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泉州人”

2005年7月，泉州台推出《走近“新泉州人”》系列报道。第一则报道首先提出了一个引人思索的问题：对于泉州100多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是不是可以称他们为“新泉州人”？“新泉州人”这个概念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并接受。“随着泉州经济的发展，到泉州创业、找工作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本地人对他们的称谓也在悄悄地变化。从‘打工仔’到‘农民工’、‘外地民工’，再到‘外来务工人员’，表明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而‘新泉州人’的称呼，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记者：曾暄、汪龙波，《从“打工仔”到“新泉州人”》，《新闻广角》2005年7月23日）

显然，这个系列报道策划的推出有几个因素，一是泉州的外来人口数量多，他们为泉州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二是政府近年来在外来工维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获得各界的好评；而最主要的是泉州城市对待外来工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泉州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现代性不断交锋，正由冲突走向包容。例如，前面讨论的南安梅星村疯狗咬人一事，就折射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某种紧张关系。梅星村一半以上村民都有养狗。养狗虽然是为了出于自家安全的考虑，但是它和众多的外来人口就没有关系吗？对于原本封闭的乡村来说，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是否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感？

2003年10月20日，泉州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泉州市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暂行规定》。这个规定拟保障外来工享有与本市居民一样的合法权益：外来工可拥有泉州户口，可参与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的评选，按照有关规定参与党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推选，并可依法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用人单位要保障外来工合法权益；外来工子女入学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等。这个规定显然是在解决外来工的市民身份问题。受上海市的启发，作为泉州人自己的电视台，泉州台发出了“新泉州人”的倡导，意欲通过把每个人都带入共同塑造城市文明的行动中。这是泉州台对城市文化的积极干预。

新“泉州人”虽然是城市化中产生的概念，然而对于这个词语的读解更应从文化的角度去认知。“‘新泉州人’的‘新’，指的应该是泉州正处于一种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交融的阶段，两种文化之间既相互抗拒，又相互包容，共同塑造新的城市文明。”（记者：曾暄、汪龙波，《我们都是“新泉州人”》，《新闻广角》2005年7月26日）它说明，外来工作为一个城市现代化的现象被人们所关注已经从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再向文化层面转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由大众媒介和文化工业带来大众文化的繁荣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日益引人瞩目。人文社会科学也关注到城市文化，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基于农村文化的“乡下人”眼光和视角被淡化了，被本雅明的城市“漫游者”所取代。尽管这种“漫游者”姿态对城市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但观看的眼光已经完全内化于城市之中，成为“城市文化的自省”。也即是说，“漫游者”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中的人群”^[31]。因此，对外来工来说，最重要的是进城。以城市的眼光接受外来工是文化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泉州台在这个转向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这是更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但是观念的转变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外来工子女的就学问题逐渐成为问题。2007年2月份，泉州台新闻曾经报道过晋江市陈埭镇高坑村高登小学以收取赞助费的名义，要求校内400多名的外来工子女，每人要多交200元学费。事情曝光后，立刻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责令学校退还。然而事隔不到半年，又有人举报高登小学乱收费现象死灰复燃。记者立即前往高坑村了解情况。在村里某鞋厂打工的杨炳魁向记者投诉说，厂里的财务说开学时，厂里帮他的孩子垫付了200元的助学金，现在从他的工资中扣除。“据村里的一名知情人介绍，今年年初时，村里的企业确实有接到高坑村两委的指派，为厂里员工的子女，每人支付200元钱的助学金。现在不少企业考虑到成本问题，又将这笔钱转嫁给厂里的工人。”（记者：李福琳，《高坑村教育乱收费现象再起波澜》，《新闻广角》2007年7月16日）

泉州市晋江陈埭镇以生产运动鞋著称。全镇遍布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多达3000多家。像安踏、德尔惠、特步、鸿星尔克等名牌运动鞋都来自陈埭，据说，这些著名企业每年在CCTV-5投放的运动鞋广告费用高达数亿元人民币，因此，晋江人曾一度自豪地把CCTV-5戏称为“晋江频道”。2007年，陈埭发达的制鞋经济吸引的外来人口多达30万人左右，不少人举家迁徙，而本地人口只有7.8万。外来人口的增多带来了子女就学的问题。高坑村委会认为，在村里的高登小学中，本地生源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学校的教育资源大多被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所占用，因此，村里在2007年要求所有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前，都必须缴纳200元的捐款，用于补贴村里的教育支出。被媒体曝光后，村里又把没收成的这些赞助费转嫁到外来工就业的企业身上，企业再度转嫁到外来工身上。事实上，作为一所公办小学，高登小学的教师配备由教育部门公派，每年的支出也由财政统一拨款，而且所有的拨款都做到外来工子女和本地学生同一标准，完全能够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因此，高登村委会关于外来工子女侵占教育资源的说法，只是乱收费的借口。

给外来工子女以本地学生相同的就学政策，是给予外来工“市民”待遇的体现。它说明困扰外来工的身份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但是村民对此并没有给予认同。虽然《泉州市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暂行规定》似乎确认了外来工的身份问题，但对村民来说，外来工并没有取得他们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村民是从宗族文化角度来认识现代化的问题，或者说现代化构成了对村民本土身份的认同危机。高登村小学外来工子女入学赞助费的事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教育乱收费的问题，实则包含了现代化和传统观念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全球化下本土文化和公共文化矛盾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本土身份危机意识的一个投影。因此，泉州台尽管从维护外来工权益的角度批评了高登村委会，但是它解决的仅是外来工的政治认同问题，文化相互认同的道路似乎还很漫长。子女教育问题涉及市民身份，于是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便因为子女的就学困境又一次浮现了出来。农民工意识到身份问题的时候，正是城市离不开农民工的时候，也是他们文化权力扩张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