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　金融约束的消费抑制带来经济的动态无效

令人遗憾的是，从金融约束的视角来分析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鲜见有人研究，而对金融约束造成消费抑制进而带来经济动态无效问题的研究就更为罕见。

现代经济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对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消费抑制现象。理论上讲，居民的最终消费是制约生产的关键因素。近年，居民消费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消费不振直接影响到GDP增长率，由于消费受到抑制，导致企业产品积压，失业上升，从而制约了经济的有效运行，降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消费的变化亦是解释经济动态效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的经济体，判断消费与储蓄的最佳比例的标准是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动态效率（Romer，2001）。在理论上，经济动态效率是描述经济中的资源跨期配置是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动态有效意味着资源配置合理，社会福利最大化；动态无效则说明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存在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可能。

最早注意到动态效率问题的是Phelps（1961），他沿用Solow（1956）提出索洛模型，证明了最优稳态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律”规则。高于黄金律稳态水平的储蓄率意味着现代人将为下一代做出牺牲；低于黄金律稳态水平的储蓄率意味着将减少下一代的福利。他认为，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水平的经济是动态无效的。Blanchard和Fischer（1989）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本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增加消费来提高福利水平而生活得更好。这种经济常常被称作“动态无效率”。在确定性的经济中，Diamond（1965）利用外生增长的代际交叠模型（OLG）研究指出，竞争性的经济可能达到一个资本过度积累的稳定状态。在其模型中，所有利率是相等的，但现实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考虑到持有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和利率期限结构等问题，不同的资产的预期回报率不一致。资本黄金规则也不能确定何种利率或回报率是恰当的。Abel等（1989）认为，很多学者简单地将无风险利率和资本报酬率等同并作为判断经济动态效率的标准是不准确的。在现实中，无风险利率低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动态无效。因此，Abel等（1989）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在增长理论中提出动态效率的概念到他们提出“AMSZ准则”之前，对现实经济动态效率的评判标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缺乏一个可操作性的、经验的尺度来判断现实世界的经济是否会表现出与资本过度积累的无效率。Abel等（1989）通过将不确定性引入Diamond（1965）的OLG模型中，首次在动态经济中理论上的效率陈述与其经验上的对应物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将增长模型中理论上的动态效率概念与对现实经济的动态效率的测度联系起来，并推导出一个检验随机动态经济的帕累托最优的总量检验标准即所谓的净现金流准则——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即AMSZ准则，又称为“净现金流准则”；并以此验证了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经济是动态有效的。

近年来，以“AMSZ准则”框架来验证中国经济动态效率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热点。许多学者检验经济动态有效性时所采用的检验方法和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Leonard和Prinzinger（2001）通过比较中国1980—1996年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发现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同时，他们使用AMSZ准则计算的同期的净现金流也均为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率的。史永东和杜两省（2001）利用AMSZ准则对我国现实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经验，得出中国经济1992—1997年动态无效的结论。史永东和齐鹰飞（2002）用GDP替代GNP，再次用AMSZ准则检验了中国经济1992—1998年的动态效率的情况，也得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结论。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分别利用企业资金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比较及AMSZ准则对1978—2001年及1996—2001年的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在1992年以前资金利润率一直大于经济增长率，说明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从1992—1998年经济增长率大于资金利润率，说明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1999—2001年资金利润率又略微超过经济增长率，说明经济运行状态有所好转。杨传凤（2004）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率的。陈建奇（2006）除了依据AMSZ法则对中国经济动态效率进行评价外，还采用了直接判别利率与1之和的均值和经济增长率与1之和均值的大小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克服了AMSZ法则的缺陷，得出中国目前经济动态无效的结论。项本武（2008）依照AMSZ准则，运用自定义的总资本收益计算方式，对中国1992—2003年的经济动态效率进行重新测算和检验，得出结论：样本期间中国经济动态效率是波动的，其中大部分年份处于动态无效状态，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与投资率负向相关。

但是，刘宪（2004）利用AMSZ准则检验了1993—2001年中国经济的效率，他使用了与史永东和杜两省（2001）、史永东和齐鹰飞（2002）、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等人的研究不同的总收益计算方法，得出样本期间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是动态有效的结论。然而，在作分地区考察时，我国东部、中部地区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而西部地区经济则处于动态无效状态。黄伟力（2008）基于AMSZ法则，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改革以来的动态效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整体上是动态有效率的，没有过度积累资本。吕冰洋（2008）应用AMSZ准则来对比中国资本总投资和总收益，其对总收益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正：资本总收益=国民收入-非资本税收-企业补贴-劳动者报酬；总投资分为包括财政投资和不包括财政投资。其主要结论为：中国总体资本积累是具有动态效率的，高投入式增长未必是粗放式增长；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与经济波动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远未结束、后发优势仍存在较大的利用空间、区域间产业结构大规模升级和转换将持续相当长等因素，未来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空间仍然很大。孟祥仲等（2008）运用AMSZ准则，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进行了纵向考察，得出我国的经济运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绝对有效的状态，但与发达国家战后经济发展黄金期的动态效率横向相比，仍处于相对动态无效的状态。蒲艳萍和王维群（2009）基于AMSZ准则对1994—2006年我国资本投入的动态效率及1998—2006年资本投入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资本投入效率整体上是动态有效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呈显著下滑趋势；资本投入效率区域差异较大，资本投入年均效率东北最高，东部次之，中部稍低，西部最低；资本投入效率的增长态势，东部最好，东北则下滑迅速。张延（2010）按照美国经济学家Abel等（1989）提出的“AMSZ准则”衡量方法，对1994—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不存在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动态无效率的现象。

采用AMSZ准则对中国经济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彼此之所以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在对资本总收益、总投资和净收益的内涵界定、测算方法和测量口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多数研究将私人投资等同于社会总投资；还有中国的名义利率一直受到管制的因素。用产生于成熟型经济体的增长理论来检验成长型经济体的动态效率虽然具有一般性，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舍弃了许多中国经济的特征（李景睿，2009）。黄飞鸣（2010a）指出，中国在公共财政制度、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国民收入核算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市场成熟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利用Abel等（1989）对资本总收益、总投资和净收益的定义和一些学者提出的测算方法以及AMSZ准则来评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的确存在许多不当之处。为此，黄飞鸣（2010b，2011）对AMSZ准则进一步扩展的基础上，从总消费和总劳动收入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检验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扩展的AMSZ准则”，并利用中国1985—2005年的数据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并得出动态无效的结论。这里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净支出准则”——如果居民的总消费大于总的劳动收入，则超过部分必然是来自资本提供的净收益，也就是来自AMSZ准则中利润超过投资的部分；因为只有在利润用于投资之后仍有剩余时，总消费才会大于总的劳动收入，均衡动态有效；反之，则无效。“消费者净支出准则”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相关理论空白；在实践上，它比目前基于成熟市场条件提出的验证经济动态效率“AMSZ准则”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并可以推广应用于那些与中国具有同样经济属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一种研判经济动态有效与否的新方法来检验判定其经济增长是否处于动态有效的状态。

在中国，政府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创造租金、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的同时，一方面侵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制约了作为解决就业问题主要渠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劳动收入的提高，进而抑制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主导型的模式转变。居民收入份额的降低是中国近年来消费低迷的原因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根据主流的消费理论，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根据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果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最优增长路径，政府应该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使经济运行重新走上最优的轨道。因此，这就为政府实施适当的金融约束政策提高经济动态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