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著名三教谕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象山县尹庞思忠创孔庙棂星门，并改木柱为石柱，以示永远尊奉；其后任县尹蒙古人穆卜颜，甚至捐俸修孔庙，使殿宇、廊庑、斋舍、厨库内外一新，并在学前建东西坊巷二：日“宣化”，日“文明”。与此同时，至元三年“禁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两年后，“重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违者处死”。元代的专政可谓严酷，而在文事上，却兴学校、修孔庙。这些做法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不过是借着孔圣人的反对“犯上作乱”，培养甘心任人宰割、俯首贴耳的奴才。

对于开科举，朝廷向有争议。特别是一些目光短浅的贵族王公，总认为开科举是为人口占大多数的汉人、南人开了仕进的方便之门。所以在延祐二年（1315）开科取土之后，时开时停。过了二十年，即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终于下诏“依累朝旧制，停科举，兴学校。学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充任”。直到至元六年，因较有见识的蒙古大臣御史忽里台等力争，终于又恢复科举取土之制。全国每届进土名额由原56人减为18人，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各占一半；凡汉人、南人有中举人者，只能授学官。很明显，对于汉人和南人来说，这种科举不过是一个骗局。

在中国教育史上，元代第一次称县学的主管为“教谕”。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到十八年间，象山有过三位名教谕：张原楷、王厚孙、薛敬。他们为培育象山的土子，尽心尽责，因而也被历代象山县志列入《名宦传》中。

◎张原楷

张原楷，字公异，号方溪，宋中书令文节公张知白之后。自幼颖悟，志操清慎。至正十一年（1351），以桂彦良之荐，授象山县学教谕。张原楷学问很好，功底扎实，四书五经，烂熟于心，讲学时信口援引，阐释时左右逢源，而且处处为学生表率，端严持重。作为学官，从来不肯受托为人徇私办事，受到大家的普遍尊重。张原楷与王厚孙先后任象山教谕，使象山士子咸知方向，立身行事，文质彬彬，使县治有孔孟之乡风。晚年结楼于鄞城东太白庄为憩息所，后来就住在那里。张原楷与王厚孙及定海教谕包莘三人，皆能振兴道学，当时人称四明三先生。

◎王厚孙

王厚孙，字叔载，一字燕贻，庆元（宁波）人。为宋代著名学者、教育家、礼部尚书王应麟之孙。家学渊源，少侍乃祖左右，见闻充积，八岁能赋诗，日记数百言，操笔立就。厚孙学识渊博，乡里之人，遇到修身养性、礼乐制度及职官典故等问题，常常向他请教。宁波乡贤袁确自翰林院致仕归里后，与厚孙之父王世昌颇多交往，对厚孙也很关切，常问所学，王厚孙答曰：“近于濂、洛、关、闽、建安、西蜀诸书，稍已通习，意有所得，以其明洁缜密，有成法可守也。”说到宋、元的治学，厚孙又云：“世之学者，涉猎朱子（熹）书，自谓得其真传，辄讥乾（道）、淳（熙）诸老。不知诸老与朱子同时，其言虽不尽合，而博闻实践，为朱子所推许。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高谈阔视，恐渐成虚诞之风。先生（指袁桷，为当时文章家领袖）宜惩其弊。”袁桷颇为折服。时袁桷在家乡主持编纂元《延祐四明志》，命厚孙参与分撰，并征询关于修志的见解。厚孙说：“叙事贵详不贵繁，修辞有要不期简。彼小文寡见（指修志），杂出众手，舛误遗漏，欲以传信，不亦难乎？”大受袁桷赞赏。后侍讲学士黄缙荐之为郡学训导，至正十三年秩满，授象山教谕。其好友鄞人郑真（觉民）送之以诗云：

象山海中居，象泉何洌清。泉以鉴妍丑，山以见亏盈。相望五十年，%%羔雁各奉迎。送别固有礼，怡悦有多情。春深照花溪，烂烂云物新。

象山久失文化熏陶，王厚孙上任后，还设“主善文会”，以倡导学习之风。

◎薛敬

薛敬，字原礼，号退翁，鄞人。宋进士薛朋龟之后。至正十五年（1355），典教象山，喜欢考稽古籍，涉猎广博，兼通医道。上任后恪尽职守，对学生的训诲、启迪，从不懈怠。经常与学生一起，研读儒家典籍，特别注重领会“正心诚意”和“君子慎独”的含义，强调在没有监督的时候要“慎独”。至正十八年秩满，调鄞县。后以元政不纲，退隐于乡，以“医术自老”。

至正十一年至十八年，民变四起，方国珍、刘福通滁寿辉、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群雄，纵横天下。三位教谕以高深的学养，敬业守职，在相对安定的小环境中弘扬中华文化，为明初的象山培养了不少人才，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