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1 中国消费抑制的金融约束解读
从20世纪80年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率却持续下滑，出现了明显的消费抑制现象。这主要表现在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对此现象的研究和探讨文献非常丰富。
姚齐源和宋晓丽（1999）指出，居民的过度积累对消费形成了强烈抑制，并诱发了消费抑制与收入约束之间的不良循环。李景睿（2009）根据消费投资比来判断是否存在消费抑制。当消费-投资比较小时，存在消费抑制。他对1992—2007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近五年84%的省区年度消费率低于最优的消费率水平，而且消费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早期的消费抑制现象与国家的消费政策有关。林毅夫等（2002）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抑制消费的宏观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是出于在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下国家为了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降低劳动成本而采取的措施。李通屏（2005）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消费制度变迁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则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房爱卿等（2006）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需求和消费政策的变化。他们把国家的消费政策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第一，抑制消费政策阶段（1949—1978年）；第二，补偿消费政策阶段（1979—1988年）；第三，适度消费政策阶段（1989—1997年）；第四，鼓励消费政策阶段（1998—2004年）。王宁（2007）认为，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这时的“抑制消费”是国家与个人进行的一种隐性交换，即用国家承诺（未来的幸福理想和美好蓝图）来交换个人对目前阶段的抑制消费（“滞后享受”）的同意。
消费抑制的外在表现是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近年来，对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从消费理论来分析，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Modigliani（1954，1984）的生命周期假说和Friedman（1957）的恒久收入假说以及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OLG）等都认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其中，生命周期假说、恒久收入假说和OLG模型都认为消费者追求长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即跨时最优化消费应综合考虑一生的平均收入或恒久性收入来合理规划其一生的消费。Hall（1978）在卢卡斯批判（Lucas，1976）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论应用到生命周期假说和恒久收入假说之上，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开创性地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消费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个人收入预期增长率与消费预期增长率无关；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对此假说的多数检验结果都不支持这一结论，实际消费变动与预期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相关性，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Flavin，1981；Campbell and Deaton，1989）。据此分析，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收入约束。
目前，经典消费理论的主动向是不确定等价，即以“不确定性”因素为假定条件，在跨期最优的分析框架内对Hall（1978）的随机游走假设予以修正，然后将之引入到实证研究的预防性储蓄假说（Skinner，1988；Zeldes，1989；Caballearo，1990；Kimball，1991；Dardanoni，1991；Engena and Gruberb，2001；Parker and Preston，2005）、流动性约束假说（Gelds，1989；Deaton；1991；Jappelli and Pagano，1994；Carroll，2001）和缓冲库存储蓄假说（Deaton；1991；Carroll，1992；Bard，Skinner and Zeldes，1994）。它们的基本逻辑一般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近十余年来，这些消费理论被国内学者用于探讨中国消费率快速下降、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的问题上。这些文献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根据上述各种假说，结合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和方法来检验各种西方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需求的适合性；另一方面是从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将基于未来收入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应用于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成为主流。对此概要梳理如下。
袁志刚和宋铮（1999）应用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来解释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分析指出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并削弱了利率下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宋铮（1999）、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齐天翔（2000）的研究都支持中国居民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假说。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将不确定性收入的随机过程引入理性消费者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居民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但预防性动机并非如预期的那样强。这一结论似乎与直觉判断和很多研究结论不同。他们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宋铮（1999）等在设定估计方程时，以当前收入的固定比例作为未来收入的预期的做法高估了居民预防性动机的储蓄行为。此外，万广华等（2003）、杜海韬和邓翔（2005）、汪浩瀚（2006）、郭英彤和李伟（2006）、潘彬和徐选华（2009）、苏基溶和廖进中（2010）等围绕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设，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索，提出了某一不确定性预期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影响，并证实了中国消费者具有比较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研究了我国居民储蓄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动机的原因和微观基础却研究。他们实证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高等教育改革对家户消费行为存在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内在微观作用机制。
一些学者将考察视角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转向对未来消费支出不确定性的研究。罗楚亮（2004）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三次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分析收入不确定性、失业、医疗及教育等支出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效应的大小也因这些因素的可预期性的变化而变化。赵晓英（2007）对1978—2005年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发现，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未来消费波动的不确定性越大，预期消费增长率就越高；Chamon和Prasad（2010）对1995—2005年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预期未来的教育支出增加会提高家庭的储蓄率，而与医疗支出相关的风险可以很好地解释老年家庭中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因而导致消费率的下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朱国林等（2002）论证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与中国消费不振的关系。李军（2003）探讨了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关系，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起到降低消费需求水平的负向作用。Musgrove（2005）研究认为，高收入国家的城镇收入差距对其消费影响显著；而低收入国家的城镇收入差距对其消费影响不显著。与Musgrove（2005）的研究结论不同，娄峰和李雪松（2009）认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其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陈斌开等（2009）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变迁、工资制度改革等制度性因素，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快速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是1990—2005年间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原因。金烨等（2011）使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证实：收入差距会显著减少家庭除教育以外的消费。他们还发现收入差距对低收入或年轻家庭的消费抑制更加明显，但能刺激教育投资的上升。
古炳鸿等（2009）从城乡居民不同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视角研究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及改变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艾春荣和汪伟（2008）研究了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对预期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杭斌（2010）从消费习惯形成角度定量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原因。此外，一些学者从金融抑制政策视角来解释居民的消费行为。孙家良（2003）、李家美（2006）考察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邱崇明和李辉文（2011）从金融抑制角度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的原因、形成和影响。
综上，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收入，包括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因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滞后，居民消费还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这已为提出和验证流动性约束假说的一些学者所关注（万广华等，2001；孙世重，2004；田岗等，2005）。但是，对消费信贷市场发展滞后的根源问题缺乏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与金融约束中的限制市场竞争、市场准入政策密切相关。
金融约束政策的租金效应除了通过激励作用带来经济增长以外，还会通过租金分配导致财富的转移和劳动收入分配比的下降必然会带来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抑制。在资本市场上，则通过股权分置、大小非进入流通所支付的过低对价、对大小限股票进入全流通的期限锁定和降低再融资的门槛、监管宽容等措施，来降低股票融资成本，并人为地造成股票相对稀缺，使IPO得以高溢价发行等政策措施为生产企业创造租金机会。这其中创造的租金必然会发生从居民家庭部门和没有获得外源融资的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和能获得外源融资的生产部门的转移。金融约束对消费抑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居民财富、收入的影响：一是在银行存贷款市场上，因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低于同期的市场利率甚至是通货膨胀率）致使居民储蓄存款贬损；二是在资本市场上，中国股民多年来累积投入的资金远高于他们从股市得到的回报，其差额就是第二层面的金融约束创造的租金，被上市公司、券商等机构获得。此外，利率管制还导致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高溢价发行和配股以及间接地对流通股股东造成损害。金融约束在另外两个层面上对消费的抑制也不容忽视：一是在银行信贷市场上没有获得外源融资的生产部门多是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等就业率占比高的部门，这会影响劳动者报酬的提高，致使劳动收入比逐年下降；二是低收入者因自身资本积累的限制达不到享受金融服务的财富阈值而得不到像高收入者那样所得到的高收益回报，因而扩大居民收入差距。财富的转移和劳动收入分配比的下降必然会带来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再加上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制约，从而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抑制。此外，因资本市场限制所带来的股票收益波动、股市财富效应等也是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在对消费需求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消费需求问题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将对造成消费抑制现象的多种因素和原因进行分析。我们主要从金融约束视角来分析解读中国的消费抑制现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动态无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