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颜纯钧
沈文锋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嘱我作序，一下子令我想起他在我身边读书做学问的那些日子。
沈文锋是读硕士学位时开始跟我的，那时我还在福建师大文学院教高年级的电影选修课。一百多个老师都在教文学，只有我身不由己滑入“旁门左道”，感觉被边缘化得挺厉害。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属于那种不务正业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文学上做不出什么名堂了，只好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后来好歹也评上个教授，领导一时想不出如何安置我，便在戏剧戏曲学硕士点下面设了个影视艺术方向，终于让我也有资格开始招硕士生了。也因为这样，我对那些主动报考我的学生，自是高看一眼；总觉得他们能来考，真的是非常看得起我。当时沈文锋来报考，自己先是有点奇怪：一个学工科（电视工程专业）出身的人，怎么就对影视艺术感兴趣了？也许是来混张文凭的吧？当然他在泉州广播电视中心工作，说没关系毕竟也擦了点边。沈文锋最终能考上，当然还是靠成绩的排名。不管愿意不愿意，成绩上了线、排名在前面，当然也就没理由不录取。没想到进来以后，他果真刻苦地学起原本相当有隔膜的影视艺术来了，甚至硕士毕业没一两年又坐不住了。正巧那时我又在福建师大文学院的文艺学博士点有了个导师身份。沈文锋来考时，我照样信心不足，私底下觉得一个学工科的人，能弄个艺术学硕士就该满足了，哪有可能再往高处去呢？更何况当时的福建师大文艺学博士点，有孙绍振、南帆、刘登翰等国内著名的学者担任导师。凭这几个响当当的人物，即便福建师大只是个省属高校，但这个文艺学博士点却毫无疑问处于全国最高水平。一开始我就担心，沈文锋即便能考上，将来论文答辩也免不了要和这几个名家较劲，我真的很怀疑他能否扛得住轮番的冲击。没想到，小沈居然就考上了。那几年他事业的发展正碰到瓶颈，在这边读书做研究又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还是选择默默承受，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后来他的毕业论文写得相当艰苦，毕竟知识基础不太一样，有时领悟起来就比其他人要更加困难一些。忘了为这篇博士论文，他和我深入沟通了多少次，又费了多少唇舌，只记得不管在我这里如何被挑剔、被批评，他总是频频点头称是，回去没多久，一个新的篇章就又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凭自己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一步步咬牙挺了过来。答辩时那一番唇枪舌剑，虽很难再记起细节，但顺利通过后我确实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对这个工科出身的文艺学博士刮目相看。
到泉州广播电视中心工作后，沈文锋仍负责广播电视的宣传工作，但做研究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不时会打电话过来，说他的某篇论文发表在专业刊物上了，他的某篇论文又在省广电协会、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的评奖中获奖了。我当然也很替他高兴，进而明白他实在不是为一张博士文凭投到我门下的：他有自己的执着追求，只是没有明说而已。这之后，沈文锋的工作几经调动，最后又回到泉州广播电视台。忽然有一天，他到福州来找我，一进门就拿出一大沓打印稿递给我，说想把博士论文拿去出版。沉甸甸的文稿颇有些分量，上面红蓝黑的批注密密麻麻，显然是一再改动和添加的结果。不难看出，虽然工作更加繁忙，压力倍增，但这几年他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这一大沓打印稿，单从篇幅上来看比他原先的博士论文扩充了将近一倍。我多少感到吃惊，这是多少个不眠之夜留下的成果，恐怕连他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这里面，不仅有刻苦的精神，更有一种实干的毅力，既要目标明确又要持之以恒。我略略翻了一下目录，发现书稿中居然有部分内容是原先的博士论文中没有的，像“流变的框架”这一章，几乎就是重起炉灶。关于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Goffman）的著作《框架分析》（FrameAnalysis），坦率地说是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外的。很明显，这个学者的理论被沈文锋拿来作为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之间关系分析的一个工具——我意识到，在博士毕业后的几年中，沈文锋仍在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营养——我实在没有理由再去质疑他的工科出身了。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是个不错的论题。一方面，中国特殊的四级办电视的做法，造成了竞争的异常激烈，越底层的电视台越受到各种限制和挤压，甚至也不在学者的研究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古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又确实给城市电视台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源和受众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电视台也理应对城市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就沈文锋个人而言，这正是他有可能发挥自身优势、降低研究和写作难度的地方。他从小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所以熟悉这座城市的文化；他长期从事广播电视工作，所以也熟悉这座城市的电视台。对他来说，有关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关系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他的工作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这组关系，每时每刻都要去面对、协调、处理这组关系。这就使得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并且容易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事实和数据。相对而言，理论文献的积累和运用是他做研究的短板，但他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改善和提升。我还记得自己当初对论文中涉及的“文化政治”这个概念有点反感，就信口开河地说很少在文献中看到。他竟蛮有信心地说有这个概念，而且有不少相关的文献。这时候我只能选择闭嘴，也暗暗地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感到高兴。待以时日，我相信他在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会更加娴熟、自如和富有活力。在这篇论文中，我最欣赏的是“新泉州人”和“民间影像”的两个部分。这是泉州电视台为泉州这座城市的新文化贡献最大的地方，也是它发挥自身优势的地方，更是它着力于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地方。这些年来，电视台作为宣传喉舌，一直更多地为公共权力服务；迫于日益严峻的生存压力，也不得不为商业资本权力服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民众的文化权力都是受忽视的。在这一现状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当然不可能具备名副其实的公共性。鼓励外来的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鼓励民间人士参与影像创造，这两个着力于赋予民众文化权力的重要举措，确实是泉州电视台的经验，也确实值得好好总结。城市电视台最贴近基层，也最贴近民众，它对城市文化的回应也最迅捷、效应也最显著——相信这两个问题，对更多的城市电视台都具有借鉴意义。
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寂寞，这是沈文锋留给我的基本印象。文章不厌千回改，他的博士论文在决定要出版之后，已经反复修改了许多遍。每一次改完之后给我看，待我提了意见后他又很快再改一稿呈过来，似乎一点都没有停步的意思。所谓“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因为接受了泉州市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的资助，这本书已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改下去。这一次我终于下决心不再提意见了。一来是因为时间不再允许，二来是再挑毛病就永没有出版的可能了，三来是限于学识和修养，并不是所有的缺漏都可以立即得到弥补，有些还要借助更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与其如此，倒不如先把它奉献出来，既接受现实的检验，也领受学界的批评。这是更有效的讨教方式，以及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的机会——当然不是靠我个人，而是靠更多的人、靠产生这篇博士论文的这个时代。
2015年4月23日于福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