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晟祖孙与象山
从晚唐至五代，军阀横行，兵骄将悍，叛乱与政变反复循环。国家的纲纪和社会的道德秩序荡然无存。兵连祸接，伤亡数动辄上万甚至上百万，以致农事连年荒废，严重缺粮时竟以人为食。象山有幸在吴越国治下过了80多年没有战乱的日子。吴越国存在时间比元朝只少了几年，可惜有关当时象山的记载几为空白。象山时属明州，这里只能借明州的某些史料，借大环境中的一些人事变迁，以窥见象山当年概况。
◎从黄晟持节明州到黄永阶“吏隐象山”
唐僖宗一朝（873—888），明州和台州陷入了悍将夺权的战乱之中。象山处明、台之间，自然屡遭其劫，乾符二年（875），狼山镇遏使王郢劫库兵作乱，“聚党万众”，“乘舟往来，转掠两浙”。乾符四年，王郢为求望海镇节度使不得，二月，掠明州，陷台州。朝廷诏命“二浙福建各出舟师讨之”，明、台之间成了主战场。王郢乱平，羊僎权知州事。从县境多“羊府庙”来看，羊僎倒是个好官。羊僎卒，钟继文继为明州刺史，鄮县人黄晟（一说其祖籍在象山），为其部将。
乾符五年，黄巢引军从中原转攻浙江，经杭州，攻占越州，欲下福建。以无舟船，开凿山道700里。浙东郡县，无不受其影响。广明元年（880），原江陵守将刘汉宏乱中叛唐，旋请降，诏为宿州刺史；又怨赏薄，窃据浙东道。朝廷无奈，诏为浙东观察使。中和二年（882），刘汉宏命其党徒刘文为明州守，杜宗为台州守，进攻明州，自己则进窥浙西（杭州）。杭州刺史董昌遣钱镠率军渡过钱塘江，收越州，斩刘汉宏，救明州。时明州守将黄晟已击败刘文，擒杜宗。董昌因奏授黄晟为浙东道南面副指挥使。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明州刺史钟继文卒，黄晟受众推戴，摄守明州。后黄晟任明州刺史18年，持节明州诸军事，讨平邻寇，保护乡井。乾宁年间（894—897），“黄公往台州收流贼”，驻象山珠岩山，卖地建常乐寺。
黄晟任明州刺史18年
光化元年（898），黄晟秉“保境安民”之国策，发动民工采石，筑明州罗城，周围长18里，扩大了州治的范围；还在城区与江东之间重置浮桥（灵桥前身），方便民众交通。黄晟卒于吴越国天宝二年（909），遗疏不请其子任明州刺史，对府库所藏财物，写明“送使”字样，等待吴越王派员接收，并留下遗嘱，日后将其骸骨，迁回象山常乐寺附近安葬。此后，吴越王钱俶之弟钱亿于乾祐二年（949）起至宋建隆年间（960—963）前后任明州刺史，接任者为钱俶之子钱惟治，任明州刺史至太平兴国五年（980）。黄晟之孙黄永阶亦于钱俶纳士归宋前后，任象山镇遏副使9年。据《民国县志·先贤传》记载：“黄永阶任象山镇遏副使，整躬率物，严厉有察。先是，海寇出入，莫敢谁何。永阶从容备寇，生擒剿戮，民赖以安。居官九年，一旦以志不可满，遂谢事。卜居县东常乐寺祖茔之前村，今珠溪、下庄、溪沿。”明黄润玉赞曰：“鲁丧乐官，入海逾河。公惟五季，远迹虞罗。吏隐象山，子孙靡他。诜诜珠溪，螽斯实多。”
◎五代乱世中的一方“乐土”
平定浙东刘汉宏之乱后，朝廷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苏杭观察使。董昌为政苛虐，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奉，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封爵为陇西郡王。钱镠则为“保境安民”，征集民伕20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围70里。
董昌请求为越王，朝廷不许，遂生怨怒，自称大越罗平国王，改元“顺天”。下属将佐，有反对者，诛其全家。为收买钱镠，封之为“两浙都指挥使”。钱修不受，致书董昌日：“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作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明州刺史黄晟亦致书劝谏，董昌不听。
乾宁三年（896），朝廷令钱镠为浙东招讨使，讨董昌，黄晟率兵响应。及越州城破，抄查董昌府库，有金帛杂货五百间，粮食三万斛。钱镂散金帛以赏将士，开粮仓以济贫乏。董昌兵败被俘，押解途中投水自尽。对于依附叛逆的五千余人，按法当族诛，钱镂赦免而厚养之。为褒奖此役功绩，唐昭宗擢升钱镂为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赐金书铁卷。钱氏从此取得了两浙政权。
梁开平元年（907），朱全忠篡唐称帝，封钱镂为吴越王。梁末帝龙德三年（923）更册命钱镂为吴越国王。
钱氏治浙82年（896—978），对其功过，宋代史家各有褒贬，但有两点是一致肯定的。
一是在晚唐五代乱世中，吴越国能延续82年之久，民众有幸过了多年太平日子。这不但为其他割据藩镇所无法比拟，即以中原小朝廷而论，“五十三年间，易五姓（梁、唐、晋、汉、周）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其能延续82年之原因，首先是由于恢复了国家纲纪和社会道德秩序。钱锣虽武将出身，但讲究孝悌忠信，亲制家训，强调“子孙如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家灭门”。因之，王室内部讲礼让，钱氏三代五王，无一违背祖训。其次是以“保境安民”为国策，82年中很少因重敛虐民引起变乱。吴越国重视安定民生，还广建寺院，劝民向善，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教化的好方法。后苏轼任杭州知府，撰《表忠观碑记》对此颇加赞赏：“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乐之声相闻，至于今不疲。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二是在对中央政权的关系上，钱镂强调“度德量力而识时务”。许多藩镇看到中央政府削弱便急于称帝。钱镂却告诫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度德量力，顺天者存”、“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其后代遵遗训，自然就有较好的生存环境。宋立国之后18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避免了生灵涂炭，对国家的和平统一作了大贡献，也为钱氏子孙的兴旺发达种下前因。对钱镂颇多非议的欧阳修也在《新五代史》中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不被干戈，今其民富完安乐。
吴越国承平日久，”外厚贡献，内事奢侈，地狭民众，赋敛苛暴”。欧阳修提出的几点指摘，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其中“赋敛苛暴”一点，是五代为政的通病，但从地狭而民尚能“众”这点看，吴越国尚有善政。如修筑钱塘，围垦江涂良田，“不辞鞭石畚土之劳，以图经久乐利之计”。又如开拓海运，频与海外诸国交往，“杭州潮水初满，舟楫望之不见首尾”，誉称“三千里外一条水”。杭州台馆豪华，“重檐复屋”，“雕栏花甍，万卉中出”，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户，吴越国时达十余万户。今天杭州的众多名胜古迹，有许多都是当时留下来的。
在五代乱世这个环境中，与中原的干戈不断、民废耕织、十室九空、死者相枕相比较，象山还可以算作一块“乐土”。晚唐至宋初许多氏族迁入象山（参看前文《象山的古村和民族》）。黄晟临终还想魂归象山。其坟墓原在鄞县隐学山，三年后，家人遵其遗言迁至象山常乐寺后。其孙黄永阶任象山镇遏副史九年，“吏隐象山”，就在此安家发族，都证明了象山比明州更适合于居住。
象山古迹中与吴越国有关的记载，有罗隐在石壁上所题写的“东谷”两字。罗隐，原名昭谏，因屡试不第，改名为隐。他大半生不得志，55岁后归依钱修，任节度使判官，此后22年宾主相得，成为吴越国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蓬岛樵歌》中钱沃臣有诗云：“人从四板桥头过，东谷先寻昭谏书。”自注：“城东三里铁溪，又名锦溪，有四板桥。溪旁崖石如壁，刻‘东谷’二字，大二尺许，罗隐书也。”清雍正县志亦有记载：“城东四里，罗隐过此，留题岩壁。”雍正时贡生钱志朗，亦在诗中道及，而倪象占以书后“不勒名”，疑之。陈汉章先生按语云：“唐亡，罗昭谏虽避地吴越，未必留题二字于象山”。把罗隐的“归依钱镂”说成“避地吴越”，显然不了解罗隐与钱镂间的关系，亦千虑之一失。罗隐所书“东谷”两字拓片，现藏于浙江图书馆中。
罗隐在象山的民间传说中留下大量逸闻，应该是他到过象山的确证。钱姓诗人对其祖先与罗隐间关系之了解，当比他人为深，应该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