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了边疆地区交通及经济的发展

北宋后期川陕地区茶马贸易的繁盛也间接促进了边疆地区交通的发展。由于产茶地在四川，产马地在熙、秦及四川黎、雅等地，所以茶、马都需要长途运输。当时茶马运输道路的情形，苏辙《论蜀茶五害状》云：“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崄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后遂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36]苏辙虽曰“崄恶”，但这条从四川通往陕西的道路，在宋初已是“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37]的坦途。从苏辙的描述来看，元丰年间又建成了较完备的茶叶运输系统，北宋王朝完善建设递铺的同时，应该也会对道路进行相应改造。这条道路，也就是学界所称的“秦蜀茶马古道”^[38]，始自成都，经汉、绵、剑、利、兴、成诸州，到达秦州、熙河，是北宋茶马贸易的主干线。由于产茶地不同，也分出了若干支线，据黄庭坚《叔父给事行状》：“雅州之名山，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阗；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木波；洋州之西乡茶，自河州入木波，至于三耶、龙谷。”^[39]黄氏所说的这些贸易线路及熙秦地区的水路交通，在茶马贸易的推动下，也得到了改善。如熙宁六年（1073）“诏熙州城下洮河及南、北阙渡口并置浮桥”^[40]，在“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梁”^[41]；元丰四年（1081）“修复金城关，系就浮桥”；元符二年（1099）修建把拶桥，“系桥通路，直入邈川，不惟路径平坦兼道里甚近，可以互相照应，兼可以于宗河行船漕运，直入邈川”^[42]；元丰五年（1082）“诏熙河路洮河与黄河通接，如可作蒙冲战舰运粮济兵，令李宪计度”^[43]。更为重要的是，北宋的这些道路、桥梁、漕运的建设，不仅为茶马贸易打开了方便之路，也带动了牦牛、羊、皮毛等物资的交易，而交易的繁荣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据相关文献记载，北宋后期，黎州已是“蛮商越驵，毡裘椎髻，交错于阛阓中（余授《朱缨堂记》）”^[44]；雅州则“蕃人时至碉门互市，蜀之富商大贾皆辐辏焉”^[45]，商品经济十分繁荣；青唐已富裕到“积六十年宝货不赀，唯真珠、翡翠以柜，金玉、犀、象埋之土中”^[46]的程度；而熙河更是“一路数州，皆有田宅、牛马，富盛无少比”^[47]。伴随着茶马贸易，汉地先进的农耕工具和技术也随之传入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熙宁八年（1075），郑民宪建议：“于熙州南关以南开渠堰引洮水，并东山直北通流下至北关，并自通远军熟羊寨导渭河至军溉田。”^[48]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屯田的不断扩大，洮水沿岸成了与江南地区一样的良田。以至于史学家刘攽在其《熙州行》诗中感慨道：“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49]

北宋边疆贸易的繁盛和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民族融合及民族间文化交流以及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