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再服官箴
历经十余年蹉跎，李新再也没有进士及第时的豪气。他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低吟“士不得志，故嗟叹之”“物不得平，哀也无期”（《蛙赋》）。他曾想隐居山林，过“黄蓑老翁守钓车，卖鱼得钱还酒家”（《渔父曲》）的生活，甚至宣称“金印莫疗饥，珠玉难可肥”（《劝公乐》）。也许是对穷困潦倒现状的不满，也许是受北宋时代“达穷皆兼济天下”精神的影响，李新对功名仍念念不忘。但因言获罪事件也让他对官场环境的恶劣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明白以自己“立朝无亲、居府无助”（《上赵龙图书》）的背景，不努力是不能成功的，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与自己有一定渊源的蜀籍京官、蜀地官员身上，不断卑微而又屈辱地干谒。为此，他甚至检讨自己当初上书言事的行为，称自己“自庚辰之初得疾，迷罔怔忡瞀妄，谓白为黑”。值得一提的是，李新的《上王右丞书》，被四库馆臣用于证明李新“先受知苏轼……然一经挫折，即顿改初心”“其操守殊不足道”的证据，认为是“颂王安石”[23]。以颂王安石来证明李新操守不足道，逻辑上是不错的，但李新该文所称“王右丞”非王安石，而另有其人。李新在文中明言“某居蜀四千里外，调官穷陬，凡三十年”，又称扬对方“人所宗仰，不减舒王、文忠公”，李新“调官穷陬”是自元祐五年（1090）左右作南郑丞始，三十年后即宣和二年（1120），而王安石亡于元祐元年（1086），且文中称扬对方“不减舒王”，舒王即王安石本人，是宋徽宗政和三年（1112）追封的封号[24]，该“王右丞”当然不可能是王安石，《跨鳌集》中也没有给王安石的上书。该文中“王右丞”实为王安中，据《宋史·宰辅表三》：“（宣和元年十一月戊辰）王安中自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除中大夫、尚书右丞。”“（宣和三年十一月丁丑）王安中自中大夫、尚书右丞迁尚书左丞。”[25]王安中任尚书右丞在宣和元年至三年（1119—1121），李新给王安中上书在宣和二年。王安中比李新小11岁，年轻时曾师事苏轼、晁说之，后又背叛师门，交结蔡攸、王黼等。相比王安石，其人品一直为人所不齿，四库馆臣更是称其“佻薄”“奔竞无耻，更为小人之尤”[26]，李新颂这个“王右丞”的行为肯定比颂王安石更能证明其“操守殊不足道”，可惜四库馆臣没有认真阅读李新原文就妄下论断，失去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也许真是干谒起了作用，在“得罪流落，闲居八年”（《上许运使书》）后，李新有了再度出仕的机会。其《潼川二顾相公祠重画记》称“更大观岁号，某摄梓司寇”，《上赵龙图书》又称“岁在大渊献，某摄梓司寇”，大渊献是亥年的别称，更岁号的大观元年是丁亥年。则其再度出仕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职位是梓州司寇参军。而《宋史翼》卷六认为：“大观三年三月赦书，与韩维等九十五人同出党籍，并叙官。”[27]将李新出党籍时间记为大观三年，误；认为李新于该年再度叙官，愈误。在出任梓州司寇之后的11年，李新又迎来仕履生涯中另一个重要机会—— 修建潼川城。据其《进潼川府修城图状》：“臣等恭承政和八年五月日御笔，访问梓州城壁。”则此次修城是秉徽宗皇帝旨意，始于政和八年（1118）。李新记有《潼川府修城记》，详细描述了梓州新城形貌，是我们了解北宋梓州城池的重要文献，据该记，此次修城“役起于十月壬寅，休役于二月丙午”，则竣工时间为重和二年（1119）。修城完毕后，李新在其《上郑枢相书》中称：“陆沈州县，三十许年，始以城役改官。”创作于宣和三年（1121）《上李承旨书》也说：“去年春，始以潼川城赏改官。”据此可知，李新因修城有功，于宣和二年（1120）改官。改官后任何职，李新没有明说，但其《更生阁记》记录了自己参与平定静州之变的过程，政和丁酉年（1117）静涂诸羌发生叛乱，前去平叛的官军大败。绵、茂分屯后，李新随钤辖张永铎前往平叛，乘船过程中，同行的七人皆溺死亡，独李新逃脱，后又得瘟疫差点死去。文中李新称“予昔以书记从戎”，又称“宣和癸卯（宣和五年，1123）八月，误恩贰郡”。其《茂州到任谢启》亦云：“溺深救至，蒙河伯之不收；病极更生，无扁鹊而小愈。”绵、茂分屯时间已不可考，但其“以书记从戎”当在政和七年（1117）至宣和五年（即癸卯年，1123）间，且在其到茂州任职之前。此处“书记”当为“节度掌书记”之省称，为方镇节度使府的幕僚，梓州在北宋末年为潼川府府治，因此，李新所任“书记”当为潼川府或梓州的掌书记，其所称“贰郡”即梓州、茂州，掌书记职就是改官后任职，而到茂州任职则是在宣和五年（1123）。除《茂州到任谢启》外，李新对推荐自己修城、举荐自己改官的徽猷阁待制席益、梓州路转运使赵遹等一一写了谢启，但均未明确提及在茂州所任何职，《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收录李新《乞戒饬郡守劝农不以其实札子》卷一百二十收录《乞州郡讲习五礼新仪》[28]，这些奏疏时皆称“徽宗时通判李新”，则李新在茂州所任为通判一职。此次改官茂州，李新称自己“郡守承宣，虽资辅佐”（《茂州到任谢启》），也可作任职通判的佐证。在《茂州到任谢启》中，李新感慨：“雪山轻重，不系去来，越岷峨深入于不毛。”虽嫌弃其偏远，但期待已久的升迁仍让年近花甲的他感到振奋。此次升迁再度激起了对博取功名的强烈愿望，表示自己“愿引车而改辙，不忘终身；将洗心而事公，请自今日”《谢黄都大启》，甚至称自己“再服官箴，犹起功名之念”（《谢谢转运判官启》）。
据《全宋词》：“（李新）大观中为普州司法，宣和间为资州司录。”[29]李新在大观和宣和间还分别担任普州司法和资州司录。普州司法一职，李新在诗文中屡有提及。《跨鳌集》卷八有《和任普州冬至日作》诗，《再与赵运使（其六）》称：“至普初三日，已定割职事。”《与泸南安抚（其一）》又称：“某前月未到普，此月初已交职事。”这两处所说职事应该就是指普州司法参军。其《普州铁山福济庙记》云：“（大观）三年春，彻而新之，麾工徒，悦殿构。……会某从赵使者城纯兹来归，任公竟以西山之役，属某与安岳令马观。”则李新至普州任职在大观三年（1109）。另外，李新还有一篇《纾情赋》，是为纪念自己早夭的儿子奏雅所作，序中称“冬十月行县，宿乐至池”，“行县”即巡行所主之县，北宋时乐至隶属普州，因此，儿子奏雅夭折应该就在李新担任普州司法期间。资州司录一职，《全宋词》所据应是《方舆胜览》卷六十三的相关记载：“李新，字元应，隆州人，为资州司录，东坡命赋《墨竹》，常称赏之。”[30]同书卷五十三亦云：“李新，仁寿人，元符上书入党籍。”[31]②据《宋史·地理五》：“仙井监……宣和四年，改为仙井监。隆兴元年，改为隆州。”[32]祝穆是南宋人，仁寿在南宋时隶属隆州，所以李新既是隆州人也是仁寿人，两卷所说李新是同一人。查李新存世诗文，除一首《资州邓园》描写资州景物外，并无任何关于资州任职的记载。不过，祝穆生活的时代距李新较近，其说应有一定可信度。祝穆也没有提及李新任资州司录是何时，但不知为何，《全宋词》却将其定为“宣和间”。从李新的任职情况来推断，宣和间任资州司录不太可能。因为其大观年间担任梓州司寇、普州司法参军，政和八年（1118）至重和二年（1119，此年改年号宣和）参与梓州城的修缮，因修城有功，朝廷奖赏他，给他改官，既然是奖赏，不太可能让他继续担任与司法、司寇参军同级的录事参军[33]。所以，李新任资州录事一职应在大观元年（1107）至重和二年间。
羁置遂州至改官茂州期间，李新曾有两次进京的经历。其《上李承旨书》云：“某叨冒元祐第，闭伏东西蜀二十年，始再游京国，……遂束书以归，又十二年矣，复一来。”以元祐五年李新进士及第推断，其进京时间分别是大观四年（1110和宣和四年（1122），两次进京，他都留下了大量的干谒诗文，可惜他再也没有得到进京做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