一起，相如风光还乡似乎也成了一种可耻的行为。苏轼可算是其中代表，其《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路》云：“司马长卿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门之义乎？”^[23]在苏轼看来，相如通西南夷不是一件大功劳，而是一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的大恶事，其道德水准跟万石君父子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李新的看法却刚好与苏轼相反，他对相如通西南夷之功却给予了高度赞扬，如其《再与赵运使（四）》云：“昔唐蒙通夜郎国，至惊巴蜀，最后相如檄喻父老，宣布天子威灵德泽，尽所以怀远之意，而西南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认为相如通西南夷使“蛮夷向化，诗人歌之，稽首愿为州县”，这是一件大大的“太平盛事”。李新还常常用“相如谕蜀”“相如布檄”来称赞宋京等官员在四川的治绩。如其《祭宋夫人文》称宋京“继相如而谕蜀”，《谢循资启》赞扬举荐自己的官员“来则安之，屡布相如之檄”，《赵转运判官远迎启》称赞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能“巴蜀观风，行布相如之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