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份焦虑
农民工是城市化人口汇聚的一个典型表现。这是一个总体趋势，即大量农业人口将向城市的转移。这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在泉州的外来工有100多万。他们进入城市时，通常处于社会的底层。底层是那些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较少的群体，即处于被统治的“草根”阶层。虽然城市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但是由于城市的膨胀和农民工自身经济状况以及素质的低下，致使他们处于弱势地位，于是欠薪、欺诈、没有劳保、医保、社保、外来工子女上学难等便成为困扰外来工的热点问题。其实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身份问题。由于文化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和经济收入等原因，他们和城市之间或多或少有些格格不入。长期困扰外来工的除了经济问题外就是身份问题，而身份问题是和文化、政治息息相关的。农民工首先是一种“外来”身份，其次才是农民工。这两个身份决定了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本地政府、媒体和市民，都没有把他们真正当作自己人，没有本地市民的身份。这种身份让他们在城市只是寄居的、过境的、短暂的甚至是乞讨的，因此，他们享受不到市民的经济地位，更不用说享受城市的政治、文化权利。而城市电视台在有关农民工的报道中首先围绕政治目的，往往从现代化建设需要去建构农民工的城市身份，长期以来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经常表现为被救助和被谴责的消极角色。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工自身能力素质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层次的提高，农民工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
1997年，来自四川的外来妹张国利被推选为泉州市党代表。党代表身份对泉州当地的共产党员来说都是崇高的政治荣耀，更不用说处于弱势群体的外来女工了。张国利能获得这个令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这是她付出辛勤劳动的结果。张国利于1989年到石狮打工，1993年被聘为石狮市祥芝镇东一村的计生管理员。由于她几年来为村里的计生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使该村从当时计生率只有32%一跃成为祥芝镇计生先进村，东一村的计生工作步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张国利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群众的好评，1995年光荣地加入共产党，1996年被评为石狮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1997年又被推选为泉州市党代表。”《情系计生工作的外来妹——张国利》（《泉州新闻》1997年7月3日）从新闻中我们也看到她在政治上的成长轨迹。这是早期有关外来工报道中罕见的正面宣传。虽然张国利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树立的一个宣传典型，但是从张国立利身上不难看出外来工融入本地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在心理层面上的身份焦虑。面向村民的计生工作服务性强并且十分烦琐，张国利不但兢兢业业地做好还受到各方好评，不能不说她这种积极的参与意识是为了谋求认同，是对其自身身份焦虑的回应。
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困境，即在一种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里的身份暧昧造成的。从农民工进入到城市那一天起，人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想融入当地社会的强烈意识。20世纪90年代初，石狮市新华居委会地处繁华商业区，这里工厂很多，因此周围居住了许多农民工。他们“跟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也经常会得到居委会这样那样的帮助，因此，他们也寻思着怎么来为小区做点事。”（《石狮新华居委会有支外来员工义务“清洁队”》，《新闻广角》2001年12月12日）新华居委会原来有一支清洁队，后来解散了，卫生问题一度成为居民反映的热点问题。辖区内来自安徽的农民工古明朝看到这种情况，便动员这里的农民工成立一支扫街队，利用工余时间义务打扫卫生。这是一个新闻好题材。然而，当时记者在报道这支外来工扫街队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件的文化意义，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好人好事、社会新风来进行表扬。记者没有通过这件事情来表现文化融合的积极意义。当古明朝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我就带动其他人办点实事，干点好事”时，其潜在含义是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以及获得城市身份的渴望。不过在这则新闻中，人们体会不到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意识，只从当时的传媒意识形态感受到政治比文化的优先性。2001年底，丰泽区破天荒地做出决定，增加3名外来工人大代表。来自龙岩长汀的闽西汉子魏远荣当选为第二届丰泽区人大代表，成为我市首位外来工身份的区人大代表。这也是泉州市总工会首次建议外来务工人员可成为区级人大代表的案例。对此魏远荣十分意外，他说：“因为从来听说人大代表都是当地人在做的，哪有外来工。”（记者：李植吟，《外来务工人员乐当新泉州人》，《泉州新闻联播》2007年4月25日）外来工与市民的隔离状态由此可见一斑。人大代表正是从政治关怀上给了外来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地位。魏远荣的第一份建议是免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借读费。直至2003年，在泉务工的外来工子弟入学仍须缴纳借读费，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这对于收入微薄的外来工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份议案触及了外来工在城市里艰难的生存状态，掀起了轩然大波。“半年后，刚好是秋季开学的日子，小魏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北峰中学打出红布条‘外来务工人员免收借读费’，魏远荣说：‘当时我就感到有戏了，肯定有戏了，其他学校也会重视。’”（记者：李植吟，《外来务工人员乐当新泉州人》，《泉州新闻联播》2007年4月25日）魏远荣的判断是正确的。丰泽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于当年在全市率先实行外来工子女在泉入学享受与当地学生同等待遇，免收借读费。不久，市政府将这一举措在全市推广，15万外来工子弟因此受惠。这个惠及外来工的政策在他们的心理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他们举家迁徙、拖儿带女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他们最渴望的是找到归属感。解决了他们子女的入学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培植起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
外来工的身份焦虑从文化上看是一种“家”的向往。2005年5月1日，正值欢庆“五一”之时，20对来自四川、重庆、江西、安徽的外来员工，在晋江陈埭举行了集体婚礼。能够在泉州找到家的港湾，对他们来说等于找到了文化归属。新郎余毓红说：“目前，我们也在晋江工作，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泉州当作我们的第二故乡，也许是我们今后永久的故乡”（记者：许军军，《外来员工结良缘》，《新闻广角》2005年5月2日）这则新闻表明了外来工融入泉州社会获取本土身份的真实心情。这一点可以从“四海一家”外来工联欢会上更深切地体现出来。从1995年开始，泉州开始举办“四海一家”联欢晚会，希望留泉的外来工能过个好年。“四海一家”这个名称本身就包含了一家人的和谐欢乐意味。参加晚会的外来工说：“这次特别不同。能参加‘四海一家’联欢晚会，对我们外地做工的人来讲减少一种思家的感觉，觉得好像跟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也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外来员工的关心。”（记者：黄永超，《我市劳动、文化等部门与外来劳动者共度除夕夜》，《泉州新闻》1997年2月7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家是凝聚血缘亲缘地缘的中华传统民族符号，因此在每年春节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身上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文化身份意识。虽然外来工有在家的感觉，虽然“四海一家”让外来工感到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区别”，但也正是这句话体现出外来工下意识的心理隔阂和融入城市的心理期盼。因此，“四海一家”在体现外来工对家的渴望的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了外来工对城市身份的焦虑与渴望。
“家”是一个文化关怀的重要情感符号。正是从文化层面入手，“四海一家”呼应了农民工的身份危机意识。“农民工”的称谓突出了城乡差别，从而在心理上把农民工排除在城市的外面。于是他们的身份意识就在强烈的乡愁中体现出来。当农民工回家后，方能找回自己的身份。时任泉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傅福荣对记者说：“传统春节来临之际，在除夕之夜举行‘四海一家’文艺晚会，让外来打工的同志在这里能够找到一种家的感觉，觉得特别有意义。应该想办法为职工努力创造一种家的氛围，让他们在泉州就像在家乡一样的幸福。”（《“四海一家”今夜无眠》，《新闻广角》2002年2月12日）“四海一家”由此成为泉州善待外来工的一个标志和品牌。新闻构建起亲情串起的政治意图，传媒意识形态发现了“家”的重要文化意义。参加晚会的农民工说：“我们要用满腔的热情为家乡和整个泉州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四海一家”亲》，《新闻广角》1998年1月28日）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海一家”是政府通过注入文化因素以获取外来工的情感共鸣进而获得现代化建设支撑的文化政治手段。
为更清楚地分析这个阶段的农民工报道，本文把1998—2003年（下文简称“阶段”）计6年间泉州电视台有关农民工的报道与1998—2011年（下文简称“总体”）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见表4-3）。表中显示，与“总体”相比，“阶段”的“管理”、“善待”和“欺负”比例下降，而“困境”、“违法”、“需求”和“生活”则增加了。数值的增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这个阶段农民工所处状态的变化情况，例如，“管理”从“阶段”的8.28%降为“总体”的2.2%说明：第一，这个阶段仍比较注重管理，而对农民工的关心、服务和帮助做得不够；第二，早期的劳动力市场是卖方市场，企业用工压力不大，农民工的供大于求造成农民工受欺负的情况比较严重，“阶段”的“欺负”比例5.92%显著高于“总体”的3.75%；第三，关于农民工陷入困境的报道比例相对较少，“阶段”为14.2%，少于“总体”的24.27%，体现了主流媒体当时更加注重正面宣传的报道方针；第四，提高农民工地位的宣传数量与用工情况呈正相关的关系。“阶段”的“善待”为149条，年平均不到25条，而“总体”的“善待”则为594条，年均超过74条。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继2001年首次出现全国性的用工荒后，泉州在2003年初出现了缺工现象。用工难将严重制约泉州经济的发展。在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里，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发展很快，成长了安踏、七匹狼、九牧王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对劳动力的用工需求十分旺盛。也正因为如此，城市管理者才开始意识到农民工的重要性。于是善待外来工、外来工维权和招聘工人等方面的报道在那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时，农民工数量多少已经关涉到城市经济、政治的发展，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进入了文化的层面，农民工的市民身份问题终被提出。2003年10月21日的《泉州新闻》播出了《外来务工人员将享有泉州市民待遇》的消息，预示着农民工的文化权力将随之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表4-3 泉州电视台两档栏目1998—2003年与1998—2011年农民工报道统计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