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元老俞士吉及所历的人和事

五朝元老俞士吉及所历的人和事

元至正二十年（1360）秋天的一个黄昏，象山县城赏门根的书生俞仲殷，在室外躺椅上等候妻子分娩。趁此闲暇，对一首未完稿的诗作些推敲，恍惚睡去。梦中忽得“老桂古香分月窟，移将天下压群芳”两句，正高兴间，耳旁有人召唤：“孩子落地了，是个公子！”睁开眼就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声。仲殷喜不自胜，因遇此吉兆，就给儿子取名”士吉”。

这正是元末方国珍“以节钺镇浙东”的时期，象山已经结束了对“南人”的民族歧视。8年之后，大明朝建立了。俞士吉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会试列乙榜，授府学训导，时已37岁；建文年间（1399-1402）擢监察御史；永乐初（1403）擢佥都御史，两使海外，49岁出知大郡襄阳，10年后擢山东左参政；洪熙元年（1425）授詹事府詹事；宣德元年（1426）授刑部侍郎，宣德五年，以七旬老翁致政荣归。

“知政失者在草野”。37岁以前，俞士吉身处草野，当时所赋诸诗，语多尖利警拔。37岁后入仕途，历经五朝，可称元老，其间并非一帆风顺。其所历之事、所遇之人，亦纷繁复杂，锋芒是磨尽了，多了一份圆熟，对于某些事，这里有必要作些补充说明。借此不仅可读懂俞士吉，亦可进而窥见当时大环境，读懂明代的许多人士。

◎在科举“兴废”中蹉坨岁月

洪武元年（1368），皇帝下诏求贤。象山县两位顶尖的文人钱唐和蒋景高在县令孔立的敦促下，赴京应聘。不久有消息传来，钱唐应对称旨，竟当了刑部尚书，蒋景高初授国子监助教，后被分发回本县当教谕，主管县学。孔县令还登门拜访了县内另外几位知名文士：姜士周、黄思铭和胡景让，表达了要“荐举”的意思。胡景让是答应了，另两位坚决辞谢。不论怎样，文化人又得到了尊重，“九儒十丐”的时代已过去了。

洪武二年（1369），皇帝颁发了圣旨，诏令“郡县皆立学校，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经论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为奖掖入学生员，“月给廪米，每人五斗”。县学的学额，初定20名，后因要求入学者踊跃，力口“增广生员”，不能满足，又加“附学生员”。象山县学的师资优秀，教谕蒋景高、训导胡睿中，都是邑内饱学之儒。当时还规定，成绩优良的生员，可以由县学、府学保送进太学（国子监），优秀的太学生可直接授官；青年士子，要参加科举考试必先入学。俞士吉“自幼岐嶷（聪慧）异常”（嘉靖县志语），从中得到很大鼓舞，十几岁就有幸进象山县学，得到名师的教诲。

洪武五年，举行了明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八月，浙江乡试得举人40名，明州府占14名，解元为鄞人郑真，象山樊余庆亦入秋闱。据郑真《荥阳外史集》记，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明州府以诸进士将计谐（赴京参加会试），设燕（宴），歌《鹿鸣》劝驾（送行）。是日乡贡进士（即举人）郑真、樊余庆等共14人坐以齿（按年龄就座）”。消息传来，初进学的俞士吉和其他县学生员莫不振奋。可惜科举试行一年后即停止。原因是洪武帝急于选拔官员，而所录新进士，大都书生气十足，不堪大用。

自洪武五年至洪武十六年，专行荐举与贡举（从大学生贡士中选拔），规定被荐人年龄要在25岁以上。后来皇帝又发觉其中舞弊甚多，贪赂公行，宰相胡惟庸操实权，门生故吏遍天下，皇权被架空。诛灭胡惟庸之后，朱元璋决心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三月，重定科举取士制。

洪武十八年三月，新科进士放榜。小小的象山县，竟有徐应台、方伯礼、应宗义三人入春闱。捷报传来，合邑沸腾，对县学生员，激励更大。而蒋景高主教象山17年，功不可没，惜明代人因其被明太祖所诛，故作忽略。但公道自在人心，至清代，蒋景高终于入乡贤祠（民国县志）。

令人遗憾的是生员中的尖子俞士吉竟铩羽而归，连地方官员亦为之不平。此时他已满25岁。于是，有司连续几次以“贤良方正”向州郡荐举，士吉不愿接受。他希望凭自己的才学，实现金榜题名。可是，命运之神不肯眷顾，连考三次都名落孙山，直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八月，才中举人。

12年的岁月蹉跎，挫尽了俞士吉的锐气，对功名几乎心灰意冷。然而，也正是这12年间，俞士吉积累了人生的阅历，拓宽了眼界，看懂了官场。

◎遍赋家乡的山光海色

俞士吉三十而“不立”。连续几次科场失意，和象山两位前辈的官场坎坷，引起了他对人生的深沉思考。钱唐老先生迄今还谪调千里之外，精神虽被称道，毕竟也由于粗鲁赣直，自食苦果。业师丹台先生蒋景高，学识渊博，称一方才子。掌教象山十七年，“一时生徒，咸抵于成”（嘉靖县志语）。洪武十八年（1385）科考，海角小邑得进士三人，竟罹“表笺”之祸，身首异处。其原因亦在于事功心切，树高招风。俞士吉深感人生祸福无常，宦海云谪波诡，置身官场者，常如临深履薄。

俞士吉转而读百家之书，览山光海色，寄情吟咏，以抒所怀，留下了许多咏赞家乡风物的诗篇。他上县北丹山的次数最多，吟成了《蓬岛春光》、《丹山夜雨》、《仲秋登眺象峰》、《游丹山》诸篇；东至贤庠、海口，有《东村牧笛》、《海口涛声》；西到黄溪、墙头、西周，有《黄溪夕照》、《西沪渔歌》、《姜屿晴岚》；北到陈山、湖头渡，有《陈山晓渡》、《湖头野色》，南到石浦，有《石浦秋霞》。这些诗中有春光、秋霞、夜雨；有山景、野色、涛声；有牧笛、渔歌；有夕照、晴岚。诗篇描绘了明代象山神奇秀丽的山光海色，展现了边远海邑的风土人情，今日读之，仍令人神往。象山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像俞士吉那样，用工整的七律，绘声绘色，全面展现象山各地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

史称俞士吉“善诗，爰笔立成”，可惜留到今天的太少。细读《象山历代诗选》中所载其12首七律，觉得俞士吉前期和后期的诗风已有所不同。下边试录同样以咏丹山为内容的两首诗，并加比较，从中可看出俞士吉思想境界的变化。

蓬岛春光（前期作）

碧桃春醉地仙家，蓬岛睛光丽物华。

丹井砂明金作底，石田烟暖玉生芽。

庭前鹤映三花树，洞口人酣五色霞。

更倚东风望瀛海，楼船应是到天涯。

《咏丹山》（后期作）

为访蓬莱到此山，晓披浓雾重跻攀。

紫藤乱挂苍苔蹬，绿树重遮白石关。

岭上群羊何日起，云中白鹤几时还。

仙家犹是成荒址，生世营营总是闲。

从两诗内容看，所云“丹山”，指丹城背后的蓬莱山。其具体方位，似定格在石屋。所云“地仙”、“仙家”包括徐福、陶弘景及曾经居此的僧道。

《蓬岛春光》是一幅春光明丽、色彩鲜艳的山水画。诗人融古今风物于一炉，加以渲染。首联点题，“地仙家”谓地仙们所留下的家园。借助地仙的传说，引发读者联想，这就使春日晴光煦照下的蓬岛美丽风物，平添神奇色彩，有如把一杯白开水变成酽酽的、异香扑鼻的浓茶。颔联两句，承“地仙家”余意，写眼前景色：丹井和蓬莱泉都清澈见底，其中洁净的黄沙，有如一层金底，石田（石屋八景之一，后称“移情台”）在日光下蒸发出来的水汽，透出暖意，水汽笼罩下的石花，又依稀是美玉生芽。颈联转而融入对当年“地仙家”的想象：招鹤峰（石屋八景之一）庭前的白鹤与杂树上的繁花交相辉映，石屋洞口的人们置身于彩色云霞中所得乐处，令人陶醉。尾联更推进一层，把自己和古人融成一体，无法分清彼此，“倚”（此字用得妙）着东风，极目大海，料想当年徐福求仙的楼船，应该是到达目的地（天涯）了罢。

《咏丹山》则是处处从“成荒址”着眼写景。首联先说此游之目的，是慕名而寻访“仙家”旧址，清晨冒着浓重的大雾，再次登攀。颔联写到达之后，看到物是景非，满眼荒疏：石磴因长久没人走而长满青苔，连青藤也爬上去了；白石关即石屋，掩遮在重重的绿树之中。颈联写抬头、放眼，看天、问天：眠云坞（石屋八景之一）后背岭上羊群一样的白云，是哪年哪月开始有的？曾在招鹤峰（石屋八景之一）栖息的白鹤，放飞远方，什么时候才回来？接着，自然归结到“仙家犹是成荒址”一句，显得舒卷自如。

一般诗到这里感慨“物是景非”，其意已尽，但本诗还有深一层寓意，转出最后一句“尘世营营总是闲”，用以显志。

末句中的“闲”字，不能错解。《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汉书·贾谊传》：“今之卖僮者……，纳入闲中。”可见“闲”是用木栅围起来贩卖奴婢的大框框。诗人经历了二十几年的世事变迁，深感为官者“伴君如伴虎”，至于一般平民百姓的祸福无常，更不用说了。一个随手拈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闲”字，真是说穿了当权者的凶狠忌刻，道尽人世间的辛酸。

这两首都是好诗。前一首由如诗如画的春日风光，引出五彩缤纷的想象和回忆，融眼前现实与千年往事于一体，难分彼此。全诗以情趣胜，发人遐想，引人入胜。后一首着重写眼前之“荒址”，卒章悟出人生哲理，以理趣胜，发人深省。两诗均为严谨的七律，善用虚字，对仗工整而句法灵活变化，颇见诗家功力。

◎从府学训导到佥都御史

洪武二十九年（1396），步入中年的俞士吉，总算中了举人。翌年二月，赴京会试，又名落孙山。好在明代还有个乙榜，录不第进士中成绩比较优良者。俞士吉列乙榜，授山东兖州府学训导。

训导作为府学教授的助手，职责是指导府学生员再修四书、五经，主要还是必须教会其“制艺”，即应付考试的八股文。

八股文原为便利考试官阅卷而设的一种特殊文体，创设这种文体的是刘基。其后果是大大束缚了天下士子的思想。明代八股文作得最好的有王鏊、唐顺之、归有光三大家，尤以状元出身的王鏊（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最受人称道。俞士吉入县学后的20年也经常揣摩其作法，但实在不喜欢八股文，这也许就是他未能高中的原因。

俞士吉学了20年八股文，教学上游刃有余，但觉得太无聊。正好在建文帝登基（1399）之后，重用其老师方孝孺，都察院的左、右都御史练子宁、景清都是方孝孺的门生，也想广开言路，物色人才。这时候俞士吉上疏言时政得失十余事。朝官们见到奏疏，颇为赞赏，都察院的两位都御史也连连点头，于是，擢升为监察御史。

说到都察院，是明朝的一大创举。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最恨官吏贪墨渎职，于是把过去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扩大编制，监察御史增至110人。当时全国分为13道，其中10个道每道8人，3个道每道10人。监察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随时到全国各道下属州县察访官风民情，把察访结果直接呈报皇帝。如有特殊需要，还加一个“巡按”头衔，“代天巡狩”。按临所至，审录罪囚、吊刷案卷、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剪除豪蠹。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闻风震慑。监察御史只是七品官，权大官小，也是朝廷对御史的一种制约。如自身犯法，则罪加三等。

俞士吉在建文年间（1399—1402）当了三年监察御史，史传上只记录他去过两个地方，一次是“出按凤阳、徽州”，一次是“又按湖广”。用了“按”字，可见有“巡按”身份。凤阳是朱元璋老家，徽州是许多勋臣的家乡，又是商业较发达的地区，当时属中央直隶。这样的地方，难处理的案子很多，看来是许多事都难下结论，要奏请皇帝裁决，所以说俞士吉“议论切直”。至于“湖广”，含今湖北、湖南。地域大，所积的悬案、疑案、冤案，自然不少，官场风气亦亟待整饬。俞士吉此次巡按湖广时间长，处理了许多案子，“辨释疑狱，风纪肃然，政绩尤著”。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夺皇帝位，史称成祖。八月，分遣御史察天下利弊。这段时间，俞士吉正从按湖广回京奏报。九月，明成祖论功分赏群臣。俞士吉由于长期出差，“出按风阳、徽州”“又按湖广，政绩尤著”，更重要的是俞士吉平生“不喜竞趋”，从不奔走于大同乡方孝孺，上级练子宁、景清之门，在官场中对人“不甚亲密”，未卷入靖难之变漩涡。因此，“成祖即位，进佥都御史”（《明史·俞士吉传》）。

◎两使海外，显示上国风范

朱棣登基后，亟须派遣使臣去邻邦宣告，最近的邻邦是朝鲜。《明史·朝鲜列传》对此有记载：“成祖立，遣官颁即位诏。“元年正月，国王李芳远遣使朝贡。俞士吉仪表修洁，举止清雅，应对敏捷，进退有度，文采蔚然，正是合适的外交官。当年十一月，即以佥都御史出使朝鲜。朝鲜为中国近邻，洪武间因国内政变，夺位者欲取得大明承认，年年派使者来入贡陈情。此前，洪武二十七年（1394），国王李旦遣子芳远为使入贡。建文初（1399），李旦“表陈年老，以子芳远袭位”，得建文帝允诺（《明史.朝鲜列传》）。朝鲜渔船，时来中国沿海停泊，对于靖难之变，亦已有所风闻。时隔不久，闻大明使臣到来，心存疑虑，先派陪臣出面接待，姑作试探。

俞士吉此番作为上国使臣，衔皇命前来，不见国王迎接，即以不合君臣大礼相责，拒宣诏书。李芳远闻讯慌忙迎出郊外，俯伏道左，恭迎诏书。礼毕，俞士吉即向朝鲜君臣宣谕永乐帝怀远睦邻之意。国王按惯例，奉送了鞍马、貂裘、黄金等礼物。御史出身的俞士吉，秉持大节，一介不取，显示出上国大臣的清廉风范。翌年正月，朝鲜遣使者随同俞士吉赴京献贡朝贺，此后恪守贡职。两国礼尚往来，明成祖嘉其能慕中国之礼，赏赐亦很优厚。先后赏赐给李芳远的有冕服、经书、金印、诰命、九章、圭玉、佩玉；赏给其后妃的有珠翠、七翟冠、霰帔、金坠；赐李旦疗病的有龙脑、沉香、苏合香油等药物。永乐二年（1404）秋，朝鲜来告李旦之丧，皇帝遣官祭吊，赐谥康献。

俞士吉此行的气度和能力，深得永乐帝赞赏，对他的老成练达，留有深刻印象。恰巧当时浙西（今杭嘉湖及苏淞一带）遭水灾，户部尚书夏元吉、侍郎李文郁已奉诏驰往处理。俞士吉回京后，永乐帝又急命即去浙西，赐夏元吉以宫中所藏《水利书》，俾相讲求而定治水方略。临行赐土吉以豸衣（御史的职务服装），嘱留督浙西农政。翌年，应夏元吉之请，又遣大理寺少卿袁复前去协理。一个地方的水灾，已派驻尚书、侍郎，又随行两名四品督察大员，可见兹事体大。

夏元吉宽厚勤勉，善于用人，率俞士吉等循大禹三江入海故迹，下浚吴淞，上接太湖，按照地形建造碶闸，役使民工十余万。治水期间，土吉随同夏元吉深入工地，穿着便服。日夜策划，盛夏不打罗伞。九月工竣水泄，苏淞农田大利。

时湖州受灾最深，亏欠国赋达60万石。俞士吉拟奏请朝廷免除全部欠粮，还请求从官仓中拨出粮食救济灾民。同僚都认为亏欠60万石之数太大，已超过每年应缴纳数的十倍，建议上奏时减少亏欠数字，以免朝廷震怒，追究责任。士吉以圣眷正隆，小事可以立断，忘记了处官场有如临深履薄。他慷慨陈词：“欺君病民，吾不忍为也，虽得重罪，吾自任之。”最后据实上奏。当时获永乐帝允准，结果万民称颂，两位朝廷特使官声大振。就是因为这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左都御史陈瑛弹劾他们“沽名钓誉，背君市恩”，使俞士吉与大理少卿袁复同系于狱。袁复死于狱中，俞士吉出狱后，谪为办理具体事务的官员。

永乐三年夏，俞士吉又随夏元吉赈灾浙西，发粟30万石，给牛种。灾荒至于吃光耕牛，皇帝方知俞士吉所奏不虚。然而，心中最恶为官“沽名”。以至为明太祖、马皇后举行“荐福”大典时，侍臣献赋，均得笑纳，状元出身的翰林院学士胡广献《圣孝瑞应颂》，永乐帝即传乐师谱成佛曲，令宫女佐以歌舞。士吉也跟着献《圣孝瑞应颂》，却被掷还，还受到训斥：“尔为大臣，不言民间疾苦，乃献谀耶！”直至永乐四年（1406），为了遴选能员出使日本，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永乐帝才想到俞士吉，才被重新起用。

成祖登基之后，日本欲借机与中国通商，接连三年主动遣使入贡，但贡船每夹带兵器及货物，私鬻于中国民间。有人告发，永乐帝心有所虑，未予追究，只是赍赠厚礼，传谕日本相机剿捕盘踞诸岛之海寇。每次遣使臣去日本，只是礼节性的随访，未定两国关系的名分。早在洪武时明朝廷曾遣使责其倨傲，日本竟扣押使臣达两年之久。永乐三年十一月，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中国贺册立皇太子，并缚对马、台歧诸岛倭寇首领20人来献，以示其诚。有鉴于此，朝廷此番所造大臣，务须不亢不卑，随机应变，既不失上国威仪，又要妥善对付隐伏的危机。第二年正月，日本贡船要回国了。永乐帝考虑再三，决定起用当年不辱使命的俞士吉，诏以礼部侍郎衔随贡船出使日本。

宁波为明代指定的对日海上交往起泊口岸，俞士吉先到宁波，随同日本归国贡船出海。抵达日本后，俞士吉奉了皇帝诏书，褒嘉日本捕盗、修贡之绩，赐白金千两，并织金彩币、绮绣衣、银壶银盆、纱帐衾枕等物，及海船两只。封日本富士山为“寿安镇国之山”，永乐帝亲制碑文，赐以铭诗，刻于石碑，立在山上。今天看来铭诗写得并不雅，但内容倒也实在，诗云：

日本有国钜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绮绣考鼓钟。

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雍。

皇考在天灵感通，监观海宇罔不恭。尔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勒凶，

鼠窃蝇嗫潜其踪。尔奉朕命搜捕穷，如雷如霆飞蒙冲。绝港余孽以火攻，

焦流水上横复纵。什什伍伍擒奸凶，荷校屈肘卫以从，献俘来庭口喁喁。

彤庭左右夸精忠，顾咨太史酬勋庸。有国镇山宜锡封，惟尔善与山增崇。

宠以铭诗贞石砻，万世照耀扶桑红。

俞士吉归国时，曰本又派贡船遣使臣随同来华。此后六七年，日本频频入贡。永乐九年（1411）倭寇扰温州、乐清，传谕会剿，日本即出兵捕获海寇，献给大明。士吉此次出使，嬴得东南海疆六七年平静，其本人亦由此而重新得到器重。

◎恪尽职守，君臣契合

俞士吉以侍郎衔出使日本回国，永乐帝知士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所不容。为免日后再生事端，于永乐六年调俞士吉离都察院，出知大郡湖北襄阳府。在任10年，政清讼简，襄阳大治。

永乐十六年，俞士吉觐见述职，擢升山东左参政（从三品）。任职之初，负责监督疏浚黄河。永乐十八年二月，山东发生唐赛儿起义，从者数万。三月被镇压，唐赛儿被捕后脱逃，杳无踪影。山东布政使、按察使都因失职下狱。士吉以督浚后至，同僚认为可以说明情况，避免罪责。但他却说：“背死逆命，非臣节也。”主动投案入狱。此案处理的结果是布政使、按察使均遭诛戮，俞士吉无罪开释。其为人处世之品格，因此更受朝野一致称道。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逝世，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史称仁宗。皇太孙朱瞻基自然成为太子。洪熙元年（1425）正月，俞士吉入京鄞见。洪熙帝深知士吉为人，欲授以清要之职，征询吏部意见。吏部拟太仆卿，职司管理宫廷车马。帝沉吟良久，日：“渠是秀才，可擢詹事。”詹事府詹事掌管皇后、太子家事，兼以辅导太子，明代常以礼部侍郎兼任。以太子相托，足见对俞士吉信任有加。

当年四月，俞士吉随同太子朱瞻基拜谒明孝陵，居守南京。不料六月间洪熙帝驾崩，俞士吉又随太子回北京治丧。朱瞻基即位后，改元宣德，授俞士吉为刑部侍郎。不料是年九月，又发生了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初，永乐帝在未立太子前，亦曾属意次子高煦。以朱高煦雄武慧黠，有战功，大臣议论时各持一端，成祖默然无语。解缙顿首道：“好圣孙！”帝意遂决。原来高炽之子瞻基，聪明英睿，每为帝所称道。朱高炽在位一年即逝，瞻基即位，汉王朱高煦便策动政变，遣心腹入京，秘密游说大臣。事发，朱瞻基决计亲征。老臣塞义、杨荣、夏元吉、俞士吉等随驾扈从。兵临城下，高煦自知不敌投降。同谋造反者被杀640余人，此乃“靖难之变”后，明代皇室又一幕骨肉相残之祸。

洪熙、宣德两朝，任用儒臣，政转宽厚，宣德帝“厌司法尚罗织”，常云“言者辄以诽谤得罪，甚无谓”。刑部狱自宣德元年至三年（1426—1428），无痍死者。

两朝皇帝，与俞士吉甚为相得。任侍郎之初，俞士吉曾被派去清理直隶郡县军伍编制，使“不隐不滥，名实俱存”，绩用甚著。回京复命后，俞士吉年事已高，与元老重臣蹇义、夏元吉等垂绅正笏，翊赞元化。宣德三年冬，俞士吉应诏与蹇义、夏元吉、杨荣、杨土奇等大臣伴随皇帝游万岁山（景山），蜴登御舟，泛太液池（中南海）。俞士吉有《太液晴波》一诗记其盛。同年，刑部尚书金纯致仕。宣德帝以一时无合适人选，暂令空缺，著侍郎俞士吉署理尚书事务。后因北京政事繁冗，又改俞士吉为南京刑部侍郎。

宣德五年冬，俞公年届七秩，发须皓然，致仕荣归。刑部叚侍郎率诸属职等16人设祖帐于南京城外饯别，国子监司业慈溪人陈敬宗（后为祭酒），为撰《赠刑部侍郎俞公栋庵致政归四明序》：

国家优老尊贤，凡在廷百司之职，齿及者艾者，皆许引年而去。《礼》：大夫七十而致事，遵古制也。乃宣德庚戌（1430）冬，刑部侍郎公承召命至北京。公时年已七旬，须发皤然。上悯之，遂命其致政以归，恩至渥也。公名士吉，世家宁波之象山。洪武中，自学官言事㩴监察御史。永乐改元之初，升佥都御史台院，奉使外藩，治水东吴。未几，出典襄阳大郡，进秩山东参政。今上在东朝（东宫），以公有德望，选入为詹事，而升今官。敷政教，振风纪，理邦刑，辅圣德，宣忠效劳，克勤夙夜，功业煊赫，可表可书。别历中外，四十余年，历事四朝，为国元老。使公垂绅正笏，优游庙堂，日与三公九卿翊赞元化，未为不可。而上恩厚旧臣，必及其强健之日以赐其归，有以见明（君）良（臣）契合，虽古昔际遇之盛，不是过也，何其荣且幸哉！公仪观修整，丰神洒落，善于辞令，优于政事，寓直切于雍容，消急速于详缓；人皆不足，己独有余，耻于诡随，不为势挠，土或因是不甚亲密，而朝论贤之，兹其所以荣被宠光而昼锦东归也。况吴越山水之胜，其最秀而清者日四明，公之归，游于其间，忘势位赫赫之尊，叙乡井熙熙之乐，散秦金，具宾馔，盛集宗姻故老与里中子弟，举酒献酬，咏《行苇》，歌《既醉》，宣上恩德，所以保养黎元之厚，俾皆有所感奋，思尽其困报之诚。则是归也，有化及乡人之功，又岂特荣耀于一邑一郡而已哉！公道经金陵，行介有日。其同寅秋官亚卿葭，率诸属职郎中裴智等十有六人，设祖帐饯送于都门之外，成谓敬宗与公业有桑梓之好，不可无言，因书此以为行赠。

宣德十年（1435），俞公辞世，葬于郡城西山。明代鄞人黄润玉为他所写的“赞”语，是对他一生的概括评价：

祥征吉梦，乃毓英贤。霜台是陟，风纪肃然。

两使海外，不辱君命。万世敬仰，嘉言善政。

◎余论

俞士吉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37岁进入仕途，70岁退休。两使海外，历事五朝，为政时间最长的是永乐朝的22年。永乐初，42岁的俞士吉越级摧正四品佥都御史，此后便蹭蹬不前，直至朱棣逝世之前，64岁的俞士吉依旧是从三品的山东参政。俞士吉一生“以道事君”，“为政以德”，“见危致命，见得思义”，敢于冒死为民请命，勇于承担责任主动入狱，对貂裘、黄金不屑一顾。为什么这样的好官竟20年未得大用？其中因由，值得细参。

明初政局，实为多事之秋。朱棣雄才大略，也多疑严酷。夺位之初，赏识俞士吉对同僚“不甚亲密”，有“周而不比”的君子之风，及至出使朝鲜，深称帝旨，于是青睐有加。

不料碰到了顶头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其人“奸险附会、天性残忍”，见士吉获皇帝赏识，便心怀嫉恨。俞士吉系建文旧臣，以学官言事，得朝廷议论赞赏，摧升监察御史。当年主导朝廷舆论者如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练子宁、景清，均出方孝孺门下，与方孝孺同被灭族；俞士吉与方孝孺又有同乡之谊。凡此种种，均足以飞短流长，以“莫须有”论罪。至俞士吉去湖州赈灾，奏免巨额逋粮，即以“沽民钓誉、背君市恩”被陈瑛所参。冰炭同炉，俞士吉终于逃不过此劫。虽永乐帝知“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所奏讞不尽从”，但旧疑新案，难免在皇帝心中投下阴影。终永乐之世，俞士吉未得大用。这也是明代许多好官的共同悲剧。

《明史稿》有“宣德五年（1430）俞士吉被劾致仕”之说，证之史实，似有乖谬。考俞士吉之对头陈瑛，以多行不义，已于永乐九年（1411）为明成祖所诛。洪熙帝命士吉为詹事府詹事，以太子相托；宣德帝视士吉为肱股，平朱高煦之乱，扈从左右：足见仁、宣两朝，君臣契合。而陈敬宗所撰《赠刑部侍郎俞公栋庵致政归四明序》一文，更可证明“被劾致仕”之说并无根据。

象山《武氏家谱》有“西洋正使官刑部侍郎俞士吉”之说，存疑。理由有三。

一、永乐间郑和七使西洋，造大舶，将士卒27800余人。其目的除宣扬国威而外，还在密求建文帝踪迹。以朱棣之猬忌，绝不可能把类似的权力交给一个自己不完全信任的人。二、俞士吉出使日本，往返都附于贡船，无“正使官”头衔。黄润玉有赞语云“两使海外”。黄、俞关系切近，黄润玉永乐十八年（1420）举人，宣德中任御史出巡湖广，两人同郡，同时，先后都当过御史，不会把三次说成两次。《明史》中，亦难觅三次出使之记载。三、俞士吉任刑部侍郎在宣德年间，年近古稀。说他在永乐中以刑部侍郎出使，官衔与时间错位，明显为不熟悉情况者所附会。

史事链接之一：明代的科举制度

朱元璋在总结中国历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确定了“三年大比”之制。洪武十七年（1384）是甲子年，规定每逢子、午、卯、酉之年，各地学生（非县学生员不能参加）齐集于所属省份，参加考试，谓之“乡试”，考中的称举人。第二年（即丑、未、辰、戌之年）各省举人集中京师，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的称“进士”。接着天子主考，举行一次“殷试，品定名次，分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都赐“进士及第”。二甲人数不定（后来一般为10名），都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亦不定（后来一般为100名），都赐“同进士出身”。通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甲的第一名则称“传胪”考试的日期亦有规定。乡试定于第一年秋八月举行，考三场：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亦称“秋闱”。会试于第二年二月举行，亦在初九、十二、十五日分三场考试，称“春闱”。殿试则在会试后的三月初一举行，只考一场。

进士的铃叙（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入翰林院“观政”（见习），称庶吉士。三甲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处“观政”，为新进之士。不第举人编入国子监读书，称“举监”；其中成绩优良者，列乙榜，称贡士，可授小吏。

明代科举考试规则最严。考试场所称“贡院”；考生一人一间，谓“号房”；每一号有军人把守，谓“号军”。考生进入贡院之后，便封锁院门，内外隔绝，以防舞弊，俟考毕才开放。

史事链接之二：关于蒋景高“表笺罹祸”

一、黄溥《闲中古今录》：蒋景高，元末遗儒，罹“表笺”祸斩于市。斯祸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年（1384）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日：“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诸勋进日：“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日土诚。”上日：”此名甚美。”答日：“《孟子》有‘土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先是奎、壁间有黑气，上仰观连岁不消，因此右文，欲以消之。孰知表笺之祸兆矣。

二、倪象占《蓬山清话》：按王翕州（士祯）史料所载，表笺罹祸者甚多，而轶蒋公名，知所轶者尚多也。其时触忌者，如“天生圣人”，则疑以“生”音同于“僧”，“惟德作则”则疑以“则”音同于“贼”，此类不一。又有献诗用“殊域”字者，则疑以“殊”为“歹朱”讥之，莫不获罪。

按：蒋景高于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中举人，成元代象山仅有的五举人之一，平时于“经史历数之说，无不注意”。“至正间，四方宿儒悉与之缔诗文交”，至正二十年撰《象山核田记》，对方国珍称颂有力加，且勒之干石。当时即为吴国公朱元璋所恶，本书在元代象山部分已述及。洪武元年（1368）应诏赴试，初授国子监助教，旋改教谕，已现朱元璋心存芥蒂。讵料主教象由十七年，党出进士三人，而且此人还通阴阳历数之学，更为朱元璋所忌。“表笺”是遇各类节日时，百官及州县进皇帝、大子的谢恩奏章，无非是讲些吉祥的好话。各县的“表笺”多由教谕执笔，要在这中间找出几个“则“（贼）、生（僧）、帝扉（非）、殊（歹朱）这样的字眼，非常容易。此时勋臣进谗，正是“先得我心”。朱元璋猾忌之心也实在大重，连蒋景高座右新中进士的学生也不肯放过。洪武十八年，象由三进士之一的应宗义，中进士后观政户部，“试户部主事”。因为对两浙输粮抓得欠紧，”上（指皇帝）以慢期相遣，日：“从来浙人巧于回护，信然。自是浙人不得入户部，著为令。宗义请戍远州。”（民国县志）

史事链接之三：八股文的格式

八股文规定每篇文幸为八段。第一段曰“破题”，用最简单的两句话，说破题目的意义；第二段曰承题”，也是三两句话，承前旨，审清题意；第三段曰“起讲”，说明这题目的来由，又叫“原起”。前面这三段，都用散体文。下边四、五、六、七四段，是文幸的主体，非用排偶对仗的句子不可。

第四段曰“起股”，用两组排偶对仗句，作为叙论；第五段日“虚股”，只用两句问话一转；第六段曰“中股”，也用两组排偶对仗，揭示全文的中心思想；第七段日“后股”，再用两组排偶对仗，以具体事例，深入阐述中心思想。这里四股（比）用了八组排偶对仗的句子，合称八股。

最后一段曰“结束”，用几句散体文，作一总结。每篇字数，约五百字上下。为使读者有具体的参照物，下录王鏊的一篇八股文，以广见闻。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题目出自“四书”之三《论语》）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破题）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承题）有若（人名，孔门弟子）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鲁）哀公，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起讲）

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用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粱，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起股，一称前比）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虚股，一称虚比）藏诸间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廉，而后为吾有也。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中股，一称中比）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藉日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饔餮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藉日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后股，一称后比）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不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结束）

这种文章的结构，大体套用“起、承、转、合”的格式，确也顺理成章，简单明白。只是成了一种公式化的格律后，就太死板。从文章体裁和内容来说，八股文一定要是议论文，一定要以“四书”来命题，就是从“四书”中抽出一句话作题目。作者必须“代圣人立言”，自然只许说正面的话，不能说反面的话。于是把天下土子的思想，完全拘囿于四书的小圈子内，不许活动和发展，这也是中国学术思想不能长进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