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象山的“名宦”
一个朝代名宦的多寡，是由这一朝的官风所决定的。
元代象山，入《嘉靖县志》《历宦纪·列传》的仅胡立一人。入民国县志《名宦传》者有七人。其中二人为县尹，二人应为县令，三人为教谕。至于任达鲁花赤的，则无一人。是缘于历史资料散佚，还是大部分官吏乏善可陈？我看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后者应是主要的。
元代象山名宦录
先看“入传”的县尹和县令，三教谕另有专文撰述。
◎高珪
高珪是元代象山的第三任县尹，任期不长，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成宗元贞二年（1292—1296）。在他的任上，达鲁花赤却换了三个。高珪是汉名，蒙名穆卜贴儿，按当时习俗，有本为汉人而另取蒙名者，也有本为蒙古（色目）人而另取汉名者。《民国县志·名宦传》中关于高珪的事迹，都引自奉化陈著所写的两篇文章：《与象山高宰珪书》、《庆元路达鲁花赤月列通议德政记》。《名宦传》的作者只根据陈著给高珪的一封信和一篇赞颂别人的《德政记》，随便加了两句评语：“然则，高公实元初贤令尹也。不然，水陆皆惮于行，奚肯为民间上送役战！”这两句话都缺乏根据。陈著给象山县尹写信，话中难免有些溢美之词，不应引来评价收信者本人；后一句又用“不然……”作反证，不仅是张冠李戴，把月列的“德政”加在高珪头上，而且所谓“德政”，实乃不谙时势的昏聩之语。民国县志《文征外编》中有这两篇文章，不妨一读。
与象山高宰珪书
元·奉化 陈著
某耄矣，无机缘，不及揖紫芝眉宇，而道旁口碑于谂卓鲁之风实甚。比承·蜚书，实获我心，草草奉答，计已彻览。邑教舒竹西来，备道雅意尤至。衰病荒落之残息，本难于勉强，瑟缩者久，终于重辞兹稿以陈呈，惧发扬不尽。或高明以为可，则鸠匠择篆，盖必得名世之笔。肤潦尺纸，浼竹西以瀆。
这是陈著写给象山县尹高珪的第二封信。陈老先生与高珪素未谋面，前一次高珪为了要颂扬上司庆元路达鲁花赤月列的功德，托人送信给文章高手陈著，请他写一篇《庆元路达鲁花赤月列通议（大夫）德政记》。陈著已回过一信，不好意思拒绝，也没有答应。也许是感到不被尊重，随随便便给一封信就要人家写文章，太小看自己了。这一次高珪专请象山县教谕奉化人舒竹西登门造访，备道殷勤，也许还带了点礼物，表示诚意。陈著才完成了《德政记》，又写了这封信，交舒竹西带回。此信开头有一句赞誉高珪的话：“而道旁口碑于途卓鲁之风实甚”（在民众谈论中早已听熟了你的官风与人不同），只是出于礼貌的虚誉。从两次托请陈著来看，高珪为巴结上司，不惜屈尊相求，用心良苦；而这一句赞誉，很难说就是高珪的实际政绩。
《庆元路达鲁花赤月列通议德政记》，是专门赞颂庆元路达鲁花赤、通议大夫（正四品）月列德政的。文见民国《象山县志》第1707页。原文较长，不再引录，姑转述其概要。《德政记》先述明州海邑象山之地僻民贫，备道水程山途运米之艰险；接着大赞月列之体察民情，改长途输米为“随米值准币上送”，使“数百年积弊，一朝而革”；还赞颂“盖公为政，本之以仁，畅之以智”，“而民自不能忘也”，“（庆元）六邑咸被其利，斯邑（象山）也，德之为甚”；最后写到此文撰写经过，特别提出高珪请他执笔的原因是“仁政，士大夫所乐闻，山林遗老，其言必公，敬以记请”。
至元通行宝钞
于是顺便赞高珪之为政：“闻高君之入仕，积有善政。今宰斯邑，仁闻益（一）都，是能以贤守贰（指月列）之心为心，成其美于下，其亦可书也夫。”
这里所谓“德政”，指“随米值准币上送”。但这一做法，并非月列和高珪所“独创”，而是当时中央政府向全国推广的一项政策。元世祖鉴于当时疆域辽阔，避免货物银币在长途运输中的种种不便，在原来使用“中统钞”的基础上，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实施了比较完善的“钞法”，推行“至元钞”。至元钞以丝、银为本位，于各路（州）设官库（相当于银行）；百姓随时可以用丝、银换钞，或用钞换丝、银；旧钞昏烂随时可以赴库调换新钞；禁令森严，有伪造者处死刑；提倡一切公家输纳尽量使用纸钞，百姓缴纳实物赋税改用纸钞，国家赏赐亦用纸钞，并敕令各级政府，大力推行。既然是政府的命令，地方官员贯彻施行乃例行公事，原不应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作为自己的“德政”而大做文章。
高珪请陈著来写这篇《德政记》，无非是借陈著之笔，提高宣传的公（言力，“山林遗老，其言必公”。陈著也心领神会，把这点小事拔高到“施行仁政”的高度，甚至夸大说“数百年积弊，一朝而革”，简直已“超唐越宋”，真是闭着眼晴说瞎话！远如广东崖山海面的十多万浮尸，近如宁海松坛山被大火焚烧的万余冤魂，又如南人新娘初夜即受奸污、五家合用一把菜刀等等，血泪斑斑，事实俱在。连陈著自己，地位亦在娼、丐之间。如此种种，何能美化为“仁政”？
就高珪而论，陈著说他“积有善政”“今宰斯邑，仁闻益都”，但无具体实例。或许在吏治腐败的元代，为官的不贪渎枉法，便很难得，可称“善政”了。
◎李天佑
李天佑，字吉甫，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调庆元路象山县尹。时答失蛮为象山达鲁花赤。元成宗是元朝第二代皇帝，比较注意庶政，体察民艰。鉴前朝之失，数次派廉访使、宣抚使巡行各省，考察吏治，惩治赃官污吏，取缔地方恶霸侵占民田、欺压百姓。元成宗相信佛教，也尊重儒教，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京师造文宣王庙，想借此使官吏能以儒家的道德规范自律。李天佑在元朝的确是好官，任象山尹二年，卒于任上。其主要政绩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惩治地头恶霸“豪民”，擒捕盗贼。李天佑到任之初，即闻“县有豪民二十辈，张其声威，虐民蠹政（腐蚀、勾结官吏），天佑捕置于法”。象山是一个半岛县，当时有几十个海盗时常出没海上，抢劫作案，得手后乘舟入海，毫无踪影。李天佑会同县尉蔡翼，选了一批骁勇的巡逻兵，亲率入海缉捕，终于将海盗一网打尽。难得的是李天佑能按巡逻兵劳效大小向上级报告，赐钱赏官，而不提及自己。
二是与答失蛮重修学宫。县学自宋咸淳四年（1268）重修后，三十几年来无人置理。李天佑和教谕彭升，会请象山达鲁花赤答失蛮饬工庀材，不逾月而修缮完工。还请乡贤、台州通判周巽子写了《重修学宫记》。县一级重修学宫，与当时京师重修文宣王庙相呼应，预示元朝廷选拔官吏将不再完全依靠“以吏为师”，要推行传统的开科取土之法。李天佑于此看到改良吏治的希望，趁每年“春秋行乡社”、乡民聚会的时候，亲自到场，“谕民忠信”，赏勤罚惰；每月初一日，率领“僚吏入学，听师生讲说经训，使知礼义廉耻。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对于改良官风，有一定作用。
三是清正廉洁，成为表率。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三月，朝廷派出宣抚使巡行各省，考核官吏的廉、贪情况。考核结果，“同列皆坐免”（同时列为县尹的都因贪赃而被免职），“独天佑以廉明著闻”。在贪腐成风的年代，李天佑出污泥而不染，确属难能可贵。可惜以上材料主要出自《浙江通志》所引的墓碑碑文，这类文章难免多溢美之词。
◎杨用可
杨用可，元顺帝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五年（1360—1365）任象山县尹。民国县志《名宦传》中杨用可传记的全部材料来自杨用可写的、请为显济庙神谢宝加谥号的《牒文》，和元代举人蒋景高写的《象山县核田记》。
《牒文》中，杨用可为证明庙神谢宝“屡著灵异”，历数自宋以来庙神谢宝的灵验之事。在述及元代时，有以下诸事：
至正十一年（1351），贼（指方国珍）船数百艘犯境，登岸杀掠。民祷于庙，神乃呜桴鼓于空中，现旗旄于山下，寇舟溺死骇散。十五年二月十日，贼泊舟爵澳。神助官兵，获贼樊应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有宁海贼数万人夺县治，烧劫民财，求神保护。见员峰山上，每夜火明，人马交驰，贼众自相惊喊。官兵、义民与贼交战，皆见昭应庙及显济庙谢公，并殿下刘太保、郭太保，遂杀贼千余人，贼渍散。[2]十七年，袁元良作乱，又蒙显助扑灭。其灵验不可殚述。
奇怪的是，民国县志中《名宦传》的作者，竟将“庙神灵验”，移来作为杨用可的治绩：“至正十五年，海贼犯爵溪，斩樊应等。十六年，御宁海贼杨镇龙。十七年，平贼袁元良，皆有功。”
神灵的佑民怎么就变为杨县尹的功绩了？况且此时杨用可还未上任。《名宦传》的作者，竟如此粗疏。
时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至正十八年，方国珍投降元朝，被封为衢国公，占温州、台州、庆元三路。方氏兄弟受元朝之封爵，奉元正朔，收取三路地方赋税，入自己囊中。至正十九年，朱元璋部在各路义军中所向无敌，遣使诏谕方国珍。国珍表示愿意归附，并遣使献金绮。到至正二十年就发生象山核田这件事。元代象山四举人之一的蒋景高，作《象山县核田记》，语多赞颂。记中所云“荣禄方公”、“亚中方公”，即指方国珍兄弟。方国珍忽叛忽降，亦匪亦官，以反复无常攫高位，且在元朝廷与吴王朱元璋之间犹豫观望，首鼠两端，为论者所不齿。蒋景高竟谓其“施行仁政”，甚至比之于汉初功臣“萧何”，当时是想借此文为进身之阶了。
《象山县核田记》原文颇长，中间有一段说到杨用可的劳绩：
象山令杨用可与（参与）也。象山僻壤，其田唯下上，其赋错上中，前代以降（指宋以来），载籍无稽，隐漏泯绝，视而勿理。杨君设筹陈纪，乃成居人之有物力者为书算、为保长，各司其局。乃谕编户之有田里者细计步亩，自占其业，又躬自履亩，覆验其实。“田给田券，视旧增若干亩。赋随其产，视古（过去）羡（增）若干石。”
故事，官属相谓曰：“大臣之功，职司之力，非文无以纪绩，非石无以垂远，宜有以书其事者。”乃征于文。吾闻萧何之功为汉称首，以其先收图籍、不匮给饷二事而已，而居然为汉元臣。盖图籍知户口之虚实，给饷系国事之安危，治乱兴亡，皆决于此。
由此可见，对方国珍的盘剥民众，蒋景高为其披上“施政行仁”的外衣，杨用可“躬自履亩”，都非常卖力。户口核实了，田亩加多了，赋税大增了。诚可谓方氏之功臣，而并非一县之贤令。蒋景高在这个时候为方国珍涂脂抹粉，伏下了入明后因“笺表”祸被朱元璋所杀的远因。
◎胡立
至正二十五年（1365），儒士胡立为象山令。由儒士而直接为县令，历代少见。这是因为元代政权即将崩溃，只得滥竽充数。然而，这位胡县令人品不差。处乱世之中，能从容淡定，详待后文《象山由元入明》一节再述。
回顾入《名宦传》的元代象山县尹和县令，能称得上好官的是李天佑和胡立。还有三教谕，待后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