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由元入明

象山由元入明

象山县由元入明，可从两个层面作观察。一是大环境，即象山县是怎样从元朝治下，转为方国珍所据，后又成为大明皇朝的一个属县的；二是小环境，即在大环境转变的三个阶段中，象山县发生了哪些变化。

◎元朝授方国珍“以节钺镇浙东”

元代起事最早的方国珍，不想与群雄逐鹿天下，只想凭自己的海上优势，控制海道，从中掠夺财富。浙东洋面为南北海运必经之处，据此既能打劫海上商船，取得珠宝财货，又可控制全国自南向北的粮食运输，扼元朝咽喉。经过七八年的打拼，方国珍时降时叛，或匪或官，用了种种手段，包括贿赂自朝廷至江浙行省的层层权要，终于在至正十五年（1355），继占领台州、温州之后，长驱入庆元，迫使坐镇庆元的浙东都元帅纳麟哈剌开门迎纳。翌年三月，元廷不得不授方国珍为海道运粮万户。此后两年，中原及江、淮一带群雄割据，称帝称王，元朝军队处处挨打，疲于应付；而方国珍虽占浙东三郡，仍奉元正朔，还疏通关节请降。于是，就在至正十八年五月，元廷授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到十一月，元朝失却了江淮各地，更需依靠方国珍所控制的海道以通南北。为长期羁縻，又赐爵衢国公，进太尉，以节钺镇浙东，成为割据一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方氏兄弟在浙东建立了一个新局面。据《明太祖实录》载：“国珍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侄明善居温，而留弟国琅自副（作自己的副手），居庆元。政刑租赋，任意为轻重。”浙东三郡，所属州县官吏，悉由方氏任免。

方国珍开府于鄞（庆元），俨然一方王侯。“每遇朝，金紫杂沓。国珍昆弟、子侄、兵客皆至大官，虽奴仆亦滥名器，永嘉丞达海，及乡进士赵惟恒，皆不与方氏。国珍恶之，并沉之于江。土有誉功德以媚之者，辄跻显贵。溪山啸聚之徒，荷戈来从，授以州县佐者甚众。又以粟至燕，交通权要，凡宣敕封赠，恣其所欲。三路土民，忘其为盗，惟知有方氏，更翕然附之。”（嘉靖《宁波府志》）

◎朱元璋不断敲打：浙东终于“归附”

其时，郭子兴部将朱元璋崛起。取得金陵之后，声势大盛，已奠帝王之业。朱元璋虽然与方国珍还隔着张士诚的地盘，但不能容忍方国珍称臣于元，坐收渔利。在方氏受命“以节钺镇浙东”的次月，即遣使诏谕投降。国珍不敢对抗，“姑示愿从，藉为声援，以观变”（《明史·方国珍传》）。其奉朱元璋之书云：

国珍鱼盐负贩，生长海滨，向者因怨家构诬，逃死海岛，遂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公起义濠梁，东渡江左，奋扬威武，以制四方。国珍向慕风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中隔张士诚），不能自通。令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成德所被，人心景从。不弃犷愚，猥加训谕，开其愚蒙，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因请以三郡内附，如钱鏐故事。岁贡白金，以给军资。（嘉靖《宁波府志》）

虽说“内附”，方国珍始终不受朱元璋所封之官，仍奉元正朔，与北方朝廷通贡如故。朱元璋因而又多次遣使招降，甚至一年两次敦促，方氏只是表面敷衍。因他已得悉，在至正二十三年正月（1363），朱元璋仍遣使与元掌兵大将扩廓贴木儿（王保保）通好，致书中有言：“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到二十七年四月，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旗帜，公开与元朝政府对垒。此时，又移书数方国珍十二大罪。方国珍自恃与朱元璋之间还隔着张士诚，认定“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干脆不作回答。但其为保日后退路，在修筑余姚城、庆元城的同时，“日夜运珍宝、治舟楫，作航海计”（明史·方国珍传）。

深谋远虑的朱元璋早就认定目光短浅的方国珍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十年中不断招降，不过是稍加“敲打”，施以威压。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就挥师浙东。参政朱亮祖攻下台州、温州。十月，征南将军汤和会同水师吴祯、廖永忠部，乘潮水入曹娥江，下余姚、上虞，逼近庆元。方国珍知大势已去，不可抗拒，命庆元守将封存府库，出城迎降，为日后预留退路；自己则率大队舟师，挈妻孥登大舶，遁入海中。

十一月，汤和与吴祯、费聚会师海上，追捕方国珍。双方激战半天，大败方氏之舟师，缴获其战船25艘。汤和所部，伤亡亦多，费聚之子即丧于斯役。方国珍趁夜色登大船，率余部扬帆逃逸。汤和回庆元，抚定所占诸州县，不再强攻，改为频频遣使招降。国珍本拟扬帆远走，以避兵锋，无奈部下诸将多有降意。方国珍窘迫不知所为，筹之再三，于十二月初五遣子明完奉表向汤和投降，献银印、铜印26方，银万两。此役汤和得方氏步卒9200人，水军14350人，官吏65。人，马190匹，海舟420艘，粮151900石。

汤和押送方国珍至建康（今南京）听候处置。浙东三郡所属州县，于大明建国之前夕，全部“归附”。

◎方国珍治下的象山社会

从方氏据浙东开始，象山社会及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可惜史志中正面记述甚少。旧县志有一鳞半爪记载，亦多错讹。现经过初步考索，略述一二。

自元至正十五年到至正十八年（1355—1358），方氏在浙东先是军事占领，后得朝廷任命。其辖下诸州县官吏，在这三年中，亦经历了从留任、迁黜到稳定的过程。

元代象山最后一任达鲁花赤倒剌的牙儿于至正元年上任，其离任的时间，县志未载。按时局推定，当不迟于至正十八年。方氏当政后，县一级达鲁花赤都主动告退，恢复县令一职。象山县令则由至正十二年任县尹的杨用可替补。其依据是蒋景高于至正二十年撰的《象山县核田记》，文中称之为“象山县令杨用可”，当非虚语。接替杨用可的下一任是胡立。嘉靖县志云：“胡立，至正二十五年由儒士令邑”，并非《民国县志·职官表》中所说的“县尹”。

上文已经说到，方氏主政浙东之后，“政刑租赋，任意为轻重”，“三路士民，忘其为盗，更翕然附之”。方氏在海上依然打劫过往商船，元廷亦不过问，可是在内政上，却有所整饬。《象山县核田记》表明了方氏对于租赋，并非“任意为轻重”，恰恰相反，针对元朝“载籍无稽，隐漏泯绝，视而勿理”等田政不修的现状，以及“其田惟下上，其赋错上中，其民寡于蓄积，其产易于贸迁”的后果，方氏政权重新“考核官民之田，以稽户籍”，命农户先各自丈量，再派员复核，然后造册登记，发给“田券”，按实情定租赋。

《象山县核田记》写于至正二十年八月十五日，称方国珍为“江浙行中书平章政事荣禄方公”，方国琨为“佥书浙江行枢密院事亚中方公”，赞他们功比萧何，如汉之元臣，对县令杨用可亦赞誉有加。颂扬有过分之处，但事实却非虚构。此文开头还有一段方国珍的话，也意味深长。

天子命我众，靖夷是南邦，凡忠于国而利于民者则专之，施政行仁，唯思弗逮。今视其版图而不烛其理，修其职业而不究其由，四郊多垒（军事占领），而国君之须，因仍简陋，岂托付之意哉！左右寮采（同事），文武百执事（主持办事的人），其何以教予？

“核田”的目的是为了向朝廷多输军饷，话说得很堂皇，语气像擅政于一方的诸侯。浙东是“南人之邦”，“我众”指代方氏兄弟，颇似“南人治南”的土皇帝在朝堂上征询大臣意见的气度。不应该忽略的是，方国珍已在大明建国前十年结束了蒙古人在浙东的统治，从而也结束了浙东一带的民族歧视以及对南人的严酷专政。而且，在中原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时候，方国珍为浙东带来相对的安宁，也使民众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一定的权力和短暂的安定已使方国珍开始重视文化。据《列朝诗话》载：“国珍招延士大夫，折节好文，与中吴（中原吴国公朱元璋）争胜，文人遗老，如林彬、萨都剌辈，咸往依焉。”方氏左右，一批文人如詹鼎、刘仁本等亲近用事，为之起草文稿，出谋划策。“刘仁本治师余姚时，曾作零咏亭，合瓯越来会之士四十二人同修禊事，取兰亭诗所缺者，各补其不足，日《续兰亭集》”。（《羽庭集》）

在“翕然附之”的浙东土民中，也有人劝方国珍进而图帝王之业。

黄岩幸子善，好纵横术，说国珍日：“元数将终，人皆知之。今豪杰并起，四海分崩。公若振臂一呼，战舰数千艘，十数万众，可立至也。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擅漕舟之粟；舟师四出，则青、徐、闽、广、辽、海，皆惟公所欲。审能行此，人心有所系属，则伯（霸）业成矣。”国珍曰：“君言远矣，智者不为祸始。朝廷虽无道，尚可以迁延岁月。今豪杰争雄，荚适为主。吾乃按兵保境，以待其定耳。”子善谢去。（嘉靖《宁波府志》）

方国珍颇有自知之明，结果支离后亡，投效者因为其无高远之志，无法获得封侯拜相的满足而离去。

象山钱唐，也曾想“投效真主”，拜谒过方国珍，就是因为方国珍缺少“雄才大略”，不合，辞去。

象山蒋景高，至正十七年（1357）中举人（乡进士）。所撰《象山县核田记》亦露投效之意。其父亲蒋邦直时任台州府学教授，景高常来往于庆元、台州间，《象山县志·先贤传》说过他与当时文人的交往：“至正末，中原盗起，四方宿儒悉聚庆、台间，与之谛诗文交，以学行相切磨，学者称丹台先生。”其《丹台外史集》从侧面留下了许多方氏主政时的史料。这类文章最遭朱元璋嫉恨，也许就是其后来罹表笺之祸被杀的远因。

地位已改变的方国珍，还算有些气度。在取得浙东之前，王刚甫是他的劲敌；此后13年，却在他的治下。方国珍没有刻意报复，而是听任他成为庆元路之“闻人”，“事难决者辄属以治”，在象山则更不用说了，威信远在县令之上，“相讼者不之邑而之东门，闻一言释憾而去”。可见方国珍还能宽厚容人，其雅量实在朱元璋之上。

有许多元末明初的象山文土，如钱唐、蒋景武、蒋公直、姜土周、黄思铭，以及樊公石壁之后人樊天民、樊牧斋、樊庆余，均生活于这一文化环境中，各具独立的人生见解，悉能为当政者所容忍。可见方氏主政的10年，也为象山文化的复苏，提供了一定的气候与土壤。

◎先后相继的两任县令：胡立和孔立

胡立之名，最早见于明嘉靖间县令毛德京所撰之《象山县志》。毛氏在序言中说：“至于人物一纪，余将独断直道，丛怨，吾其身之。”对于元朝的县令，毛德京只录胡立。其他诸人，均后世所补。“胡立传”寥寥数语，字斟句酌，略去了许多当时不敢直书的事，值得细玩。

胡立，至正二十五年（1365）由儒士令邑。自甘淡泊，抚民若子，卓著能声。政暇则长歌短咏，以自娱适。

元代主象山县政者，有达鲁花赤17人，以及方氏治下的县令2人。

在历代县志的编者中，毛德京距元代的时间最近，知道的情况最真，掌握的材料应该也不少。为什么舍去十八人，独取胡立？

毛德京重视民生。哪个县令能“抚民若子”？十七个达鲁花赤，均以征服者自居，视南人为下等贱民，为奴隶，为寇仇，固不足称道。而方氏所授的前任县令杨用可，本为旧衙县尹，阿谀奉承，习性难改，亦不足称道。胡立能“抚民如子”，其胸襟当然“自甘淡泊”。能“自甘淡泊”，就不急功近利，不趋炎附势，不为顶戴前程、功名富贵而不择手段。然而，胡立并非无能、无识、无才之辈，他“卓著能声”，可惜无具体记录。政暇作甚？“长歌短咏”，非为作秀，“以自娱适”而已。

一个末世的县令，能如此从容淡定地面对一切，亦属不易。方国珍能选择胡立，也说明他知人善任。

进入明代，象山的第一位县令是孔立。下面录嘉靖县志中对其的一段记述。

孔立，庐州人。洪武元年由秀才赍印来知县事。归附之始，百废未兴。立至，秉心廉直，庶政毕举。是年夏，兰秀山贼寇境，民甚惊骇，乃谋于邑人蒋公直（撰志者讳言王刚甫），设计歼其渠魁，余党悉平，民赖以安。有虎为害，以文告于圆峰神，虎患遂息。时大旱，苗皆就槁，百姓忧之。制文虔祷，雨应期而至，苗得以甦。故邑推善政，以（孔）立为称首。

上文云“庶政毕举”，所谓“庶政”，指日常政务，考嘉靖县志所记及者，有以下几项。

洪武元年（1368），知县孔立兴废起坠，创官吏宅舍。

洪武二年，建石浦巡检司、爵溪巡检司。

洪武三年，知县孔立重修社稷坛。

较此更大的还有三件事：一为歼兰秀山之寇；二为撰文告圆峰神，虎患遂息；三为制文虔祷，求雨得雨。第一件事“设计歼其渠魁”，“民赖以安”并非孔立之功。之所以讳言王刚甫之劳，是由于不敢触朝廷禁忌。后二者均属务虚之举，顺应民心而已，在今天来看很难说是什么实绩。不过于此可以看到，当时对一个新“归附”的地区，收揽民心是何等看重。

明嘉靖八年（1529），邑人陈文昌有《浚玉带溪记》一文，追述县令孔立于洪武二年浚玉带溪一事，为嘉靖县志所载，摘录于下。

邑之凤跃溪水，直由永安桥达南河，无曲折，无回抱。洪武二年，令扎公立于中市浚五带洪。引风跃溪水而东，经县治前，过黄门，入青龙桥，分二派入河。沿溪南为路，北开隙地阔五尺，一如今黉宫前式。溪上立七十二柱，以应七十二候。中市列二十四碶，以应二十四气。其说皆出自形象家言，谓如此，则可以益风水，占气脉。自是人才辈出，科第不乏。

上文开头说孔立“由秀才赍印来知县事”，句中“秀才”两字，倒要作些解说。此“秀才”并非明清科举中的“秀才”。元代科举无县试，何来秀才？原来朱元璋事事深谋远虑。鉴于元代地方官吏无才无德之失，早在立国之前一年（1367），就下令分文武科取土，令略日：

应文举者，察之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这就是所谓“察举”，后称“荐举”。察举的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凡大小官吏皆可举荐。被举荐者，以德行为主，而文艺次之。经考核中式，随时任用。朱元璋的分文武科取土令中有一句话：“必三年有成”，说明他预计三年之后，将得天下。不料形势发展飞速，一年后他就称帝立国。于是，一年前被举荐的秀才、人才，正合所用，被纷纷派到新近归附各县，主持一方政事。孔立就是由秀才而知县事的。孔立之后，象山还有陈相、刘思齐、陆维远等都由人才而知县事或任县丞。（民国县志《名宦传》）

朱元璋建国前如此重视民心与人才，于中亦可看到朱元璋能得天下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