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微的人格追求
郑少微生活于北宋末年，彼时党争连绵不断、酷烈异常，攻讦之风盛行，文字狱蔓延，政局大坏，人人自危，由于政局动荡不定，许多正直的士大夫身不由己，挟裹其中，历尽坎坷甚至命丧黄泉。郑少微一生久滞下僚，文名亦不显，其当时是否受党争影响，史无详载，但据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十八：
《木雁居士集》，郑少微，字明举，华阳人。少孤，力学，登元祐进士第。始就试礼部，东坡知贡举，黄鲁直与较艺，得明举，由是赫然。古郫杨天惠、三嵎李新，皆以文名，时人号为三俊。按：少微在宣和间上书言时政坐废，家贫无田宅，栖成都金绳院十五年，不变其守。学益古，文益工，晚号木雁居士。有集行于世。德阳旧志载少微政和中知县事云。[1]
郑少微在元祐三年（1088）进士及第[2]，是苏轼的门生。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去世，旧党失去权威领袖，迅速三分为程颐为首的“洛党”、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刘挚、梁焘为首的“朔党”。三党之间，或因政见之异、或因人事倾轧，或由学术流派的不同而相互攻讦。苏轼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后，第一次为学士院试馆职所撰的策题，就遭到程颐门人朱光庭的弹劾。在郑少微进士及第的第二年，苏轼再次被排挤出京，第二次赴杭州外任。苏轼是蜀党魁首，在其屡受弹劾之时，郑少微作为苏轼的门生，其仕途或许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郑少微及第后所任何职，已不可考。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崇宁元年九月十四日，诏开具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邪下：王萃……郑少微、王知常……”[3]则郑少微曾在元符三年（1100）响应哲宗皇帝号召，上书谈论时政，并在崇宁元年（1102）被坐邪下籍，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有十四年时间。这十四年间，苏轼从杭州到吏部、从颍州到兵部、礼部再到扬州、定州、又一路被贬到惠州、儋州，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去世。郑少微有一篇《东坡赞》：“四十年来捉麈尾，世人欲杀故当尔。海瘴昏天了不惊，闻有真丹滋发齿。”[4]文中所说“四十年来”当指苏轼出蜀为官之后的四十年，所以才会有后一句“世人欲杀故当尔”，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进士及第，绍圣四年（1097）谪居儋州，所以才有《赞》中所说的“海瘴昏天”，在这篇短短的赞里，郑少微既表现了对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经历的同情，也表达了对他旷达自适、乐天逍遥的人生态度的赞扬。这十四年，想来郑少微的政治命运也同晁补之、秦观、黄庭坚等苏门学士一样，在激烈的党争中随苏轼一起浮沉。郑少微入邪下籍这一年，苏轼已辞世，徽宗皇帝改元崇宁，即推崇熙宁之意，朝廷又开始重用新党。但此时的新党已是以新入相的蔡京为首的一帮小人，崇宁新党之手段比绍圣新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旧党来说，更残酷的打击开始了，凡旧党人士，皆予以废黜，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不管是否身亡，都被刻入元祐党籍碑，榜之朝堂。逝者已矣，而生者仍要继续遭受磨难。郑少微在入邪下籍之后又遭受什么样的磨难，也已无法详考，他唯一可知的实职是在政和年间（政和纪年凡八年，1111—1118）任德阳县令，在宣和年间（宣和纪年凡七年，1119—1125）又因上书谈论时政，获罪罢职，因家贫无田宅，寄居于成都金绳院十五年，但能“不变其守”、不屈其志。又据《蜀中广记》卷四十二记载，他后来还“徙居临邛”老家，“官至朝请郎”。朝请郎为正七品寄禄官，也许是郑少微任德阳县令时所挂朝籍。
郑少微一生坎坷多难，但秉性不改。他的好友杨天惠《渊乐堂记》称他：“生岷峨之崖，长邛崃之墟，出入于脂膏、游侠之窟，而其心泠然，独追正始、永和之人而师友之。”郑少微追求的是像竹林七贤、何晏、孙绰等正始、永和名士们恃才放达、不拘礼法的清妙风度。他也曾在“金寒玉暖，五十有余年，而后得寄禄第七品，赋秩四百石”后，“辟五亩之宅，治百塍之田。于是稍斥隙土，筑小堂焉，名之曰‘渊乐’”，目的是“会将致为臣，归老于其家”。郑少微命堂为“渊乐”的含义，他曾在给杨天惠求记的信中提及：
予，癯儒也。暴享此，得无有物瞰之？因书韩公《示儿》诗曰：“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夫经之勤，营之剧，悴形忍性，磨以寒暑，而偶有获焉。此韩公诗之所以饰喜，而予欲记之，亦以志难也。唯是名堂之意颇有以，而或者未即晓之。今夫渊明嗜酒，乐天亦嗜酒；渊明工诗，乐天亦工诗。凡语故事者，夫人知其然，乃予所以千载尚友之意，殆不其然也。子盍忖予心而试发之。
在建造好渊乐堂后，他就手书韩愈《示儿》诗，韩愈以之饰喜，而他以之志难。韩愈《示儿》诗，后人以为多言利禄、表露韩愈俗人心态，非议颇多。韩愈家世孤寒，自小就多次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并肩负着振兴家族的重任。韩愈处于一个士庶混杂的时代，韩愈也既有追求理想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细考韩愈生活的时代及其家世、早年经历、命运格局、人生理想，我们可以发现其《示儿》诗背后是韩愈“对家族的爱和责任、他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借此可以还原一个重亲情、重责任、不伪饰，既畏天命又积极有为，不离世间常情又立志为圣的真诚文人形象”[5]。与韩愈早年经历相似，郑少微“少孤力学”，在五十多岁时，终于为自己建造了渊乐堂，其心境恐怕也与四十八岁的韩愈“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相似，所以他说自己与韩愈“名堂之意颇有以”。接着，他详细阐发了“渊乐”的含义。陶渊明与白乐天都好酒又工诗，堂名分别取渊明之“渊”与乐天之“乐”，是要表明自己也喜欢喝酒、作诗，愿与古人为友的意思。最后，他还让好友杨天惠对“渊乐”之意进行阐发。而杨天惠认为：
夫论人者，无论其人，而论其人之天。按渊明以微故辄行，而乐天以直言屡黜，是其过人已远甚，然尚非其巨者也。晋、宋之交，新故糅分，朝而南，暮而北，未见有坚明不二者也，独渊明逍遥前去，无所回其迹；牛、李之祸，簪笏偾路，朝为卿，而暮为虏，未见有脱遗无预者也，独乐天耿介中立，无所蹈其瑕。倘者先生所以取二子，宁是耶？抑非欤？[6]
郑少微是想要取陶渊明在“晋、宋之交，新故糅分，朝而南，暮而北”之际“逍遥前去，无所回其迹”和白居易在“牛、李之祸，簪笏偾路，朝为卿，而暮为虏”之际“耿介中立，无所蹈其瑕”两层意思。他想在当时激烈的党争中象陶渊明一样不问世事、远离纷争，又想象白居易一样不偏不倚、保持自己的节操。
郑少微晚年为自己取号木雁居士，他在《自赞》中这样评价自己：
欲置之庵岩兮，则神气甚锐，与世攀缘；欲贲以轩裳兮，则高视阔步，脱去枸挛。量虽褊，尚可容卿百倍；笔虽拙，犹堪倚马万言。褒博奋麈，御风泠然，盖所谓不夷不惠，而处乎木雁 之间。[7]
在这里，“攀缘”指的是心随外境纷驰而多变，如猿攀树枝摇曳不定。“轩裳”代指官位爵禄。“褒博”是褒衣博带的省称，指古代儒者宽衣大带的装束。“奋麈”用的是清谈家孙盛与殷浩奋掷麈尾相对辩论以致至暮忘餐的典故。御风泠然用的是《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典故。“夷”“惠”指的是伯夷、柳下惠两个古代廉正之士。木雁则用的是《庄子·山木》的典故：“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8]由此看来，郑少微希望自己能够不为现实俗务和名利所拘，追求道家那种御风而行的轻妙，追求魏晋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想在当时酷烈的党争中保持一种不夷不惠，处于有才与无才、介乎于有用和无用之间的避祸姿态。正如他所钦佩的老师苏轼一样，哪怕在世人皆欲杀的情况下，还是常捉麈尾，潇洒翩翩；哪怕是到了海瘴昏天之域，仍能不惊不怖。郑少微也曾赞扬黄庭坚：“卓卓涪皤[9]，水月一境……碑照四裔，屦满户外，皤不能拒，辄代皤对”[10]，在他看来，黄庭坚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如水月一般清澈的性情。的确，在面对人生苦难时，黄庭坚和苏轼虽然都一样坦然面对、走向超越，但黄是心性中的渗透，苏是体验后的超越。黄庭坚的处世哲理为“以不变应变”[11]，远离政治、倾心艺术，冷眼旁观时局变幻，以理遣情，逍遥而不消沉，而这也正是郑少微所追求的境界。据黄庭坚《山谷集》，他与郑少微两人都与四川富顺的刘静翁有诗文酬答。《山谷集》卷十五《赠刘静翁颂四首》前的小序称：“郑明举《赠刘静翁四颂》，劝之舍俗出家，词旨高迈，玩之不能释手。然静翁在家出家，无俗可舍，因戏作四颂以赠行。”《山谷集·别集》卷三《别刘静翁序》称：“有郑少微明举者，成都名士也。称静翁纸帷布被，琴鹤以为行李，似不能不求于人，而未尝发于词气。”[12]身在俗世，心怀玄远，不以纸帷布被为意，唯愿琴鹤相随，在纷乱的世事面前，保持心态上的轻松洒落和潇洒适意态度，这也许也是郑少微心向往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