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乡土文化兴盛一时
乡土文化，指以乡邑的人情风物、历史掌故为记述对象的诗文作品，以及对作品的收录、整理，并兼及人才的培育、活动的组织和经费的支持等等。
清代乾、嘉、道、咸时期，象山逐渐形成了一个振兴乡土文化，咏赞乡土风物，收录、整理乡土文献掌故的时代潮流，历时长达百年。具体地说，姜炳璋的《尊乡集》开其先，乾隆《象山县志》的编纂总其成，倪象占的《蓬山清话》、钱沃臣的《蓬岛樵歌》、倪励的《彭姆诗蒐》继其流，道光《象山县志》、王植三的《彭姆村农歌》、姚燮的《西沪棹歌》以及红木樨诗社的活动收其局。
◎几任贤县令之倡导
象山乡土文化的兴起，有多方面促进因素。清初象山，科第颇盛，顺治九年（1652）周明新、钱捷舅、甥同科中进士。是年无锡进士顾昱来知象山县。顾昱雅嗜山水，揽辔所至，率驻马书鞭，搴帷索句，《调象吟》、《照香集》皆其所著。一日，登邑之北麓寻观澜亭遗址。时邑诸生及浙东西土以诗文争投，将次成集，名日“观澜”，邑土陈所知（康熙三年进士）为之作序。但由于乡邦不宁，只是昙花一现，此后寂然无声。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后，邑令曹鎜、史鸣皋之倡导，乾隆三十四年教谕孙鲤化、训导赵起鲲昆之不断推动，才营造了相应的气候和土壤，促使象山在经史大家姜炳璋之后，出现了倪象占、钱沃臣等一批先后相继、热心于乡土文化建设的文人。
曹鎜，广西全州举人，乾隆二十年，由新昌调象山县令。名御史之后，莅任即修学宫大成门，修凌公（傅）祠，并从陈兆塘凌公祀田中拨出40亩，作为缨溪书院办学经费。翌年，提出修县志，请邑人姜炳璋总修，仁和黄甫、邑人钱鸿基佐之，王德嘉、周圣瑞分校，开局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月。同年八月，因曹令调离而作罢。这位曹令在象山只待了短短一年。礼部侍郎、天台齐召南曾这样评价他：“余居家养病，乡人自新昌来者，必称其令，日‘粤西曹君’。旋调象山，象山人称君如新昌。君引年将归，而苦于贫。名臣之后，复有廉吏，君能不愧其先也。”（《书忠谏曹公奏议后》）
乾隆二十一年接任的史鸣皋，才德双馨。史鸣皋字荀鹤，号笠亭，如皋人。比姜炳璋早三年中进士，以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知县，由昌化县调象山，入《大清一统志·名宦传》。下车之初，“访问利弊，多因民而兴除之。县城南十里有会源、朝宗、灵长等碶，咸以次修筑。又东南有贤昌碘，湮且百年，水无所泄，而民苦田害。鸣皋身相度之。计工以田，计田以力，不费官帑，不伤民财，而事以成”。“在任五年，百废俱举，一以整饬为务。”
史鸣皋治象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是修成乾隆《象山县志》；二是识拔人才，奖掖后进；三是设科举田。
史鸣皋一到象山，为熟悉县情，先读县志，叹其“岁久不修”、“疏略之多”。由于百废待举，“有志未逮”。直至第二年夏天，再请姜炳璋总其事。刚巧这时候同乡好友冒春荣前来探望。冒春荣是如皋名士，曾主纂多部志书，史鸣皋就请他与姜炳璋一起修纂，开局于丹山书院。史鸣皋胸有成竹，先听姜炳璋的意见。姜炳璋在搜集资料方面提出三点想法：一是“以史征志”，“史之所详，志不得而略也”；二是“以志征志”，“博求古志”，“以郡志征邑志”；三是“以集征志”，“前人诗笔，皆志征也”。史鸣皋肯定了姜炳璋的见解，又提出两点：在史实方面，“往往邑中利弊，有士大夫不知而野老历历能言者”，还要重视采访；在体例方面，应“不惮远购”，如黄宗羲之《余姚志》、陆稼书之《灵寿志》、赵浚谷之《平凉志》、康对山之《武功志》、李仲元之《宁化志》，都值得广泛借鉴，“取其长而弃其短”。而且史鸣皋亲自审读修改，“每进一帖，余为之铲繁复，核名实，抉幽隐，定指归，慎之慎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鸣皋并不是一个只挂空名的“主修”。
史鸣皋“暇则莳花种竹”，重葺衙署内“三友堂”，与邑内士子谈诗论文，吟咏唱和。而于倪象占等青年士子，更是加意培植。倪象占“以童试受知，时招入署，勤诲诗文”，并及书画之法。象山科举田之设，其缘起亦由于倪象占家贫，“公顾其寒，以田洋湖塘田百亩为膏火”。其时该塘初筑成，田正在“养淡”。后象占奉父倪泰庵先生之命，“告公请作科举公费以广惠，公从之”。“养淡既成，计田共一百五十亩”，史令即以此所入，“作为士子乡试、会试路费，名曰科举田”。倪象占为此订了《科举田条约》，其惠于象山士子者非浅。（引文均出自《蓬山清话》）
在此之前，康熙六十年（1721）丹山书院创建时，邑令马受曾“置田四十九亩奇，又湖头塘田三十五亩”；乾隆二十一年（1756）邑令曹鎜拨山田二十三亩、陈兆塘田四十亩予缨溪书院，以为士子修脯膏火及修缮维护之资。
◎主教政者二三事
乾隆三十四年（1769），孙鲲化由举人来象山任教谕。这一年也是姜炳璋由四川告病归里的时候。孙鲲化在任十八年，为象山的文教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十八年间，训导赵起鲲是他志同道合的好助手，县令华瑞璜、袁淑先也都给他以理解和支持。
孙鲲化，号后斋，长兴人。“工文章，著《金丹文谈》，风采议论往往倾倒一座。爱才若命，乐育为怀，学者多所造就”。钱沃臣就是他的高足。邑人钱鸿基曾有诗赞之云：“方丈蓬壶路不赊，亭亭独立莫兴嗟，权将凤跃溪头水，散作丹山树树花。”
孙鲲化掌教十八年，有几件事是很值得称道的。
第一件事是识唐蓬莱观碑于土中。他履任的第一年，邑人于蓬莱山下掘土时发现一块石碑。孙鲲化登山察看，识为极有价值之唐碑，即移置于学宫明伦堂左，筑亭覆之，名曰“宝贝亭”。此碑出土，填补了唐代象山历史中的一段空白。时姜炳璋、倪象占等都在邑，倪象占亲临碑前一一眷录之，迄今还被学者所反复引用。
第二件事是选编刻印县学课艺（习作）。孙蛆化手植红木樨两株于学舍，因名之谓“红木樨斋”。后刻《红木樨斋课艺》凡三集，县令袁淑先为之作序，略云：“象邑居宁属，又最僻左，士民风尚朴素，其未尝耀其奇而为采风者所及。然功业文章，代兴不乏。而士子素守谦退、多疑而不敢自信，虽有所蓄，率未尝出以示人，此课艺之所由选也。试观此选，亦足见其力之大而心之勤也。诸生勉乎哉！因嘱付之梓，而序其端。”
第三件事是组织诗社。集邑中耆老，每月一期，携一壶一碟，相集胜地，分韵赋诗，谐其声日“蝴蝶会”。孙鲲化还在学舍辟一室日“蝴蝶馆”，供社友驻足，此乃日后“红木樨诗社”之先声。
除上述宝贝亭、红木樨斋、蝴蝶馆之外，学舍内外还有四友居、墩艮堂、三壬书屋、冷善轩、薜荔山房、虾蟆池、鸲鹤墓等七处，命倪象占画成十幅“寄象图”，孙鲲化每图咏七言绝句一首，同仁竞相唱和。图传入京都，士大夫亦多有赋之者。
孙鲲化任象山教谕期间，钱沃臣是当时县学中的青年土子，爱好广泛，尤工书画篆刻，“所著诗文皆可诵”。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秀才考试中受知于孙鲲化，经推荐，为县令华瑞璜识拔，聘为记室（秘书），使钱沃臣终生难忘。乾隆五十二年，孙鲲化在象山当了十八年教谕之后，终于等来了升迁的机会，补知县，赴吏部谒选。不料到京之后，一病不起，卒于北京吴兴会馆。钱沃臣闻噩耗赴京吊唁，和孙先生的儿子、戚友“同为视殓”（跪送遗体入馆），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与悲痛之情。（见《蓬岛桃歌》）
孙鲲化任象山教谕的第六年（1775），嘉兴举人赵起蛆来任县学训导，共襄教务。赵起蛆名北溟，沉静好学，对土子的举荐，亦竭尽其力。当时县学士子，中秀才后则称“诸生”，许多人屡试不中，叫“困于场屋”，俗称“落第秀才”，即使已有文名，也只能称“名诸生”。诸生都入县学名录，虽有的散处家中，有的外出“谋馆谷”（教私塾），始终都要谒于教谕、训导门下，身份仍是诸生。每当学政来视学，常在科场之外，按规定选录府、州、县学中的优秀者，称为贡生。副贡、拔贡是贡生中之佼佼者，其他尚有优贡、岁贡、恩贡、例贡等。
倪象占弱冠即为县令史鸣皋所赏识栽培，入不惑之年以后，学问修养，诗词歌赋都出类拔萃。奈久困场屋，只能靠教私塾混日子。乾隆四十五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当年，浙江学政彭元瑞为迎接乾隆再次南巡，要选拔一批土子。到了宁波，郡属州县学官入谒，彭元瑞一一询问各州县土子中是否有应对敏捷、才华横溢之人才，可备迎銮之列。各州县学官面面相觑，无人应答。说到象山，彭大人云：“小邑殆不必问矣！”不料赵起鳗突然起身作答：“象学有倪某者，足副大人望。”彭大人愕然，指着案上推荐优贡的材料说：“在是乎？”赵起鲲回答：“渠不欲也！”教谕孙鲲化也起身说：“渠不欲也！”
彭大人有点尴尬，只得笑笑说：“果如是，乃真佳士矣，吾试之。”
第二天，倪象占就以象山风物“红木樨花赋”为题，步韵作诗。彭元瑞阅后有喜色，即引笔评批传示所属州县学诸生“取法”。一夜之间，倪象占名喧郡中。一连几天，考了四次。彭大人阅卷后，就决定叫他离开甬上，跟随左右，等待选列迎銮。秋，被拔充优贡。冬入都，考补镶黄旗教习。当时，这位彭大人是不可一世的文章泰斗，县学的训导和教谕敢如此斗胆直言，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委实难得。从中也可以看到象山乡土文化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