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与隐逸思想

可惜的是，上书皇帝给李新带来的不是上达帝听后的一步登天，而是一连串的厄运。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崇宁元年九月十四日，诏开具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邪上尤甚：范柔中、邓考甫、封觉民、李新……”^[8]也就是说，上书两年后，李新因言获罪，被列入上书言事的“邪上尤甚”等，出将入相的理想遭到毁灭性打击。崇宁二年（1103），李新被羁置遂州。此时的李新才明白，自己犹如“沙粒入苍溟，其相知无几耳”（卷二十三《上胡运使书》），但李新在刚被贬的时候，并没有陷入绝望，他还是积极奔走于权贵之间，不断干谒，或许是政治斗争使得文人对彼此之间的交往十分谨慎，李新一直被冷淡对待。于是，他开始为自己的遭际悲鸣。其《蛙赋》云：

逃虚西山兮，徜徉乎叔皮之方池。冥师濯原隰之光兮，少女静林樾之枝。偶万籁之初阒兮，问淫蛙之奚为。悲耶乐耶，曷汨汨而无时？鸣其类以为才耶，或其处之非宜；岂疾痛而呼天兮，抑怀忧而增悲。涨其腹以怒兮，腾眦目以俱裂。将引吭而效鼓吹兮，复隶官而隶私。居士曰：“兴《考盘》之歌，赋《衡门》之诗，引《泽畔》之吟，咏《北门》之薇。士不得志，故嗟叹之。鸟鸣常山，孤雉朝飞；杜宇亡国，秋猿号儿。物不得平，哀也无期。

在赋中，李新塑造的蛙的形象，不同于历来文学中蛙的负面形象。它虽然聒噪，但却不以此感到惭愧，蛙鸣是在寂静之中为自己的才情得不到重视而发出的悲鸣，为四周没有自己同类，自己被周遭排挤发出的愤怒之音。这样不顾世俗眼光而坚持自我的蛙，这样因为不得志、不平而嗟叹、而悲鸣的蛙的形象，正是李新自己的象征。

李新虽然努力奔走却没有得到再次重用，不断的干谒让他尝尽人情冷暖，政治上的打压让他流落边远地区，仕途一片黯淡。得不到朝廷重视，中年丧子的打击，再加上长年在外奔波的羁旅生涯，李新渐渐有一种想要逃脱世事纷扰的欲望。李新后期作品中的人生感慨与他的仕宦经历有关，是他遭逢巨变的心声。与历代遭受挫折的文人相似，李新将宗教当成自己寻求内心安慰的一种精神武器，在困顿中展开了对佛、道思想的追求。如其《长江三圣禅寺记》：

且名山大川，凡胜处福地皆伽蓝雄据。金碧未就，风雨已侵，曲房洞户，窈窕绵羃，若蜂房蚁穴，淫坊酒肆，尽在其中，然我不禁汝所造。明窗净几，陈文列疏，支离穿凿，分条布科，不究妙义，虽致天雨花石点头然，我不听汝所说。打毒涂，鼓聚那，又群唤波旬王说外道法，毁禅破律，犯戒叛道，然我不议汝所行。具烁迦罗眼睛，呈通身般若，不立言语文字，直令见性，便是二十八祖、八十一师，验在目前，然我不问尔所见。辨公建此缘事，以何为功？但得方袍中人，矗整衣屦，东庑西序，是个本分人，风雨有避就处，寒暑有温凉处，不必走王舍城乞食，得安稳快乐，有洗钵趺坐处。

在三圣禅寺的曲房洞户和寺前的滚滚江水中，李新追求的是那种“不必走王舍城乞食，得安稳快乐”的惬意和不问世事的满足感。从思想史的角度考索，宋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基本都是在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既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人生信守，荣身以出仕，实现自我价值及理想；也在道家“淡泊无为”的观念中顺其自然，退避为安；还在佛家的“虚静空明”学说中觉悟生命，用智遂生。李新也兼有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仕途失意后，他开始从内心健全自我人格，去宁静的山水中寻找人生乐趣，并在文章中表现出了闲逸、清高的气质。其《卧云亭记》云：

老于其上，四时有花，夕有月旦，暮有杯酒，岭上有白云，簪花起舞，弄影月明中。醉则登亭，倒著接䍦，仆床以寝，日出而方寤，旰而醒，醒而饮，饮而复醉，日以为常。云骎骎入户牖，挂屋壁，覆琴几杖屦，散漫图书笔砚间……夫云无心，处士亦无心，举天下之士，皆有心者也。终日见云，知其为无用，而不知其为无用之用，有如此者耶，今而后予将曷疑？歌以遗之曰：

幽人居真兮山之阴，愿言孔招兮山云深。闲庭除兮驯禽，垂湘箔兮幽沉沉。既觉兮复梦，酌樽酒兮鸣琴。彼美幽人兮，隔云无处寻。

亭上有四时之花，簪花起舞，弄影于月明中，日落则息，日出则醒，醒了就喝酒，边喝酒边弹琴，喝醉就卧于云巅，在时醉时醒之间终日饮酒赋诗，并以此自怡，一切皆出自于无心，再没有世事纷扰。这样的生活，与在污浊的官场钻营相比，是多么惬意，又多么洒脱。

相对说来，李新的序记文写得清新爽健，行文颇为流畅，的确如四库馆臣所说的“俊迈可诵”。《书清轩》记录的是李新闲适的一日生活，作为清轩主人，跨鳌居士李新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中，家中的景象却是“祓除土灰……走伧老婢勃，崒问家事，新火相交，智识不停，䧟在险宅”，繁忙的修桥工作和家中杂事都让人烦闷不已。而当步入清轩，却是一派安静祥和的氛围，“轩之内无俗书，书非俗文，其来无俗客，客无俗语，浪声潺潺，流管枕间”，这就是李新渴望的安定平和，这样的环境的确能给疲惫的心带来慰藉。整篇文章淡而有味，挥洒自如，充满了率真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