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秀山民军之历史悲剧
兰山与秀山乃舟山群岛中部相邻两岛，因林壑秀美而得名，面积共二十余平方公里。两山之麓有浅滩相连，后人筑堤以捍海潮，遂连而为一，称兰秀山，亦名寿山岛。元末属昌国州（即今舟山）。昌国州类似岛屿甚多，如岱山、剑山、金塘等都是。居民日常从事渔盐耕作，为防海寇骚扰，各岛自备武器，捍卫乡土安宁。由于有武装，各岛遇内部利益冲突时，亦持械内斗；如遇外敌入侵，则合力抗拒。
元至正年间（1341—1368），方国珍聚众举事海上。元朝廷惮于用兵，招募海上习水之民参与抗敌。兰秀山青壮之民，多应募入伍。至正十一年，昌国知州贴木儿不花、州判赵观光率民军巡行海上，遭遇方国珍战船百余艘，双方激战两天，终以众寡悬殊，贴、赵战死，余众溃散。至正十五年，象山东门巡检王刚甫去官，方国珍占庆元，又攻昌国州，达鲁花赤高昌贴木儿力战而死，兰秀山民军亦受重创。不料日后方国珍降元，竟授海道运粮万户，还进而以节钺镇浙东。
这一情势，对兰秀山民军震动极大。昔日海贼，曾与之浴血战斗，一经投降，竟成朝廷高官，反受所制。于是上下解体，甘心从乱。据《方国珍传》记载：“元募人击贼，海滨壮士多应募立功……有一家数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国珍之徒，一经招谕，皆至大官。由是民慕为盗，从国珍者益众。”
方氏之屡屡获利，使兰秀山人受到误导：报效朝廷不如独立为寇，有武装力量即可向当政者要价。这就为日后的历史悲剧埋下了祸根。兰秀山民军中，有人深悔当年不从方氏而致失却机会。还有一批日渐成长、加入民军的青年，想从中寻求一条出路。其为首者叶希戴、王子贤等聚众于昌国州附近海域起事，欲步方国珍后尘，而不明天下大势已变。昔日横行浙东的方国珍已成阶下囚，高官豪宅，实为变相囚禁；大明朝不同于土朋瓦解的旧元朝，凭海上小股武装与之抗衡，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已。
洪武元年（1368）二月，征南大将军汤和、副将军吴祯平定福建后，从海上回师，暂驻昌国州，竟遭兰秀山民军突袭，失两个指挥使。汤和因这一失误而遭责备，遗恨在心，必欲一报。三月，叶希戴等竟驾船200余艘乘宁波未备突入甬江，攻打府城。驸马都尉王克恭力战，获其巨魁，余部败走，转而突袭象山，占领县治及城内诸大姓家。象山县丞王茫被掳入海，尉司无力抵御。合县惊惶，县令孔立亦不知所措。
宝梵讲寺
王刚甫担心全县民众受累，挺身而出，与友人蒋公直共同计议。王刚甫提出：“狂竖虏上官，据县境，其诛死固宜。然事闻于上，大兵必来，邑民皆成齏粉。吾曹可坐视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杀为乱者以献，则邑人可无害矣。”其时县内兵勇，在抵御兰秀山民军时，非死即散。王刚甫出家财，募民为兵。与蒋公直率勇士突袭驻宝梵讲寺（东寺）前之兰秀山民军，执缚魁酋二十余人，跪于庭。责之曰：“汝等寇郡县，囚命官，劫平民为害，罪当死！”立斩之后，又开导余众：“若曹良民，第胁于贼耳！能投（弃）兵复为民，则可保首领，否则自取诛灭，无悔！”兰秀山民军叩谢之后，遂即散去。王刚甫和蒋公直迎回了避难的县令和被俘的县丞。
其时，明朝廷已发大军二万征讨，及抵象山县境，乱已平，象山合邑得以保全。征南副将军吴祯会同指挥使费聚转而进剿兰秀山。两万大军登上两个小岛，所到之处，玉石俱焚。20年后汤和奉诏巡视浙江海疆，以防兰秀山“土寇”与倭寇相勾结为由，尽迁兰秀山之民于内陆，令居民历尽流离失所之痛，长留历史悲剧。
附 考识小记
关于兰秀山民军袭据象山之时间，嘉靖县志中凡三见：一见于卷九《历宦纪·题名》：“县丞王茫，洪武元年为兰秀山贼所执”；二见于卷九《历宦纪·列传》：“孔立，庐州人，洪武元年由秀才赍印来知县事。……是年夏，兰秀山贼寇境，民甚惊骇，乃谋于邑人蒋公直……”；三见于卷之十三《杂志纪下·寇患》：“大明洪武二年，兰山、秀山贼入县，屯宝梵寺前，邑人蒋公直诛而讨之。”
再考明宋濂所撰《象山王君墓铭》、方孝孺所撰《象山王府君行状》。宋文云：“国朝平四明，兰秀山民为乱，寇象山，虏令、丞，据县及县大姓。王君刚甫散家资，率勇敢土袭其菅，破之，执缚魁首数十人，遂斩之，散其余党，迎令、丞以归。”
方文云：“国朝洪武初，昌国（兰秀山时属昌国州）民作乱，入象山，虏丞王茫入于海……府君（指王刚甫）遂募民为兵掩击之，杀其魁二十余人，释其众。”
宋濂、方孝瑞二公，均为名重一时之文史家，所记事实经过，大同小异，为后人辗转引用，惜未写明事发之年月。民国《象山县志·史事考》兼容并包，引嘉靖县志《寇患》条云：“洪武二年，兰秀山贼入县，屯宝梵寺前，蒙古字学录王刚甫、邑人蒋公直袭杀之。”后又引高宇泰《敬止录》云：“洪武元年三月，兰秀山贼叶希戴等驾船两百余艘，突入府港，攻城……”于是，后人竟把兰秀民军攻宁波府港和袭象山执县丞王茫分为两年间发生的两件事，缺乏对事物的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此事当以嘉靖志《历宦纪》所载为准。县丞被虏，事关一县要员之生死；孔立知县事，当年夏发生此大劫难，年月不至于错乱，而且均为主纂者毛德京亲撰。至于《杂志纪·寇患》乃“协相”者所记，备“观览”而已，或为校对中之粗疏。
嘉靖县志中不言王刚甫，宋濂《王君墓志铭》中言“虏令、丞”，其中均有微妙之处。宋濂当时备为皇帝顾问，诏修《元史》，出言审慎。文中有“据县及县大姓”一语，“据县”，即占据县衙。可能令、尹同时被掳，而孔立即以计脱，事后讳言之耳。平乱之功，应以王刚甫居首，宋、方二公，均言之凿凿。毛德京撰县志时，所本者，亦宋、方二公之文。为贤者（孔立）讳，并不及王刚甫，恐触朝廷禁忌，已非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