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中国证券市场的金融约束政策的研究历程

4.2 中国证券市场的金融约束政策的研究历程

实际上,只要对金融约束的内涵稍加探究,就不难发现,金融约束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rent opportunity),租金是最能体现金融约束政策本质的特征,是理解金融约束理论的关键。在资本市场上,则通过股权分置、大小非进入流通所支付的过低对价、对大小限股票进入全流通的期限锁定和降低再融资的门槛、监管宽容等措施,来降低股票融资成本,并人为地造成股票相对稀缺,使IPO得以高溢价发行等政策措施为生产企业创造租金机会。

艾洪德和武志(2009)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金融约束政策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虽然他们把证券市场中具有金融约束性质的政策称为“金融支持政策”。他们首先对传统的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的限制资产替代及限制证券市场发展进行了理论修正与拓展,认为在国有银行的货币性金融支持作用难以维系之际,通过国有企业优先入市与股权分割制度安排国家成功地实现存贷款市场租金向证券市场租金的转移,是对经济转轨提供了持续的金融支持,两者内涵一致、并不相悖。因此,他们是率先明确了中国股票市场中的金融约束性质及其制度租金创造作用的学者。同时,他们把“金融支持政策”界定为“一系列低成本动员居民部门金融剩余,为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与隐性金融租金补贴的政策措施”,并指出股权分置正是主动创设租金、获取证券性金融支持的具体安排和核心机制。这种“自然生长于人工培育相结合的特点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表现为对自然演进逻辑的背离”,并且,“从长期看,制度变迁的方向非常明确,政府需要克服既得利益阶层的压力并打破其设定的路径依赖,重新回归到证券市场作为投资市场的制度安排上来”。

他们用图4-1来反映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租金的创设。

图4-1 股票市场制度租金:金融约束分析框架拓展

艾洪德和武志(2009)突出的研究贡献之一在于利用金融约束的框架分析证券市场的制度租金。他们认为,证券市场的租金创设正是国家实现了存款市场租金向证券市场的租金转移,再加上证券市场的金融支持所面对的是股权,因而不需要像债权一样进行还本付息,一旦获得进入许可,则意味着可以获得一笔无需偿还的免费资金,租金的创设极为可观。因此,国家要通过“审批制”、国有企业优先入市与股权分割等制度安排来实现存贷款市场租金向证券市场租金的转移,并使国有企业成为这些租金的垄断者。

在中国股票市场,企业的证券供给价格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制,表现在实践中即为证券发行价格不能低于其净资产,而在模型中则表现为供给曲线单调上升之处的水平情形。在图4-1中,市场达到均衡时的价格与数量分别为P0和Q0,它是企业的证券供给曲线与居民的证券需求曲线的交点。但是,如果政府对证券市场中的供给数量进行干预,即通过股权分割与国有股份暂不上市流通等制度安排来控制市场中的证券流通数量,则可能在证券市场上创造租金。考虑此种情况,如图4-1(a)所示,我们假设均衡状态下市场发行的证券总量为Q0,但是,在政府管制下市场实际流通股份仅为Qd(Qd<Q0),此时居民对证券的需求价格Pd,而企业的供给价格仅为Ps。价格差额Pd-Ps即构成了证券市场的制度租金。如果考虑租金效应,如图4-1(b)所示,将证券供给曲线外移至S′。假定市场流通比例为一简单固定常数,则市场流通数量相应增大,为Q′d(Q0>Q′d>Qd),而市场需求价格则为P′d。显然,P′d<Pd,这意味着居民获得证券的价格比原先要低,租金效应使其境况得到改善。从市场供给价格来看,实践中证券发行价格不能低于其净资产的规定决定了其将保持不变(P′s=Ps),尽管市场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企业为争取上市资格所付出的各种额外费用也相应增大,但这与所获得的资金融通效用来看显得微乎其微,因此,从证券供给数量的增加使得企业的整体境况也得到了改善。

尽管从形式上看,股市的金融约束政策与传统的金融约束政策有很多差异,例如传统的金融约束政策主要是存贷款市场的利率管制、市场准入限制等,而股市则不仅包括利率管制,还包括市场流通数量的限制以及“审批制”的市场进入管制等,前者主要是管制价格(利率),后者则不仅管制价格,还管制数量,而这不过是市场管制中的一个技术性问题。因为无论是低利率政策,还是关于限售股和再融资的许多政策规定,不管决策层的初衷如何,客观效果都是为上市公司创造了租金机会,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两者并无二致。将金融约束分析框架扩展到股市,并不会与传统的金融约束理论范式相悖,金融约束分析框架在存贷款市场和股市上得到广泛的统一。这一研究结果是对传统的金融约束租金分析的拓展。

此外,朱云(2009)也对中国股票市场中再融资圈钱行为的金融约束特征进行了系统而具创造性的研究。因为在股票市场中,低利率政策、股权分置、大小非进入流通所支付的过低对价、大小限进入全流通的过短锁定期、再融资门槛的降低等政策导致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流向上市公司以及非流通股股东等生产部门,这些现象具有典型的租金创造与分配的特征,标志着金融约束政策在股票市场的实际运用(邱恒凯和刘郁葱,2012;刘郁葱和黄飞鸣,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