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司寇冒死卫道

钱司寇冒死卫道

钱唐（1319-1394），象山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刑部尚书（大司寇），以司寇而冒死卫孔孟之道，成千古奇闻。清代有学者对钱唐本事存疑，认为“野史近诬”不足信。然而，《明史》中有钱唐传，《钱氏宗谱》中有《大司寇状略》，同时代的官员鄞人黄润玉、邑人俞士吉对其均有“赞语”，言之凿凿。

◎求贤不拘一格，特授刑部尚书

钱唐字惟明，据《钱氏宗谱》载：吴越武肃王钱修十六世孙。“年十五失怙恃，既壮，姿仪伟岸，身长玉立，才器卓越，博通经史。”隐居象山白石里中，故号白石山人。

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在民族歧视严酷的环境中，一个15岁就失去父母的少年，只有凭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才能“博通经史”。至正八年（1348）以后，元政不纲，江南群雄竞起。钱唐身居山谷，志存高远。至正十八年首谒方国珍，不合；次谒陈友谅，亦不合。于是，不远千里而至镇江，谒朱元璋。时朱元璋帐下谋臣如云，刘基、宋濂、章溢、叶琛都居帷幄。钱唐虽受朱元璋青睐，但与刘基、宋濂等同列，自愧弗如。适有小恙，告病辞归。回家后，对众人说：“圣天子出矣，吾归，静俟天授所定也。”

大明立国以后，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九月，下诏求天下韬隐山林之贤士，其略云：

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管理政务的有关官员）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

这几句话，正说在钱唐的心坎上。洪武帝诏书还有附致曾投麾下的山林隐逸，希望再为大明出力：

敛迹盘阿，早识中原之有主；敷陈大义，已辩天命之攸归。长怀昔日参筹，宁忘当时赞理！

圣旨一下，有司当然不敢怠慢，登门拜访，敦促就道。钱唐本人，更是欢欣雀跃，作了充分的准备，写成一诗冼恭奉御览，其诗云：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声天地响。龙飞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增气象。

山人昔住东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隐遁松林间。

一朝阴气闭白石，天昏地暗人变颜。人人变颜心铁黑，山人铁心仍铁肝。

山人名不挂人齿，山人不与人相似。吴江江上吴山青，吴山有城高百雉。

好风吹步上京师，铁杖麻鞋见天子。天颜悦怪开天明，谨身殿中承圣旨。

致君尧舜端有时，山人事业当如此。

和钱唐同时应诏进京的草野之士很多，一般都要经廷臣初试，确有可取者，即以“明经”引见殿试。钱唐因为有这首诗，就免初试，直接入殿见朱皇帝了。

朱皇帝见钱唐是旧识，以平常寒暄语“路入金陵景若何”相问。钱唐才思敏捷，以诗作答，应声云：“五云凝瑞壮山河。龙楼拂曙天光净，凤阁生凉秋气多。”时值秋令，“秋气多”原属自然，帝偏以“秋乃肃杀之气”提出诘责：“汝以朕杀人太多耶？”钱唐从容以七律的后两联回答：“朝蜿人行朝觐礼，太平民唱太平歌。男儿身际唐虞世，有志须当赞庙谟。”后两联赞颂，轻巧化解责难。朱皇帝大悦之后，又命再咏一律。钱唐即口占云：

地辟天开建帝宫，金汤千栽驻飞龙。日融万国开黄道，云拥千官拜紫封。

太液莺藏花影里，御沟马羁柳沟中。特来献策尧阶下，野服随班觐九重。

朱皇帝以诗中有“献策尧阶”、“野服随班”等语，知钱唐此来，求官心切。当时一面广开仕进之门以求贤，一面又想以严刑峻法整肃官纪，朱元璋正想物色一个执法如山的刑部尚书。笑云：“谓朕不赐汝官爵耶？”随即特授刑部尚书。

钱唐有备而来，所以能对答如流。一番歌功颂德，使朱皇帝有点飘飘然。皇帝看钱唐才思敏捷，姿仪伟岸，以为真堪大用。

◎越位上书，冒死卫道

刑部尚书是管理国家法律及刑狱事务的最高长官，钱唐读圣贤之书，熟悉的是四书五经中所载的安邦治国的一些大道理，对于究竟如何掌控刑部衙门的运转，当然生疏。可是他又闲不住，总想“致君尧舜”，找点事做。《明史·钱唐传》中所载其功绩，都非关刑部职责，而在于向皇帝进谏，捍卫传统的孔孟之道。

这就要先从朱元璋的文化修养说起。他出身微贱，原本不学无术，可后来风云际会，由士卒而将帅，由将帅而帝王。在建立帝王之业的过程中，他体会到必须争取人心与人才。不仅需要武将，也需要文人，没有文化政教，就无法夺得天下。所以举事之后，到处征召隐逸，礼遇儒师，收揽了一大批有学问的人。每得一个地方，就按儒师的建议，禁止军士抢掠杀人，以取得民心。如攻下婺州（金华）后，每日令儒士二人进讲治道，恢复郡学，延请宋濂等为“五经”师。此后，朱元璋的学问与日俱进，有了政治历史常识，也学会了作文吟诗。他的领悟能力很强，对于历史、政治常有独特见解。然而他是一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人，对于孔孟之道，只想取其为我所用，对孔子、孟子，并非顶礼膜拜。如对于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他为“民”时，极力赞同，广为宣扬，一旦为“君”，就坚决反对，视之为大逆不道。

下面就来说说《明史·钱唐传》中所述及的三件事。

第一件是召钱唐到经筵，讲析《尧典》、《舜典》、《大禹谟》。经筵是皇帝的书房。立朝之初，朱元璋想从源头上了解古之圣帝尧、舜、禹到底怎样治国。这三篇文章是《尚书》中开头的三篇，文字比较古奥。也许朱元璋已听过别人的讲解，此时再想听听钱唐的说法，提出了一些问题，要钱唐解答。这正是钱唐所长，他站在皇帝案前，从容应对，侃侃而谈。看惯了大臣跪着答话的人，便指责“草野不知君臣礼”。钱唐不慌不忙，反应很快，还一本正经板起面孔反驳：“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这句话虽使指责者大惭，但在朱皇帝心里，总不是滋味。

第二件事是谏止皇帝做出的两项决定。

一项是洪武二年，朱皇帝“诏孔子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释奠”，意为陈设酒席祭奠。自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孔子成为万世师表。每年春（清明）、秋（霜降）两节，天下各州县的孔庙，都陈设酒席，祭奠孔子（连元代亦遵此例），这就是“天下通祀”。洪武二年（1369），天下大办学校，同时设孔庙。朱皇帝提出“释奠”之礼，止行于曲阜孔庙即可。其初衷可能是为节省开支，不必过分张扬。这件事与刑部无直接关系，但尚书钱唐、侍郎程徐都大大不以为然，先后伏阙上疏劝谏。钱唐言”孔子垂教万世，百王宗师。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圣寿，报本之礼，不可废也”。程徐的奏疏更长。这无异于将了皇帝一军，使其很难对答。朱元璋作了冷处理，不予置理。《钱唐传》中云：“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实际是到宋濂死后的第二年，即洪武十五年四月，才诏天下通祀孔子。

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此事别藏玄机。

还有一项是洪武五年，“京师文庙成，行释奠礼，命罢孟子配享”（《春明退朝录》）。就是在孔庙设酒席祭奠孔子时，要撤去孟子的神主牌位。

朱元璋坐稳皇位之后，为使帝业能世代相传，想从古书中进一步寻求治国的办法。他记得打天下时，儒士们常以孟子语录作引导：“天下之人牧（管理百姓的人），未有不嗜杀人者；如人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矣。”于是，在每次攻城时，他都禁止士兵乱杀人，结果大得人心，的确奏效。所以立国以后，朱读《孟子》特别用心。不料细细一读后，却使他心惊肉跳。特别是其中讲到君臣关系时，有些话似乎针对着他的行为。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有些话还将动摇他子孙的帝王基业，如：“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简直是在提倡造反！读到这里，朱元璋勃然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所以，他决心要把孟子赶出孔庙。

此诏一出，许多大臣如刘基、宋濂辈，想必纷纷劝谏，朱皇帝不想再听，也不便说明，干脆下一道死命令：“有谏者以大不敬论，且命金吾（殿前武士）射之。”

别人都不出声了，唯有戆直的钱唐，竟“抗旨入谏”，还舆榇自随（叫人抬着棺材跟在自己后面）。上奏章时袒露胸腹，准备受箭。钱唐近帝前，边哭边谏：“孟轲七篇，无非仁义，大有功于圣门，深有裨于治道。不可以微疵而去其配享也。况任宾师之位，齐梁之君（指“则易位”一语），又非天子，明道经邦，语非倨慢。臣今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矣。”朱皇帝拒听，一摆手，殿前武士不敢违旨，下手并不太重，对着钱尚书选不紧要处射了一箭，钱唐应声而倒。钱唐自以为必死，诸大臣呆若木鸡。朱皇帝也愕然无语，但他知道，历代皇朝有一个传统：不杀“言官”。他不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诛杀言官的恶名，命太医疗其箭伤，然而，并没有接受谏阻。到第二年，钦天监奏报“文星暗”。朱皇帝才说：“怕是孟子的缘故罢。”才恢复了孟子的配享。

钱唐的举动使朝廷中幼读圣贤之书的文官们都感惭愧，论分工，祭祀之类的事属礼部管辖；论职司，纠帝王过失的有丞相和御史台（后改都察院）。钱唐冒死卫孔孟之道，乃越位言事。尽管人们私下会有不同的议论，但不得不佩服他“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第三件事情是反对皇家后宫张挂武后画像。

这就管得更宽了。这位刑部尚书探知后宫张挂着武则天画像，也要干预。后官的主事者应是马皇后，外臣无权置喙。但他偏要上疏：“自古淫荡乱法，秽德彰闻，莫若武后。有图尚存，宜投诸水火，以灭其踪。今陛下尚悬宫壶，以昭示来兹，不可训也。”此事属宫廷隐私，一经上疏，导致曝光，朱皇帝恼羞成怒。但也说不出钱唐什么罪名，只得传旨：待罪午门，听候发落。过了大半天，太阳下山了，钱唐饿了两餐饭。朱皇帝怒气渐消，马皇后过问此事，赐他吃了一餐晚饭，宫中亦从此撤图。

“顾问规谏”都不是刑部尚书职责。钱尚书老是越职言事，最后的一件事虽小，实在有点过分。钱唐自知分内事缺乏经验，分外事管得太多，皇帝对他变得冷淡，于是借口“耳聩”，请求辞职回家。而上书参奏他“办正事不力、目无君长、沽名钓誉、傲慢狂悖”的大臣也不乏其人。朱皇帝心里倒别有玄机，除嫌钱唐聒噪多事之外，还在细细观测，其背后是否有人指使？于是将钱唐谪调寿州（今安徽寿县一带）。

◎临终关怀，诏复原官

洪武五年（1372），经历了“谏撤武后图”案，钱唐想不如辞官，回家再当白石山人，过优游林下的自在生活。可是朱皇帝不允许，一是因为他心中的疑窦未曾解开，二是考虑钱唐这样的人才，留着也许还有用，因为他还只54岁，不到致政（退休）的年龄。

这疑窦是什么？原来在大明立国后，朝廷大臣开始闹矛盾，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右集团，一派是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淮右集团是跟随朱元璋起家的老班底，除李善长外，多为武将，当时是朱元璋信得过的。浙东集团则是中途招聘或投效的文人，这些人文化高，点子多，曾帮助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特别是刘基，太精明了，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准确，朱元璋有点不放心。

对于大臣中的两派，朱皇帝倒想慢慢看一看，看准了才办。两派相互牵制，对于自己不是没有好处。

朱元璋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其为丞相，封韩国公，年俸4000石。而对于浙江文人，常有出于本能的猜忌，尝云“从来浙人巧于回护”。宋濂仅封五品翰林学土，翌年以小过降为七品编修。刘基则被封为诚意伯，任命为御史台中丞，年俸240石，专事监察。钱唐本非言官，为什么老是越位言事？按地域说，钱唐也是浙东文人，与刘基是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朱皇帝想等着看清楚的。

李善长看中的同乡胡惟用，于洪武五年（1372）接替李善长当了丞相。胡惟庸把钱唐谪调到自己老家附近的寿州，那里自己的耳目众多，便于监管。钱唐倒是个老实人，并无心计，戆直而已，与浙东集团并无瓜葛。谪至寿州后，别人抓不到任何把柄。这样一过就是22年。

洪武二十七年，钱唐已是76岁的老人，还羁留在谪调之地，未能致政。由于突然发病，命在旦夕，寿州地方官职责攸关，故急报京城，朱皇帝才想起钱唐谪寿州一事。22年来朝廷出了许多大案，株连极广，原来的文臣武将，大多被诛。而钱唐并无大过，屈遭半生监管，于是就给这位老实人以一个临终关怀。是年九月，诏复原官起用。在赦诏到达之前，钱唐已于九月初九辞世。随后“恩恤有加”，命钱唐的两个儿子扶柩驰驿，归葬象邑玉峰山之原。

钱公逝世之后，晚一辈邑人俞士吉，曾作《钱尚书赞》云：

天挺人龙，豪杰云起，有美一人，怀奇海渚。应聘诣京，典谟立语。

受箭当胸，敢言砥柱。孔孟道尊，唐虞法举。三代遗英，邈焉寡侣！

明成化初（1465），鄞人黄润玉撰《宁波府简要志》收公传记，并作《尚书钱公赞》：

飞龙在天，见龙在田。千栽际遇，四方晏然。

轮翊有明，闲卫斯道，死生次之，国朝一老。

成化年间（1465—1487），礼部向明宪宗朱见深申奏，于孟子庙西庑奉钱公神主，配享孟子；万历三十六年（1608），敕建钱司寇祠于象山丹城钱氏宗祠之前，供乡人凭吊纪念。四百多年后，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科举人半河郑秀文，景仰钱唐之荩忠卫道，登山凭吊，写了《过钱尚书墓》以记其事：

名墓无碑何处寻，峰峦环绕快登临。鹰岩磊落瞻来脉，龙角崔嵬隔远岑。

坦腹曾享贤圣祀，献诗义格帝皇心。而今古柏留三两，只听黄鹂弄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