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慰问框架到救助性框架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弱势群体”这个词，并且明确提出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由此弱势群体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关注的一个内容，在媒体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被广泛地提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建设持续发展、政治制度日益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社会弱势群体问题还是以其普遍性、广泛性存在于社会之中，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弱势群体在国内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当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以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竞争等各种因素所致，一部分人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成为弱势群体。因此，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资源分配与配置过程中，由于参与机会的缺乏与自身条件的缺憾而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40]。这里的弱势群体定义指出两方面原因，一是该群体自身方面的原因，如农民工，他们大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文化程度较低；二是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如城乡二元区隔造成的重工轻农、社会均等化服务不健全等，并由此带来了权力歧视（即公权力对处于劣势地位群体的保障、关注和帮助不到位），以及由此连带的文化歧视，如户籍政策引起的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不相容，主要是前现代与现代性不同的文化观引起的某种文化歧视现象，使得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他们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困境较为引人注目，因而不少定义集中在这个层面，如“指人类社会中创造财富、积聚财富能力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差的人群”[41]；或“在获取社会资源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特别是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障的人群”[42]，这里面包括农民、农民工和以失业下岗为主体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特征表现为：基本生活能力、就业竞争能力、社会应变能力较差”[43]。另外，有人关注了非资源性的因素，如“由于各种病残以及意外灾害或意外事故，因所在企业效益欠佳而不能及时领取工资或退休金，导致个人生活困难”[44]的群体，以及“弱势群体有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之分，前者主要指因为个人自身生理或心理缺陷等个人因素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如老弱病残等”[45]。上述定义的重点都放在经济方面，少有提及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状况。鉴于此，林俊杰和顾一丹的概念较好地总结了弱势群体的特点。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或社会弱者群体，英文可翻译为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和谐、不合理的概念。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以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标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46]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和谐、不合理的概念。因此，弱势群体并非只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它还包含了政治的因素。大体上说它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救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47]这些“政治、经济及文化地位处于相对劣势，或者具有先天性缺陷，或者各种灾害造成后天不足的特定人群，他们往往成为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忽略的一群，成为传媒文化很难触及的地带或根本触及不到的盲区”[48]。
弱势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现象。社会转型时期“指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发生整体性社会结构变迁。具体地说，就是从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集权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封闭型一元文化形态向开放型多元文化形态过渡——亦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转型（过程）”[49]。弱势群体是在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后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的出现似乎是现代化建设的悖论，但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按照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现代化一般要经历从早期以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到中期以工业拉动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再到后期工业与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逐渐一体化这样三个阶段。”[50]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则是走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分裂的工业化道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现象。虽然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700美元，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国家的富裕并不意味着所有国民的富裕，而且201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说明贫富差距在国内还表现的比较明显，弱势群体的问题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都会发生剧烈的结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有人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分成“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个部分[51]，它影响到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其中，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对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的方式，是承认个体差异的体现。由于社会总产品不够丰富，所以要按个体的贡献程度来分配消费品，而个体的生存、需求、作用、贡献、目标、地位等的不再一致，反映了社会的竞争关系和权力关系。与自然界不同，动物世界里的“弱肉强食”现象说明了弱者生存的困难以及自然选择的残酷性，而人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不但要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努力，同时人类还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需要对弱者有悲天悯地的情怀和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以社会为本，社会以人为本。城市电视台对这个群体的态度通过媒体和社会的互动体现出来，同时城市电视台的作为既是其身份意识使然，又是其传媒意识形态的表现。
城市电视台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是一种对底层的电视化表述，其中人文情怀和对弱者的帮助是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召唤。底层表述是21世纪文论的重要问题。弱势群体现象与底层问题的升温具有相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即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转型出现阶层分化的现实。本文无意从审美角度讨论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但是在谁为底层代言的问题上南帆说过，“底层形象曾经生动地出现在知识分子笔下”[52]。南帆的意思是知识分子的深刻性以及对社会背景的敏锐把握可以更巧妙地再现底层经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把人物融入复杂的历史结构中从而真实地表述底层。这样作为文学才进入到了社会的根源。南帆的观点对于城市电视新闻节目生产是有启发的。相对于文学来说，这种电视化表述底层的方式在当下还没有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弱势群体的媒介诉求与电视新闻节目的价值追求的一致性说明这正是传媒文化人文关怀的最佳领域。”[53]据统计，当代中国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1.8亿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54]他们的存在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等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城市电视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性报道，是与社会发展的当下现实紧密联系的。按历史线索大致可把弱势群体的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以改革开放作为弱势群体形成的第一个分界点，而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弱势群体”作为又一个分界点。这样便可以更清晰地考察城市电视台文化观念的转变过程以及城市政治文化的走向。对照林俊杰和顾一丹关于“弱势群体”的分类，在2006年泉州台《新闻广角》278条弱势群体报道中，儿童占44.6%、贫困者占27.3%、外来工占9.7%、妇女占6.1%、老年人占5.8%、残疾人占4.0%和精神病患者占2.5%（见表3-3）。为便于统计，使分类之间不交叉重叠，“外来工”包括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而外来工子女的其他问题归入“儿童”；“贫困者”包括农民、贫困学生和流浪者等。可见，儿童作为无行为能力者，是弱势中的弱势，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
表3-3 2006年《新闻广角》弱势群体划分
弱势群体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从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目的出发的公有制，断然否定了经济政治弱者的存在。在那个平均分配生产生活物资的年代，虽然存在经济困难户，如五保户等，但贫富差别并不大。在共产主义精神感召下，人们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即使物质比较匮乏，这部分人的困难状况也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自然也就没有弱势群体的说法。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里，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是弱势群体产生的历史阶段，但那时还没有弱势群体这个说法。面对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的弱势群体现象，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来，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并被不断加以强化和发展。精神文明占领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依然通过宣传诸如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困难户、五保户，为灾区捐献财物等行为来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应于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城市电视台充当的是宣传者的角色，通过建构现代化建设美好前景的传媒镜像，以此成为人们克服暂时经济困难的精神寄托。于是，年节时期慰问老干部、“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赤卫队员、老交通员和老“接头户”）人员、困难户、下岗职工、劳模等便成为党政领导人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些画面同样是一种出于宣传的目的的电视仪式，但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传媒镜像里还算不上是媒体帮助弱势群体的雏形，而是一种基于典型宣传的慰问框架，如《孤寡老人不孤单》（《泉州新闻》1990年3月24—25日）：“德化县浔中孤寡老人连鸾经常得到村干部、妇代会的关怀，晚年生活过得并不孤单。平时村妇代会主任庄素琴经常带领妇女姐妹到连鸾家问寒问暖，帮助拆洗棉被、蚊帐，打扫环境卫生，帮助老人的生活困难。去年冬天连鸾生病，村干部及时把她送去医院治疗，并派人护理，医药费由村负担。最近，村委还发给300元生活补助费，连鸾激动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众乡亲的关心。”在这种新闻框架里，媒体发挥的是喉舌功能。被慰问的对象是被精心挑选的典型，虽然不一定是儒家思想颂扬的道德楷模“圣人”，但一定是党的新闻思想里的“理想人物”。[55]这样去宣传典型往往导致一种刻板模式。所以，这样的政治文化虽然有人文精神，但更多的是政治象征意义，是一种展示政绩的报道方式，与成就框架异曲同工，性质相同。
这些弱者首先是以经济上需要被接济的身份出现的，如贫困户、困难职工等，但是慰问活动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政治意义要远大于经济因素：党和政府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尽管面临困难但仍然不会忘记生活一时有困难的群众。这也是一种文化政治，并且以政治关怀来取代人文关怀。为了取得宣传效果，选择对象和时机就格外重要。如在三八节慰问特困女职工、母亲节慰问贫困母亲、五一节慰问劳模等。据《施永康走访慰问市区特困职工》（《泉州新闻》2003年1月18日）报道，时任市委书记施永康在春节即将到来前走访慰问了中侨机器厂的特困职工。1992年，泉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与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经营泉州市直41家国有企业（包括中侨机器厂），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不乏尖锐批评。有人认为政府把国企卖给资本家赚钱，不关心下岗工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在邓小平南行讲话后全国掀起新一轮的改革热潮中，泉州市的做法无疑是大胆的。机制的转变必然给一部分人（包括该新闻里提到的曾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崇、因病退休的劳动模范老何）带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因此，这部分人作为某个时期的主流政治文化符号，在接受慰问时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施永康在看望帮扶对象老梁时说：“我作为泉州的市委书记，我今天和四级（指市、区、街道和居委会等四级党组织，笔者注）感谢你作为一个军人对我们国家和党的政策、国家发展大局这种理解和支持。我们一路走过来也只有你和我讲这么详细，和我讲这番话。你知道我是党委书记，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我们的全民都能有这种看法。国家发展现在是怎么的情况？国家现在也有困难，那你怎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我非常感谢你！出自内心的感谢你！”慰问既是感谢，又是解释（国家有困难），也是希望（支持改革开放事业），所以，这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仍是一种宏大叙事的，个人仍是“小写”的，媒体作为喉舌，传达了这种意识形态，显然媒体此时是处于客观的位置进行报道，它和后来媒体把关注弱势群体的报道当作自觉和有意识的行动相比，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媒体的传媒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此时的传媒意识形态基本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文化政治模式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政治认同意味——被慰问者作为过往的历史典型（如劳模）在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意义——以政治关怀作为对人文关怀的弥补从而树立市民的现代化建设意识。这类报道是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政治符号。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逐渐拉开了距离，出现了贫富差距。于是，发展经济、特别是提高农村落后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成为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扶贫被摆上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议程。这类报道经常见诸媒体。泉州台对此也作过许多报道。根据1990年年初召开的扶贫工作会通报，泉州市1989年扶贫工作取得了进展，脱贫率提到96.8%。会上提出了1990年要“一手抓特困户的脱贫工作，一手抓贫困乡村的区域经济开发以逐步实现致富”的目标。为此会议要求“贫困地区要依靠自力更生，大搞经济开发，结合治理整顿，发展扶贫成果；要继续组织社会各界扶贫济困，开发科技项目，增强‘造血’功能。”（《市扶贫工作总结年会》，《泉州新闻》1990年1月17—18日）可见当时这些生活贫困者并未被称为“弱势群体”，他们最多被看作是经济上的弱者，并且是暂时的，经过党和政府的“造血”，通过自身的努力，将会脱贫致富。所以，扶贫报道是这个阶段有关弱势群体的一种主要新闻框架。其显著特点仍然是“事”而非“人”，观众所看到的多是政绩。随着弱势群体的不断出现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对于负有社会监测功能的城市电视台来说，在报道弱势群体的问题时又将发生什么样的观念变化？
救助性报道已经成为当下媒体关注弱势群体的一种报道方式，如通过城市电视台呼吁社会资助急需救济的贫困者。与慰问报道、扶贫报道不同，这类报道主要针对具体的特定对象的实际困难，通过移情机制唤起社会的同情心，大家伸出援手，帮助弱者摆脱困境，媒体持续跟踪报道帮（救）助过程形成的新闻，便成为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框架（简称救助性框架，下同）。例如，2000年6月16日下午，泉州台新闻部当班编辑接到观众刘丹文打来的一个求助电话，原来是他的儿子小舒维因车祸右腿高位截肢，而治疗的费用对于这个来自四川省广安县的民工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走投无路之下，他们想到了泉州台的《新闻广角》，想通过电视新闻节目向社会寻求帮助。电视台隔天即派记者到医院采访，并于当晚的《新闻广角》播发了2分多钟的新闻《四岁男孩惨遭不幸，悲痛父母渴求援助》（2000年6月17日），向社会介绍小舒维的病情，并加了编前、编后语，呼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新闻播出后，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半小时后，就有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到医院看望小舒维并留下了5000元钱。此后，《新闻广角》又分别以《小舒维情牵众人心，好市民纷纷解难助》（2000年6月21日）、《二院医护人员关爱有加，小舒维手术后情况良好》（2000年6月22日）、《广角追踪：小舒维手术后情况良好，收到捐款已逾两万》（2000年6月26日）、《小舒维站起来》（2000年8月5日）和《社会广角：小舒维回家了》（2006年10月15日）追踪报道了整个过程。由于电视媒体的介入，小舒维在福建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度过了近四个月的住院生涯，得到了精心的治疗，医院还减免部分费用，共支出27414元，而社会各界的捐款达27020元。从中看出泉州台在这起救助性报道中所发挥的一呼百应的作用，这也是主流权威媒体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借用一个网络融资的名词“众筹”，这或可算是传统媒体一统天下时的某种“众筹”模式。如今，这种“爱心众筹”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品种，即“十元微爱”（见第七章第四节）。通过泉州台的发动，社会各界的援助基本上解决了小舒维治疗的费用。
从慰问框架到救助性框架显示了不同政治文化的转换，前者表现的是政府关怀，媒体报道是为了宣传政府形象；后者则是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自觉地把救助性报道当作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种责任，这是一种新闻理想的升华和身份的迁移，这时的媒体身份不只是宣传者，还是参与者和组织者。对城市而言，弱势群体现象对城市的民主法制、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政治文明目标的实现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障碍。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城市电视台充当着城市信息的传输枢纽、社会的耳目喉舌，势必会与弱势群体问题发生紧密联系。同时，按照媒体的社会责任论观点来衡量，新闻媒体要能描绘“社会的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56]，“切实为公众和社会利益服务，对社会负责”[57]。这时，与新闻理想难以割舍的媒体责任理论为城市电视台与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关联性奠定了一种基调。那么，在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的整个过程中，城市电视台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保持与市民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对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城市文化的建构有什么样的作用？《新闻广角》开播后，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基本上集中到这个栏目。下面从数量、内容及媒体角色三个方面，对《新闻广角》的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进行深入考察。
表3-4 1998—2006年《新闻广角》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分布情况
从1998年到2006年9年的时间，《新闻广角》共有34个212条有关弱势群体救助性连续报道，每年平均连续报道不到4个，不足24条（见表3-4）。其中2005年度为历年之最，数量达到10个89条，约占全年总数的42%。尽管在1999年的一整年里，并没有出现一个有关弱势群体救助性的连续报道，但是仍然有相关的消息，如《扶助失学少年编后》（1999年8月23日）、《为贫困母亲寻找致富之路》（1999年5月14日）、《这里的孩子上学难》（1999年5月27日）和《为了山里的孩子—安溪消防大队结对帮扶6名贫困学生》（1999年6月1日）。可见，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从表中看出，在9年的212条报道中与“下岗职工”有关的仅为6条，占总数的2.8%。最多的是“贫困者”和“儿童”，分别达到58条和52条，各占27.3%和24.5%。其次是灾难中的“救助者”（21.7%）、“外来工”（11.8%）和“残疾人”（11.8%）。这里的分类有交叉，比如贫困者、救助者等就包含有外来工，而救助者一般指在天灾人祸中需要帮助的事故者。为便于统计，在标题中明确标明外来工的划到“外来工”类，其他的根据内容划归所属分类，如有关外来教师的报道《救救方老师追踪报道（四）：记者电话连线方老师》（2002年11月6日）为“救助者”类。从整体上看，救助性框架的报道范围逐渐由点到面，报道内容由单一向多样转变。不过，该栏目对“老年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和下岗职工”这四类群体几无关注。尽管媒体报道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能完全准确地还原社会现实，但它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如“下岗职工”偏少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泉州民营经济发达，国企体量小；二是早在1992年，泉州41家市直国有工业与香港中策投资公司实行合资经营，对员工进行了调剂分流，至1994年底，待安排人员已不足1000人。[58]总之，《新闻广角》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
第一，政策层面的影响。2003年1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与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改善农民工生活条件，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等一系列关注、支持农民工的政策。同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为题的通知》，提出3年内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等。党委政府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全国各界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极大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个社会对于农民工问题的探讨。从2003年开始，《新闻广角》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救助性报道体现了这一变化。2004年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召开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不断得到深化。2005年的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的大幅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媒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回应，即通过救助性报道关怀弱势群体，城市电视台发挥了调节社会的作用。2006年泉州市党委政府进一步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为民办12件实事项目中就有7件面向农村和困难、弱势群体，如对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杂费等。而且在2005年，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达到了历年之最，也使弱势群体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于是2006年这类报道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第二，受众需求。弱势群体的存在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弱势群体普遍存在着经济、政治地位及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受这些因素的困扰，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如失业、犯罪、抢劫和对社会不满等。同时，有些弱势群体也开始争夺城市里的资源，特别是随着城市里农民工的增多，形成了与城市居民竞争工作岗位、农民工子女争夺城市教育资源等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民的紧张感与危机感。因此，对于市民来说，有必要去关注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城市电视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对市民切身利益的关切。
第三，媒体自身担负社会责任的要求。从传媒新闻理想所具有的社会责任看，传媒有义务和责任去关心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使他们进入公众的视野，得到社会的帮助和同情。
第四，信息源的限制。在9年的时间里，《新闻广角》关注弱势群体的报道数量还不是很多，而且变化比较明显。栏目出现这种差异除了受政策、形势影响外，还存在着信息来源的问题。《新闻广角》的许多报道线索依靠热线电话，造成记者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方面思考的主动性不足。而且弱势群体问题本身很复杂，其问题的背后往往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矛盾相关联。媒体对于弱势群体问题的报道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