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存困境
如表7所示，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并不乐观，农民工受到欺负和陷入困境以及违法犯罪的新闻报道超过了农民工报道总数的1/3，达39.37%。这时的媒体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是一种“问题化”框架，即农民工报道总是伴随着工资、子女教育、医疗、劳保等问题的产生。当时的农民工更多地保有农民身份，城市以“乡下人”的视角看待他们，折射出在二元化城乡体制下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从而体现出农民工文化权力的弱小，根本无力与城市抗衡。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据调查，在泉农民工闲暇生活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家人、亲戚、工友和老乡，与城市居民基本没有交集。[13]如在泉州市的晋江陈埭镇就有一个“广西村”，23户人家全部来自广西柳州（记者：王长春，《陈埭出现“广西村”迁徙现象》，《泉州新闻》2003年10月26日）。这种情况在国内并非个案，即使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程度于国内领先的深圳也存在这种现象。例如，石厦村是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区福田区的城中村，别名又叫“筱县村”，居住着来自湖南筱县的农民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们通过“一个拉一个”的方式按亲缘、地缘关系在那里聚集，形成了与老家相似的生活氛围从而成为筱县人的第二家园。[14]可见，农民工与城市人的格格不入一开始便从文化身份上体现了出来。
在中国，历史积淀使身份留存有文化的、道德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身份从而成为对人具备某种行为规范的约束力量。农民和工人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角色。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围绕土地千百年形成的农耕文化是其符号的本源意义。而在文化进化论者看来，相对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似乎是较低一级的文化。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当“农民”和“工人”两个相悖的身份绑架在同一个人身上时，矛盾的困惑便产生了：他们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这是他们与农民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并没有因在城市里打工而获得了市民身份或者说脱离了农民身份，他们身上打着“农”字烙印。“农民工”这个称谓反而使他们同时区别于农民和工人，让他们的身份面临危机：一方面表明其身份的不合法性，一方面令其生活写满了卑贱。农民工从一开始出现便体现为缺乏文化权力的社会弱势群体。
应该说，早期的农民工并没有意识到身份危机。急切的脱贫意识使他们屈服于简陋的甚至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如集车间、仓库和宿舍于一处的“三合一”厂房。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早期没有技术含量的鞋业杂工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元工资，但仍比在农村收入更高。此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身份的尴尬。即使是他们想融入城市的举动，比如参加义务劳动、捐款献爱心等，都只是他们对融入城市、对市民身份诉求的下意识反映，他们并没有质疑自己的身份。直至1997年震惊全国的晋江陈埭“9·21”纵火案发生，就是一次农民工身份危机的爆发。“在一种对认同性焦虑不安的社会里，才有可能产生个人的认同性、自我身份或认同危机等问题。”[15]当农民工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时，其身份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9·21”事故由此成为农民工身份危机的一次惨烈注释。企业作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第一站，当农民工的权益在企业无法得到保障时，教他们如何对企业、进而产生对城市的认同？
没有善待外来工的行为所引发的后果是严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用工难”问题。全国范围的“用工难”始于2001年，2003年下半年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泉州在2003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象。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这种现象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如果说以前我市许多的企业还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招工只要等别人上门，如今则是放下架子远赴千里之外抛绣球。近日，石狮市就有30家企业主动北上江西南昌市、九江市招兵买马。”（《石狮：北上招兵壮实力》，《新闻广角》2003年3月21日）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舫认为产生“民工荒”的现象至少有以下五个原因：一是国家扶持“三农”的政策使某些地区农民减少了外出打工的比例；二是多年来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使部分农民对外出打工产生了恐惧感；三是信息沟通不畅造成农民工市场的区域化特征非常明显；四是农村劳工的绝对数减少；五是计划生育所造成了人口增长断层，进而对劳动力持续供应产生影响。[16]还有人认为，计划生育的结果造成民工来源减少，加入WTO后新增企业多和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致使用人需求增加，性别需求失衡导致女工需求过大而男工相对过剩，区域需求不均衡，农民收入增加使部分民工转向农业，教育导致就业时间推迟引起劳动力资源短期供给不足，生活水平提高使自愿失业人数增加，担心黑职介等思想包袱影响民工外出，用工年龄限制严、工资水平低和生活环境差、信息不畅通以及民工无序流动致使就业难和招工难在局部地区同时出现、用人素质提高从而出现技能性民工荒以及民工问题没有引起企业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等。[17]总之，民工短缺是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为此，城市管理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积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劳动力缺乏将制约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所以，外来工问题不能不引起多方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