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的框架：民主与民生转向
城市政治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外城市的历史成因看，无论是出于经济目的还是政治目的，最终表明城市的发展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对都市文化和政治的研究由来已久，有一个很长的谱系……它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将都市的特殊性质作政治领域进行研究，此后，在有关都市的写作里都有它穿越世纪的回声。”[1]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间，不但是城市电视台的成长壮大期，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过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2]中国近2000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皇权独断的政治话语，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它对中国城市文化的影响很大，表现出一种权力自上而下、越往上越集中的特征。浸润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化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紧张关系，为此城市政治文化也在不断地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考察我国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表现为指导思想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历史继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奠定了当下中国传媒意识形态的核心与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3]这些论断说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对于当代中国具有最高的政治价值。胡锦涛又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提出的新的重大战略思想。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文化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变迁。同时也表明，党和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改革开放”[4]，和单纯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有着本质的区别。党的十八大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十八大的伟大思想浓缩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三位一体“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中华儿女不懈追求的美好愿景，也是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中国梦”的提出宣示着国内政治文化向理想和信念开启了大门。媒体作为党政喉舌，其传媒意识形态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喉舌是党委政府实现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形象表述。
由于媒体担负着贯彻政治意识形态的职能，宣传城市党委政府的政治诉求一直是城市电视台的中心工作。它是由中共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的。从改革开放到“中国梦”的追求，新的历史语境诞生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电视台作为基层的电视传媒，在以城市为中心的传播活动受到了城市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城市的政治文化自然构成了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电视台成立较晚，其传媒意识形态受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并在与城市政治文化的互动中表现出来。城市电视台大多成立于改革开放后，主要是作为城市党委政府的宣传舆论工具，同时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个时期正是重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城市电视台关于城市建设成就的宣传框架便成为反射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面镜子。在这个大环境下，泉州市的政治文化相应也发生变化——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再到如今的科学发展。与之相联系的是，泉州台也从一开始单纯作为党政喉舌，到服务经济，再到后来关注民生、建设和谐文化，无不表现出与城市政治文化的相关性。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城市电视台有意识地嫁接城市文化符号，以彰显其亲和力，从而取得政治认同。例如，电视拜年是一种由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典型文化政治模式。城市电视台所体现的城市政治文化，受到传媒意识形态中政治意识形态分量的潜在影响和支配。
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Goffman）在其《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一书中创立了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他认为，一个人在认识真实的东西时会受到“条”和“框架”所决定，“条”指活动的顺序，“框架”则是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它们是这个人对情景的定义，“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5]。甘姆森（Gammson）在其基础上认为框架定义包括两类，一类代表了取舍范围的“界限”，另一类指解释外在世界的架构。框架一个事件就是选择记者需要的部分，并在报道中加以特别处理以体现该事件的意义目的等。因此，框架是一种认知结构，包含了选择和强调两个方面的作用，通过框架，人们可以对框架内的生活经验进行定义和解释，并把社会真实提升为主观思想（意识形态作用），简单说就是人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的结构，即帮助人们建立“诠释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以此认识、理解和标记周遭的世界。[6]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传播学者越来越重视框架分析，并且广泛应用到新闻学的研究中。孙彩芹在梳理框架理论在国内的发展中指出，框架表达某种思想，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7]本章希望通过“框架”（framing）机制来考察城市电视台是如何瞄准所在城市制定框架，通过传媒意识形态的调停完成政治诉求，实现对社会民众进行宣传动员的目的，从而讨论城市政治文化与城市电视台传媒意识形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