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了经营熙河的经费缺口

神宗朝发动的熙河之役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对外胜利战争之一，熙宁二年（1069）王韶奉诏招讨，熙宁五年（1072）置熙河路，经过一系列征讨和招纳，至熙宁七年（1074），基本确立了对熙河地区的统治，极大改变了北宋与西夏在军事较量中的不利地位。但打仗就是打经济，延续了三朝（神宗、哲宗、徽宗）的熙河开边不但对北宋后期政治、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战和治理需要大量的经费也给北宋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熙宁）七年以来，财用出入稍可会，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8]虽然王韶也采取了一系列经营措施，如募集弓箭手开垦闲田、设置市易司发展蕃汉贸易、开发矿产资源等，且取得了不错的收益^[9]，但熙河地区原为吐蕃占据，多以牧业为主，农耕落后，租税收入寥寥无几，据富弼说“独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属县有赋税，其余无斗粟、尺布”^[10]，再加上宋王朝接手之后，需要修筑堡寨、兴修水利道路、设蕃学教育吐蕃子弟等，耗费巨大，所需财物大部分只能由朝廷征集其他地区税负供给，当时，与之邻近的陕西地区为补充熙河防务所需已财力枯竭，富弼曾云：“（熙河费用）惟仰陕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给，故自开熙河以来，陕西民日困，朝廷财用益耗。”^[1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宗皇帝盯上了蜀茶。而禁榷蜀茶，也的确为北宋政府增加了大笔财政收入。在实行通商法时，“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榖，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因茶园不产五谷，无法施行以农作物的收成采取夏税输绢、秋税纳粮的二税法，所以采取了根据茶叶收入折科的办法来纳税。折科的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绢一匹，三百二十文折纳䌷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吕陶《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12]。北宋田赋基本实行什一税法，茶园税率大概与之相当，即每收入三千文，需缴纳茶园税三百文、折绢一匹。另外，茶商也要缴纳一定的税收，宋代的商税主要有过税（贩运货物沿途所缴之税）和住税（在店铺出售货物缴纳之税）两种，税率分别为货价的2%和3%^[13]，据此估算，茶商缴纳的税收约5%左右。园户与茶商相加，政府所收税率约为15%，以蜀茶年产3000万斤、每斤50文计^[14]，其税收约为每年22.5万贯。而实行茶马法后，开始确定每年的税息是30万贯，同年十一月就增加至40万贯，但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岁额。据贾大泉统计：李杞主管四川茶场的四年（熙宁七年至十年）内，平均每年收课税息30余万贯，李稷主管的五年（元丰元年至五年）内，平均每年90余万贯，元丰七年（1084）陆师闵主管时，已达160万缗^[15]。据吕陶《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今（元丰八年）则岁献二百万贯。”^[16]元符三年（1100），时任彰明县令的杨天惠在其《都大茶马司新建签厅架阁记》中提道：“茶之入以息计者凡二百万，马之入以尾数者凡若干。而其奇赢、其孳息溢于常数者，不在是焉。”^[17]从“通商法”时期的每年20余万贯，到元丰八年（1085）至元符三年（1100）期间，基本稳定在200万贯以上，可以说，茶马法的实施，使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这些收入，并不是都用于经营熙河，据吕陶《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缘李杞立法之初，只认四十万贯应副熙河……今（元丰八年）则岁献二百万贯，亦只以四十万贯应副熙河。”^[18]也就是说，从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八年（1085），每年用于熙河路的茶息钱都是四十万贯，占到了熙河岁常费的九分之一，成了熙河防务财力需要的有效补充。可见，徽宗皇帝“川茶，熙河一路经费所仰”^[19]的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词。除供应熙河防务需要外，蜀茶税息还用于资助转运司、储备粮草、支援财力穷尽的陕西经费开支等，如《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33记载：“（元丰五年）二月三日，诏借拨茶场司钱四十万缗，付秦凤路经略司市籴粮草。”^[20]可以说，川茶既是北宋后期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是经营熙河的主要的经费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