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序二

通于史者善为文，精于文者易入史，中国传统文化因一直有这种文史哲互融的肥沃土壤，所以无心插得柳成荫的情形是很常见的。何元均先生厚积于文，长年盘桓于文学之乡，年轻时执教于杭城，也曾研习岐黄于乡野。后治学于象山，怡然桃李满园，在晚年却转而治史，稍为薄发，即成《象山古代史事管窥》。今嘱后学为之序，实在是不胜惶恐而又欲辞不能。

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事件的记录。“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而当今的史学观可谓纷纭史林。诸如“活动说”（瞿林东）、“学问说”（吴泽）、“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整合说”、“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等等，让人莫衷一是。然而，这些说法，并非故作骇人之语以求标新立异，而是兀兀穷年的史家们基于时代氛围与个人素养，或体验、或推导、或实践、或顿悟的结果。何先生因不是史家正宗出身，所以没有经院式的思想桎梏和繁琐的理论干扰，他只是想驾“历史学家的”“如实叙述”之车，走出一条简洁明快的“写出真实”之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管窥象山史事，从史前到唐、五代、宋、元、明、清，共集六七十篇文章，对象山几千年的文明史做了似点击式，又似地毯式，也似内窥镜手术式的研究与解读。其真知灼见之处，对我们研究象山历史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

纵观全书，我发现何先生治史的特点，即大处观照，细处入手；横向联系，纵向延伸；钩沉探隐，补阙拾遗；处处小心，勇于求证。拓宽了我们对象山历史研究与认识的思路，确实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效果。

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指出：“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何先生的研究就是这样，首先摆出象山历史史实，然后对第一个层次进行思维的构造，从中发现许多新问题，从而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或用理解，或以诠释，或以体验之镴，重新焊接起诸多象山历史的断残之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对于秦代徐福，他认为象山是徐福东渡的始航地，其分析是合乎情理的。回溯象山建县历史，必然会涉及一个“安化乡”的问题，对此先生花了许多笔墨对安化乡作了一个大致的框定，使后人知道安化乡大致的来龙去脉，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对《蓬莱观碑铭》的补阙与注释，是先生一大贡献。蓬莱观碑是象山历史的珍宝，里面隐藏着许多象山珍贵历史材料，先生凭借深厚的文言功力，进行了解读，甚至为“碑铭”的空白处补阙，不啻为后人进入历史殿堂送上一把金钥匙，可谓功德无量。“史事管窥”对唐代象山县域进行了考证，认为陈汉章先生《民国县志》中谓“五乡之里俱失传，惟应真乡、保德乡、三山里、彭姥村可考”一句，后人读作“惜唐五乡，俱失传”，铸成大错。他认为象山“唐五乡”应为：游仙乡、归仁乡、政实乡、应真乡、保德乡。此虽为何先生一家之言，但不能说没有参考的价值。对于宋初象山降为下县的原因，陈汉章先生据《文献通考》“四百户以下设下县”一句，推定象山当时人口在400户以下。何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

笔者不敢苟同，其据有三：一、吴越王纳士归宋奏表称，其所部“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零八”，即以百县计，每县平均在5500户以上；二、吴越国期间，象山先后建有一定规模的寺院14所，如户口在“四百以下”，有能力建寺吗？有人烧香吗？三、据宝庆《四明志》载，象山建于宋初及以前之大寺院均拥有常住田。前文已具体列举，当时的16所寺院共有常住田5933亩。如果把这许多水田分给400户农民耕种，每户可摊14.8亩。寺院而外，难道其他百姓就没有水田？400户人家就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了？不论于事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据此，先生提出象山降为下县的原因，应本乾道《四明图经》所说：“以地不相属，降为下县。”

笔者拜读了先生这段文字，认为先生立论稳健，所据皆实。这是先生在此书中写得较好的典范，由是可见先生历史考证中所下的工夫。

象山智门寺，宋有黄庭坚书《赤壁赋》碑，洵为稀世珍宝，然此碑从何而来，缘何失去，未见旧志有载，遂成千古之谜。先生不轻易放过，更不就事论事，而是把此碑失落这样的小事件置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予以放大，结果就联系到“乌台诗案”，联系到崇宁元年（1102）立“元祐奸党碑”这样的历史大事件，识扁舟一叶于波澜万顷，让读者体验历史的深邃与壮美。何先生认为，时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苏轼、秦观、黄庭坚等大小官员109人皆被目为奸党，后扩大至309人，这场宋代政治风暴使象山智门寺《赤壁赋》碑成为寺僧结交“元祐奸党”的罪证，自当在销毁之列。而能有这样的发现后，对来自民国《象山县志》的《智门寺院记》（县令徐敏求于崇宁二年八月作），何先生凭文人的细腻与敏感，硬是钻进徐敏求隐晦闪烁的词缝中，终于发现智门寺当年受到“整肃”的命运。通过印证，合理解释了智门寺黄庭坚书《赤壁赋》碑下落不明的原因。

对于元代象山的历史研究，历来都是比较缺失的一环。先生对史事进行了疏理，勾勒了元代象山的基本轮廓，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登堂入室的阶梯。《大瀛海道院记》解读，使苦于文言的后人得到了阅读的方便；《方国珍与王刚甫》一文，较为完整地勾勒了元末明初象山历史画面，文章对方国珍与王刚甫两个人物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褒贬自有分寸，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昙噩和昙耀》挖掘象山元末明初两位享誉全国的知名高僧的事迹，文中有一个重大发现，即推定昙噩禅师的世寿可能有109岁。根据历史记载，昙噩圆寂于明洪武六年（1373）法腊八十有九“。一般人都误以为昙噩禅师年“八十有九”。其实“法腊”与“世寿”是有区别的，世寿应是法腊加上俗世（成为僧人之前）年龄。先生于细微处思考，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象山历史研究中十分难得的成果。

总而言之，《象山古代史事管窥》是对清代以前象山重大史事有选择的通览，让你在一种较为宏观的背景下观照偏海一隅的象山曾经发生的种种。有人认为：“历史学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如果听众或读者觉得有如亲历其境，目击其事，而且称赞作者的技巧，那么历史学家的雕像就算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劳动就不是白花了。”何先生著述本书可谓呕心沥血，经几年才集腋成裘，劳动成果有目共睹，不是笔者所能一一陈述的，从中亦时见先生纵横捭阖的行文特色。

但影子总是因为光明而生。书中对一些史事的阐述并非无可商榷之处，有些推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值得斟酌。如关于元代南田樊氏的推定，就显得立据不足，文学性偏强。有些史家认为“历史学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的调子的”，但是语言永远是真相的遗憾，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历史的描述，永远找不到一种可以完全地精确地加以叙述的语言，如叙述历史而过多地运用文学笔法，往往使人误读，把想象当做历史。有人打了个比方：“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进去的。”这是很有见地的，这也许是笔者的杞人之忧，或浅陋之见，提出来，仅供先生参考，不知当否？

千百年来，对象山历史还少有这样一本成系统的既具有研究性，又以通俗形式写成的著作。其问世，无疑是对象山历史研究的一次推进，或许本著作面世的指导意义会高于著作本身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样板，一种研究的方法，一条探索的路径，一方驰骋的天地。后学不知高低地信手写了这些文字，权当自己的体会。

是为序。

后学张利民谨识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