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大文化”系统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审美情趣的改变，使传统文化逐渐远离年轻人，如国内传统戏曲的市场逐渐萎缩，但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化完全失去了生命力。比如，传统戏曲最能打动观众的是台上台下的情感互动，然而在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时，如何创新发展出新的表现形态才是传统文化重获生机的基础。在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寻找更适合其发展的形式时，作为与传统文化同在一个城市的城市电视台来说，具有先人一步的优势，即以视音频技术和电子传播艺术结合传统艺术，对其形式、元素、方式和手段进行重构，这时一方面需要注意扬长避短和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还要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反复的试验。就像著名京剧导演林兆华认为的，京剧的变革是必然的，但要创造新时代的程式，关键就是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传统上的创新并不像现在流行的只是进行舞台的重新设计、灯光变幻多端和不断更换布景。林兆华对传统京剧艺术的追求是要将最传统的东西糅入时尚却又不失高雅，即把京剧打造成当代的中国歌剧。[40]林兆华的探索或许可以为传统戏曲探出一条路，成为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一个典范。那么，对于泉州来说，如果用城市电视台来带动演艺又将如何进行？例如梨园戏这种优秀的传统戏剧，在泉州做演艺市场的话，会有多少观众？在这个习惯于索票和赠票的城市，如何培养观众购票观看的行为？又如何365天天天都有票房？这其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很多。
就目前的体制来讲，能尊重市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机制尚未形成。对传统进行改造，需要现代科技和观念的介入，声光电技术将改变传统戏曲的服装、道具、舞美的形式；同时，科技将打破传统艺术的界限，从而使其在关联上发生变化。这些高科技的介入，将改变原本的表现形式，使原本处于固定空间的形式发生改变，而空间的变化又使得时间上的变化成为可行，例如LED屏的运用不但使舞台空间将变成可活动性，而且让时间获得了自由，这就是影视艺术对舞台表演艺术的影响。如此一来，传统戏曲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此时再用传统标准来评判它的艺术性将不合时宜，这时，现代艺术技术与传统艺术发生了交融，甚至影响到传统艺术的内容。目前很多剧团要做现代化改变，如南音交响，采用现代理念及时尚方式进行改造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然而通常对这些问题争论的重点往往不是市场而是艺术。传统文化要焕发青春，其成功的标志便是赢得市民群众的欢迎，重回属于自己的舞台。剧团与城市电视台的结合要有机融合，有机制体制保障，按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办事，不应只是行政整合。于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回归便不再是传统自己的问题，对于城市电视台来说，是传统、市民、政府和媒体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文化部门是政府的组成单位，而媒体不是。于是，构造以城市电视台为龙头的城市文化活动的“大文化”系统（简称“大文化”系统，下同），发挥媒体在城市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以及组织发动作用，便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重视城市电视台在城市文化中的传播、组织、发动、引导和示范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政府与媒体的沟通，使之重视城市电视台在城市文化建构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台传播传统文化的节目一直受困于生存危机——观众流失，节目萎缩。但是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即宣传优秀的民族文化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于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弘扬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为主旋律的民俗节庆活动也因地制宜、应运而生。在泉州，除了传统的文化活动，如南音大会唱、国际木偶节、南少林武术节、广场民间艺术节、旅游文化节等之外，一系列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节庆活动，如德化陶瓷节、安溪茶艺节、惠安石文化节、石狮灯谜艺术节、晋江服装鞋帽节、南安建材博览会等也纷纷登场，这些活动融产品推介、旅游观光、艺术博览和民俗风情于一体，把经济和政治目的运作成文化活动，节庆由此成为城市文化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运作思路无疑是对的，它注意到了文化的价值，以及对于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为了招商引资，传统文化被当作城市政治资本，寻找文化认同是文化政治的手段，以吸引海内外客商——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是也。然而，这些活动的举行，大多还只是在形式上借用了文化的外观，未能真正发挥文化对人的影响，因此，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电视仪式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
电视仪式是由电视媒体参与策划、并对事件采用仪式化处理、利用媒体的影响力促使传播成为仪式一个部分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追求媒体外在的仪式效果以及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作用。这些活动原本就有文化自身的要求，需要相应的文化载体即文化仪式。对集体、民族和国家来说，仪式是强化人们的集体意识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形式，是对信仰、价值的认同，是产生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借助举办活动来扩大宣传和提升影响力是通常的做法，也是城市塑造自身形象的一种方式。仪式的重要性在活动现场中通常会得到主办方的重视，然而却很少注意到通过传播所产生的效果，它对于电视来说，就是电视仪式。通过介入城市文化活动，城市电视台除了自身这个电视平台之外，还把平台搭建到城市的空间，直接进入城市的文化环境。以往的经验表明，对于这种融经济与传统文化于一身的新节庆，城市电视台一般是以被动的方式进行宣传的，无论是直播还是录播节目，其中的仪式是由活动本身的仪式所决定的，较少上升到媒介仪式。这也是媒体作为替代性主体作为宣传者角色所导致的结果，其作用仅是宣传，至于效果，则取决于主体对政治传播的认知态度。传统文化的存在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对新闻理想的认知。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文化的危机有时也与主体的政治话语方式相关联，如果政治主体未能注意到传播规律则难以把握文化的精髓。
随着这类活动的增多，城市电视台逐步深入到庆典活动内部，电视仪式的作用开始呈现。在名目繁多的文化活动中，政府是组织者，城市电视台是宣传者。各种节庆的直录播活动，原本就是媒体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这时，前期是否介入进行策划对于活动效果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2002年元宵节期间，泉州举行“中国泉州‘海丝’文化节”及“文庙广场元宵仿古大游园”活动，由于当年泉州正申报“海丝”东端在泉州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简称“申报”，下同），因此，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泉州台举全台之力，投入到申报的宣传造势中。新闻节目推出了“‘丝路’回首”、“‘海丝’东端在泉州”、“‘丝路’雄风”等系列报道；正月十四播出了15分钟专题《“海上丝绸之路”东端城市——泉州》；正月十五直播了《春满“海丝路”电视文艺晚会》，并在晚会上插播《“海上丝绸之路”东端城市——泉州》、《市区喜庆佳节及高空焰火》和《全市各地闹元宵》等专题节目，以及举行了“2002年南音演唱电视大奖赛”的颁奖，为“申报”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泉州台浓墨重彩的宣传，使得许多泉州人在元宵节期间，宁愿选择在家里“看泉州电视台的直播，一样闹元宵！”[41]这是泉州台对传统文化一次隆重的宣传，也可看出城市文化对于城市电视台的正面影响和重大作用。在以往，元宵期间的泉州人经常是举家外出游玩，形成万人空巷的沸腾景象。再如，泉州荣膺“文都”之后，泉州台负责策划、制播了2014年在泉州举行的“文都”开、闭幕式等重头活动，虽说与“文都”有关的所有活动都属于市里组织开展的整体项目，但正因为有泉州台的介入，使得这些电视直录播项目更具有隆重的仪式感。还有，闽南语频道年年举办的中秋“博状元”大赛，让这一濒临消失的中秋节民俗活动，经过泉州台的策划组织，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变成一种电视仪式，逐渐演变为每年泉州市民中秋节庆的主流活动。还有，泉州台闽南语春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6届，在海峡两岸都有不小的影响。电视改变了泉州人的生活习惯。这就是电视仪式在媒介事件中的威力。因此，认识城市电视台的作用是构造“大文化”系统的前提。
其次，赋予城市电视台在文化方面的统筹协调组织权力，把城市所有文体活动包括各种仪式都交给城市电视台来做（这里的难点是广电台不是行政单位，难以做到统筹权力）。尽管政府文化部门都可以顺利完成市里的活动，但是如果缺少媒体的深度介入，在传播效果上未必能达到最好，这里存在统筹协调的权力关系问题。于是，“大文化”系统的架构便是解决这种文化建构、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它以城市电视台为龙头，吸纳文化、旅游、宗教、体育等部门，由城市电视台对城市的文体活动进行策划、组织和宣传，便于在整体上形成合力，发挥规模效应。广播电视台与文化部门一样，包含公共服务的事业属性，因此既要有政府对其在事业方面的制度、经费保证，又要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广播电视台自身的事企分离工作需要先行，以此对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部分，通过市场及政府的作用，来实行对文化资源的配置。这样，无论是政府对文化事业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还是市场对文化产业资源的配置，由于媒体的整合能力，使得文化特色可以贯穿始终。在这里，发挥的就是媒体作为社会神经触觉感知和联系神经中枢的作用。如果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那么互联网则是麦克卢汉的延伸。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思维，即以一种立体的、互联互通的方式进行城市营销。要使一个活动出彩、有效果，前提一定要用对媒体，尤其是电视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要考虑与新媒体的关系），从一开始电视台就必须要介入，设置议程，要让活动成为媒介事件，高潮一定是电视的仪式化。电视仪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狭义的，即电视播出的仪式；另一个是广义的，即通过电视营造出来的仪式感。无论哪一种，电视台都要贯穿从策划、议程设置一直到播出的整个流程。而这些，不以媒体为主导是无法做到的。另外，交给媒体运作未必会增加费用。如果全年的活动费用列入财政预算购买服务，就可以向媒体提出要求，最大限度地达到传播效果。这里并非简单地谈活动，而是要强调只有发挥媒体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媒体作为宣传者、组织者、经营者和文化建构者等多重角色的作用。此时媒体已经综合考虑了文化建构、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三者之间的联系，由此进一步带动旅游、文化演出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齐头并进。
从之前的论述中可知，政治意识形态、新闻理想和经济资本中包含的消费主义是构成传媒意识形态的三个矢量，借用物理学“矢量”这个名词，目的在于说明这几个意识形态不但力量不同，并且方向也不总一致，因此，三者才会成为一种角力的过程，媒体也才会成为意识形态的竞技场。之所以重提意识形态，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党委政府对媒体的一贯要求，而消费主义却总在抓住机会向媒体发起进攻。这时新闻理想在新闻实践中会成为抑制消费主义强有力的武器。所以，不论在任何时候，党委政府都需要善于利用媒体的专业精神。而这种善用，既不是纯粹的行政指令，也不全靠媒体的自觉，需要双方的深度沟通、理解和支持。政治意识形态和新闻理想联姻，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也就融为一体。这时回到媒体本体，或者说回到媒体文化建构的话题，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将变得事倍功半。例如，除了泉州台在首届“文都”以及“海丝”国际研讨会上所发挥的作用外，历年的泉州市千人企业家大会的会议议程、会场布置和现场直播都是由泉州台来策划执行的。如同《媒介事件》中所说的现场直播的历史事件那样，我们可以称之为“电视仪式”、“节日电视”甚至“文化表演”[42]，无不是在强调仪式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它们促使观众聚集在电视机前进行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庆典。……这些事件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告。”[43]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仪式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内涵。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活动的礼仪，到周朝形成完备和系统化，发展成为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规范，如政治类的祭天祭地、生活类的成年礼等。从伦理道德高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规范，这就是中国礼仪的文化内涵。过去，文化活动经常淹没在大量平庸的宣传中，电视仪式的文化价值往往被忽略。人们通常没有注意到，电视仪式在文化活动中是提纲挈领、锦上添花、点石成金的富有成效的一个节点。
再次，回到语言本身。方言作为区域文化的载体，构造“大文化”系统，方言节目首当其冲。方言节目的出路在于回到语言自身，回到方言本体，这不只是审美的需求，更是文化需求。20世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出现的“语言学转向”说明，其概念和原则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方法论，辐射到了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人们这时才意识到哲学上的许多问题根源是语言的误用，于是传统美学的思考方式也转到语言批判上来。从这个角度看，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是揭示我们周遭世界的方式，本真地表达人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语言学转向”意味着整个文学观念由“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本体论”转变。在中国，“语言学转向”受到以解构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后现代主义语言观影响很大，它拒绝意识形态化，向日常生活语言靠拢，呈现为后现代语言。
就生活化而言，方言的草根色彩最为明显。《新闻相拍报》曾举办过“新闻四句”有奖PK活动。“新闻四句”是“闽南四句”在当下与新闻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既有新闻性，又有娱乐性。“闽南四句”是历代闽南人在生活劳动中形成的口头歌谣样式的民间文化，浓缩了闽南文化精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被誉为闽南民间的口头文学。例如，有一首“闽南四句”形象地描述了新婚之夜的一种风俗：“我鞋叠你鞋，你给我差甲头梨梨；我衫叠你衫，重担替我担。”这首“闽南四句”表达的意思是：新娘子恃强，要求男人得听她使唤。其文化背景是：在以前的闽南传统中，结婚仪式结束后，新房里只有新婚的夫妻俩，这时新娘子一定要先服侍丈夫把鞋子、衣服脱了上床后，才脱下自己的鞋子，轻轻地放在丈夫的鞋上，再把自己的衣服套在丈夫的衣服上。这首“闽南四句”描述的就是新娘子脱鞋、脱衣的过程，生动地折射了传统闽南人的婚礼文化。这种叠鞋、叠衫的动作很真切地反映了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想摆脱弱势地位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并把新娘子那种精于算计、工于持家的心态十分传情地表现出来，让人历历在目，其艺术感染力尤为难忘。目前，方言使用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后现代情境下能指与所指的分离，特别是“80后”、“90后”以及“00后”的人们，已经很难正确使用方言，他们往往是将普通话的书面语“直译”成方言，从而失去其上下文的语境，造成了文化的断裂感和荒诞感，使人不知其所云。就像前文提到的当代青年学生对泉州俚语“皇金盛水——激骨”的解释一样（见本章第四节）。方言此时既非交际，也非娱乐，更非审美，有时甚至成为虚无。因此，语言的魅力在于自身的审美，这是超越其工具性用途的地方。此外，如能在方言节目的传播上配以字幕，则可以有效消除声音传播的局限性，解决城市外来人的收看障碍，还可以帮助他们在收看节目时学习城市的方言，更好地融入城市。因此，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一个地区的公共文化，回到方言自身，筑牢“大文化”的根基，挖掘其审美和文化价值，有利于培养文化认同，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根本。
最后，打造城市文化的话语场。在这个由电视打造的市民文化话语场，要克服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要加强节目本身的文化含量外，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升市民的文化权力，即公共文化平台的营造。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说明，电视节目创造的氛围如果符合受众习惯，可以实现最佳的社会效益。城市电视台应该成为一个公共平台，营造一个市民的文化话语场。如《新闻相拍报》是泉州台推出的以报道本地市民生活为主的大型新闻方言栏目。方言节目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只是因为使用了方言，不是方言自身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在节目文化内涵和方言文化内涵上的挖掘、贴近百姓生活和文化表现力等方面取得了观众的文化认同。要防止在方言的外套下，一些庸俗低级的语言堂而皇之地走向电视屏幕。《生活麻辣烫》节目总导演尹燕曾说：“我们成功的关键在于制作出老百姓爱看的节目。”[44]它有利于提升市民文化的荣誉感、归属感和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方言节目利用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促成了市民话语场的形成，为市民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机会。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通过节目与城市电视台的互动得到了传播；处于方言区的居民，也通过接触城市电视台达到了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目的。《新闻相拍报》中设“新闻抢头先”（嘉宾讨论）、“巷头巷尾”（消息）、“好枝相拍报”（资讯服务）、“有字有墨”（读报）以及“周末马后炮”（周末版，取代“新闻抢头先”）几个版块，都是如此。
《新闻相拍报》在节目中加强“说评结合”的功能。除了台里主持人外，节目推出时还设置了“厝边”主持和嘉宾主持。“厝边”是街头巷尾、邻居之意，“厝边”主持通过引入象征邻里亲朋意义的市民主持，以此提升文化认同打造亲民形象，嘉宾主持则为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提供独到观点。传统新闻节目讲究客观性和平衡性，方言节目本身有时具有戏说色彩，主持人通过题材选择（比如非时政类）轻松“调侃”新闻，点到为止、无伤大雅，以此平衡政治性与趣味性的矛盾。节目中，泉州人的直率豪爽和古道热肠，通过方言原汁原味的嬉笑怒骂、讽刺诙谐表露无遗。在这里，方言是一种形式，甚至是一种态度，具有象征意义。
方言电视节目更容易使人们产生从百姓的视角和观念看待问题、用百姓的价值评判标准、站在百姓的立场评说这样的印象，从而引起共鸣，不仅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也成为观众的“解乏剂”。因此，方言节目天然的文化认同进一步促使城市电视台更方便成为一个公共话语平台，形成了市民的话语场。如“厝边”主持人这个设置环节，提供市民报名参与作为主持人的体验，结果候选人往往都有十几个，短期内形成了泉州台的一个收视热点。此外，《新闻相拍报》还尝试过全媒体运作，如选用泉州人民广播电台名牌方言栏目《欢喜就好》中诙谐幽默的音频，配以三维动画，增强娱乐性；“拆分”广播电视报上的热点专题作为系列报道；重视新媒体的作用，由电视延伸到了网络，在泉州台“泉视界”网站开设了相应的版块。这些做法由于关注了百姓话题，加强了互动，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局限性，从而引起了更大的共鸣。例如，2007年5月25日，《新闻相拍报》播出了一期由泉州著名剧作家，也是泉州文化名家王仁杰作为嘉宾主持的节目，其中讨论了“从小岞婚礼异象看闽南婚俗变迁”的话题。
“小岞有着丰富多彩的特色婚俗文化，娶亲当天一大早，新郎一家人就忙开了，杀鸡、剥虾、宰鱼，这边热闹非凡，那边吉时到，新娘子装扮一新，在娘家人的陪同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沿途场面蔚为壮观，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但问题是，在这些陪嫁的大军中，其实有些人与新娘子素未逢面。”（《婚嫁悄然变脸 节俭新风进农村》，《新闻相拍报》2007年5月25日）
而有些家族比较小，陪嫁的队伍没有那么多人，于是就花钱请人陪着去撑场面，每人30元。然而近年来，惠安小岞镇婚娶陪嫁人数逐年递增，从以前的十几人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上百人，陪嫁人数最多的一次曾突破200人。在小岞镇，红白喜事都要大张旗鼓地操办一番。为此，小岞镇政府向全镇群众发出“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倡议书，对婚丧喜庆中这种盲目攀比、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经济负担的陈规陋习进行干预，倡导群众婚事简办、丧事短办、佛事不办。
对于这种民间婚俗，嘉宾主持王仁杰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传统的婚俗应该保护。这种传统婚俗应由其自生自灭，政府不应过分干预。”王仁杰的观点引起了网上激烈的争论。
反对者说：“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许多传统的习俗，这些习俗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的甚至是陋习，我们要保护的是优良的传统和习俗而不应该是糟粕和陋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目标就是乡风文明。要达到乡风文明必须有政府的干预和倡导，而绝不能让那些封建的陈规陋习大行其道，听之任之。小岞镇地处偏远，多年来，各种陈规陋习大行其道，愈演愈烈。婚丧喜庆中盲目攀比、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现象十分严重，结婚陪嫁人数少者几十人，多者100多人。老人逝世停尸一停就十多天、二十天，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给广大群众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那种‘输人不输阵，输人碗糕面’、死要命子活受罪的观念让群众对此敢怒不敢言。这种现象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乡风文明格格不入，政府如不进行干预和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赞同者说：“他（王仁杰）说的是婚俗的形式，主体在于结婚的形式，而不是婚宴的排场。形式主要还是显示于礼节、服饰、程序，古老的中国婚俗文化有它深厚的历史渊源，那是纪录来自祖先文化的可贵存在，在全球化的现在，这些存在是稀缺的资源，是迫切需要保护的。如果一切以节约为原则，闽南茶道可以变为简单冲泡，节约了时间；梨园戏可以去掉了古装，节约了装备；南音可以变为唱念，什么都省了。‘礼’字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时候烦琐让事情变得庄重，佛教中强调了‘无’，但佛教为什么也要崇尚金身，还有繁复的仪式和礼节？”
还有人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角度进行评说：“王先生谈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当下私域和公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结婚是件私事，那么请多少客人又关大家什么事情呢？有钱尽管花呗！但是，当有人把请客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公域的高度时，也就是说请客关乎的不是一两个家庭，而是许多人的时候，那么结婚请客就不是私事而是公共问题了，于是这个有钱人结婚摆阔的话就显得不对了。因为实际上你并不是真正有钱，你是让大家在为你结婚的排场凑钱，大家声讨一下这个结婚的人也是应该的。不过人家王先生说的是有钱人摆180桌，合着人家结婚就是不收财礼，否则怎么是有钱？你要过意不去那你别去赴宴啊！你别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送红包。所以，怪结婚的不对，人家请你，你完全可以不去！而为了所谓的脸面非得去打肿脸充胖子，最后再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批判人家，我看这骨子里就是仇富心态，同时也大大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现代性不足所在！你是在以一种非理性看待习俗，所以必然带有很多道德的成分在里面做价值判断，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伦理理性传统。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已经几十年了，可是思想怎么一点都没有现代化呢？对于那些发出对王先生批评的人，他们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一个不小的群体，我感到悲哀！”
立即有人反驳道：“我不太理解该先生所指的私域和公域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我知道，犯罪行为虽然也是个体行为，但这行为侵犯的客体要么是公共安全，要么是不特定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同样的，我也知道，瘟疫的发生首先也是个体行为，但最终蔓延后危害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安全。我还不理解的是该先生所说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指的是什么？如果说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是现代化或现代性，那么，历代封建王朝的那些皇帝老儿和王公贵族早几百年、几千年就现代化或有现代性了。把破除陈规陋习、建设乡风文明说成是仇富心态，我感到可笑！”
可见，营造话语场对于地域文化更有意义。相同的文化背景，分享相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价值，更利于进入地域文化的本质，从而促进文化认同作用的发挥。由一个传统婚俗话题引发的争论，从城市电视台进入到网络，说明闽南文化在本土的话题性及其意义，这个话题的讨论范围已经超过了话题本身，如传统婚俗是否保留的问题而是进入到了传统和现代的讨论，文化的力量可见一斑。传统在当下的生存状态既是文化自身的一个发展，同时被现代化收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表现为对传统的重新建构，为现代化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传统文化大量存在于底层，它们与城市的本土市民的文化联系盘根错节，所以，传统文化的演进是与现代化成呼应关系的。现代性意味着对传统的一种超越，对新的社会性的认同。“它包括了质疑精神的增长，追求理性、效率和知识，以及在寻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重视物质世界的信仰。”[45]这些争论发生在泉州台“泉视界”网站上。这种文化争论建立起完全不同于传统状态的、关于人的社会性乃至社会关系的新的解释。所以，这个市民的话语场由城市电视台开始营造，进而延伸到网络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它所产生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注释】
[1][美]约翰·费斯克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63页。
[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0页。
[3]参见刘潇潇：《世外蟳埔：多元文明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9日。
[4]隋岩、姜楠：《能指的丰富性助力意识形态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
[5]参见陈洁君：《闽南文化对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及传承对策》，《长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8期。
[6]泉州电视台内刊《泉州电视》2001年5月28日。
[7]李亦园：《释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内在文化意涵》，2002年“第一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主旨演讲。
[8]许在全：《史论泉州文化特质》，载黄少萍主编：《闽南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页。
[9]Quanzhou：a crucial port along the eastern maritime Silk Roads.Located on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the city of Quanzhou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ports along the historic Maritime Silk Roads.Known as Zayton（or Zaitun）by traders arriving from the Arab world，the port has welcomed sailors and travelers from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as they traversed these routes.Commer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other regions，particularly around the south sea，can be dated to as early as the Chinese Southern Dynasties of the 6th century AD.Subsequently，the port w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Chinese ports in use under the Tang dynasty（618-907AD）and went on to become the largest port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Song dynasty（960-1279）and Yuan dynasty（1271-1368AD）.It was also linked with around one hundred other port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s，including Madras in India，Siraf in Iran，Muscat in Oman and Zanzibar.From the 10th century，Erythrina variegata trees have been planted around the harbour entrance to welcome and impress sailors with their eye-catching red flowers，and the Chines name for the plant，Citong，is reflected in the city’s Arabic nickname of Zayton.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网站，http：//en.unesco.org/。
[10]戴泉明：《析泉州电视台收复“春晚失地”》，《当代电视》2011年第11期。
[1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12]参见吴建生：《传播闽南文化 服务两岸相亲——泉州电视台闽南语频道开播3周年回顾》，《当代电视》2010年第5期。
[13][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14]参见颜纯钧：《电视的孩子与身份建构》，《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15][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16][法]皮耶·布赫迪厄：《布赫迪厄论电视》，蔡筱颖译，麦田出版2012年版，第60页。
[17]Bourdieu，1983/1986.“The Forms of Capital”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edited by J.G.Richardso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3/1986.pp.241～258.转引自祝丽君：《农户社会资本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18]参见程源源：《方言：包装纸还是文化牌？》，《视听界》2005年第4期。
[19]邵培仁、李雯：《新闻“本土化”≠“本地话”》，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6/36358/2952283.html，2004年10月29日。
[20]参见[美]丹妮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政治》，陈德民、曹庆、薛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21]和立勇：《电视方言节目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构》，《新闻界》2007年第6期。
[22][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产是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23]王建设、张甘荔：《泉州方言与文化》（上），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4]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25]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26]参见杨德化、李荣鑫：《闽南文化后续传承 以闽南语的名义从娃娃抓起》，http：//qz.fjsen.com/2012-12/01/content_9984064_2.htm，2012年12月1日。
[27]关于闽南方言的发展演变，参见林连通：《闽南文化的载体闽南方言说略》，载黄少萍主编；《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333页。
[28]参见《电视方言现象热的冷思考》，《中华新闻报》2007年7月11日C1版。
[29]参见[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30]庄少俊：《泉州方言传承之忧》，《泉州晚报》2006年11月14日。
[31]参见《闽南籍大学生对闽南文化熟悉程度调查》，http：//www．sojump.com/ieport/3585461.aspx，2014年6月21日。
[32]Stefan Morawski.The Troubles With Postmodern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p.89.转引自沈冰语：《什么是后现代主义？》，http：//zuoye.baidu.com/question/aad3c8685c759deea6616402fef4144a.html，2014年9月30日。
[33]参见母心：《“假老练”“风车车”教下一代学坏？》，http：//sichuan.scol.com.cn/tfzz/20040226/200422645853.htm，2004年2月26日。
[34]参见[美]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载罗钢、刘向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35]蔡育红：《闽南语节目的文化审美与批判》，《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6]吴建生：《传播闽南文化 服务两岸相亲——泉州电视台闽南语频道开播3周年回顾》，《当代电视》2010年第5期。
[37]草根：《京剧+交响=交响京剧？》，http：//www．gmw.cn/content/2005-05/15/content_229488.htm，2005年5月5日。
[38]蔡育红：《闽南语节目的文化审美与批判》，《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9]参见和立勇：《电视方言节目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构》，《新闻界》2007年第6期。
[40]参见草根：《京剧+交响=交响京剧？》，http：//www．gmw.cn/content/2005-05/15/content_229488.htm，2005年5月5日。
[41]泉州电视台内刊《泉州电视》2002年3月20日。
[42][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3][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4]《电视方言现象的冷思考》，《中华新闻报》2007年7月11日C1版。
[45][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