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文化和泉州电视台
泉州建城历史悠久，但是在改革开放前城市化的进程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泉州先后设立行政督察区、专区和地区等，1986年1月撤晋江地区设泉州地级市。公元718年（唐开元六年），泉州城区面积近3平方公里，然而经过了1000多年，1978年的泉州城区面积仍然只有7.74平方公里，扩大不到2倍，且城市化率低于全国18%的水平。
改革开放前，泉州经济长期依靠农业，由于地处台湾海峡海防前线，国家对泉州固定资产的投入少。1952—1985年的34年间用于泉州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资金仅23.86亿元。经济总量居福建省地级市倒数第二。[70]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抓住机遇，大胆实践，经历了“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乡镇企业打基础、“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独资企业）提速、成片开发的跃升和区域经济大展宏图等经济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经济建设路子，经济实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创造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晋江经验”[71]和“泉州现象”[72]，泉州由此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全市GDP由1978年的7.7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5733亿元，公共财政总收入也由0.79亿元增至723亿元，经济总量连续十六年居福建首位。
泉州的城市化在进入21世纪后得到快速发展，这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个区，晋江、石狮、南安3个县级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5个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全市土地面积11015平方公里，人口836万，为福建省设区市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现有少数民族48个，以回族、畲族、苗族和蒙古族居多。方言以闽南话为主，通用语言为普通话。与全国的城市化进程相似，泉州城市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稳步和快速发展时期，从1990年的16.33%上升到2000年的38.93%，[73]泉州2013年城镇化率达61.5%，超过了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53.7%的水平，[74]因此，泉州城市化进程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表现出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
泉州文化伴随着泉州城市的发展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泉州是历史上在闽南地区最早设置行政建制的州府。公元260年（汉末三国吴永安三年）就在今天的南安丰州镇设置了东安县治，公元502—519年（南朝梁天监间）置南安郡作郡治。公元700年（唐久视元年）于今市区设武荣州。公元711年（唐景云二年）武荣州改名泉州。此后，先后设有郡、州、路、府等。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热潮带来了中原文化在泉州地区传播并成为泉州文化的主体成分。第一次是西晋期间，汉人为躲避战乱而大规模南迁。公元280年左右（西晋），中原地区局势动荡，五胡乱华，使得大批中原士族纷纷逃离，进入泉州的中原汉人沿“南安江”和洛阳江两岸休养生息，成为规模最大的中原河洛移民。后来为了纪念这些晋朝汉人及带来的汉文化而把“南安江”改名为“晋江”，足见中原文化的强势及其对本地文化的同化作用。第二次是隋唐以后，因战乱躲到泉州的中原汉人更多，到了南宋，泉州基本上已经被中原人所“汉化”。在汉人之前，泉州文化以闽越文化为主，早期的越王族入闽后传播吴越和中南文化，但是到了第一次中原人大规模移民泉州时，那些早期来到泉州的闽越人已经基本北上，这时强大的中原文化成了泉州文化中的“主体文化”，“闽越文化”反倒成了“附属文化”。可以说，中原文化的传播并成为主体文化是古代南方文化的一个共性。
泉州的濒海优势使得泉州很早就建立起了“海洋经验与海洋心胸”。这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化特质，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观。[75]泉州地理位置特殊，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枢纽位置，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有着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是一座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的开放港口城市。自唐代开埠，即为中国南方四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其他三个为广州、扬州和明州即宁波）。宋元时期，泉州港跃居为四大港之首，以“刺桐港”之名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由泉州始发，开辟出一条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等地有着经贸往来、联结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大动脉，由于初期大宗货物以丝绸为主，故这条航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76]事实上，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还要早的多，公元561年（南北朝时期）在九日山翻译佛经的南亚“优禅尼国”的拘那罗陀高僧回国就是乘船从泉州港出发的，说明这条海上通道在那时就已存在。尽管泉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早与世界各地建立了联系，但是泉州居民对海外的地域从来没有殖民野心，这就是“中国式”的海洋心胸的文化意涵。同时，由于“海丝”以及海上贸易的存在，宋代起就有许多泉州人通过海路出外谋生。他们当年漂洋过海，辗转异地他乡打拼，历尽了千辛万苦。目前，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籍华侨华人已达900多万人，有9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在台湾2000多万人口中，祖籍泉州的台湾汉族同胞约900多万人。泉州由此成为著名的侨乡和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透过闽南华侨的历史，便可以理解泉州人重商的特点与“爱拼敢赢”、不怕冒险、敢于开拓进取精神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进入21世纪，这条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一起构成“一带一路”的新世纪丝绸之路，将发挥与周边“海丝”沿线国家地缘相近、文化相似、华侨华人众多和来往频繁的优势，寻求历史交汇点和文化交融点，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互惠共荣，牢固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
泉州悠久的历史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先秦就有草莱初辟的泉州先民“闽越人”在这个地区繁衍生息。春秋时期，泉州土著闽越族已擅长造舟航海。这里有“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以海为田”的故地习俗；有千里跋涉、举族南迁的“中原人”，他们带来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习俗；还有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而汇聚的十洲人，他们又带来了海外各地的异俗；还有泉州人漂洋过海，深入“绝域之区”，受到当地风俗的影响而带回来的殊俗。[77]这些风俗沉积于社会底层，保留着许多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经过岁月冲淘而不断碰撞融合，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荟萃各地民俗文化，形成了以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为主体的多元独特的泉州民俗文化，渗透在各种节庆、祭祀、饮食、建筑、工艺和南少林武术等之中。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为泉州、漳州、厦门三个设区市的文化遗产。据《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记载，泉州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个、国家级31个，居全国地级市第三位，其中，“泉州南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闽南民居）营造技艺”2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水密隔舱福船造船技艺”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初步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保护体系。[78]泉州文化积淀深厚，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的美誉。全市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91处，其中国家级31处，省级85处。其中极负盛名的有中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世界唯一的摩尼光佛像石刻、中国最大的老君石刻造像、葬有唐代到泉州传教的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的灵山圣墓、千年古刹开元寺及东西塔、记载古代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九日山祈风崖刻、广受台胞和海外侨胞信众膜拜的天后宫妈祖、民族英雄郑成功史迹与陵墓、宋代蔡襄修建的洛阳桥、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以及与惠东民俗、海滨风光、石雕艺术融为一体的崇武古城，等等。泉州至今保留着弥足珍贵的戏曲文化遗产，其中蜚声海内外的有：晋唐士乐余韵南音、宋元南戏“活化石”梨园戏、中国一绝“提线木偶”和精彩绝伦的打城戏。作为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泉州具有薪传不息、独树一帜的武术文化。并且，泉州文化最为独特的魅力在于其发散式、主动式的“活态”闽南文化，这类文化“有着无需翻译、直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不仅可以主动走出国门，也吸引着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学艺，堪当国际交流的‘大使’，其社会、政治、经济、情感价值不可估量”[79]。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与世界各地的贸易身份活跃，带来了各国文化并在这里交融，可谓是经济、文化全球化在古代的一个雏形。从泉州出发到达地中海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输出南中国的文明，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的宗教。而对泉州来说，与众不同的不在于让异域的文化进来，而在于这些不同的宗教在泉州可以做到同存共荣。至今为止，在泉州可以寻访到的因“海丝”而来的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印度教[80]、天主教、婆罗门教、摩尼教和犹太教等，这些宗教与本土宗教和平共处，甚至相互融合，比如摩尼教最终就融入了佛教。[81]中国的传统宗教由于糅合了儒、释、道三教信仰，具有多神教的特点，允许信徒崇拜多个神，这种宗教信仰的传承性也构成了泉州人宽容吸纳不同宗教的基础，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原文化对泉州文化主体的建构作用，它不但形成了泉州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观，同时也培养了泉州人文化包容的心态，使泉州成为宗教多元文化融洽交汇、和谐共处、互促共荣的载体。丰富的人文景观、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情和秀出东南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泉州正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神奇魅力。
由此可见，泉州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受到“海丝”文化、侨台文化的深刻影响。近年来随着人口迁徙与人员来往的复杂情况，同时受到了西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有力渗透，泉州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多元文化现象。“四个泉州”，即“本地泉州”、“异地泉州”、“海外泉州”和“对岸泉州（台湾）”，说明了泉州人对外开放以及向内凝聚的文化性格，以及泉州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现象，这在国内其他城市是少见的。闽南语的传播、地方民俗文化的丰富资源——包括饮食、服饰、祭祀、节庆等，共同形成了泉州文化开放包容、鲜明强烈的特色，体现了泉州文化中具有众多的“城市中的文化”特点。“泉州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足以表明泉州文化的独特地位。其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顾颉刚、张星烺等教授的倡导。他们认为，泉州有非常丰厚的文化积淀，并且是泉州所独有的，应该加以研究。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在考察泉州后，提出要使“泉州学”成为一个国际项目。著名人类学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先生对“泉州学”的学科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认为：“泉州学”的基本精神即在辩明泉州文化的特色，并指出“泉州学”的视野并不止于泉州，“而应以福建，再以华南，更及于全中国为指涉的架构来做比较分析的研究。”[82]2015年2月11—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在泉州举行，围绕“打造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邀请中外专家学者共商合作发展良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道：“福建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千百年间，泉州港‘吞吐四海云帆，鼓荡八面来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流溢着奇光异彩、展现出蓬勃生机。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泉州商旅云集、市声鼎沸的繁盛景象。泉州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出发站，是沿线各国多元文化交汇交融之地，镌刻着中华民族和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永恒记忆。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共商复兴‘海上丝绸之路’大计，具有特别意义。”它说明，泉州文化在当下正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而获得了再次与世界对话的机会，也说明泉州文化潜在的包容性和国际化的文化基因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土壤里滋长繁荣。
泉州台与泉州城市化发展同步。泉州于1986年地改市，1986年1月，在泉州市“两会”期间，部分代表提出建立泉州电视台的提案。1987年1月上旬，泉州台进行试转播，1988年9月1日正式开播。到1998年建台10周年时，泉州台办台规模、综合实力已经跃居福建省城市电视台前列，进入全国城市电视台协作会理事行列，并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电视台协作网和华东六省（市）城市电视台对外宣传协作网的成员台。2002年，泉州电视台与泉州有线电视台、泉州有线电视二台合并成立新的泉州电视台，保留已有3个频道，和苏州电视台、无锡电视台一起成为全国得以保留已有频道的非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城市电视台，并且成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城市电视台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台。2006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批准设立闽南语频道。2012年8月16日，泉州电视台和泉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整合组建成立泉州广播电视台，原四个频道即新闻综合、都市生活、影视剧和闽南语频道保持不变。信号覆盖整个泉州地区及邻近的厦门、漳州、莆田、三明等部分地区，覆盖面积达13000平方公里，覆盖人口超千万，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高达97.97%。对照改革开放后泉州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可知，两者的发展是同步的。
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密切关系是通过节目体现的。新闻、纪录片（专题片）、文艺等各种类型电视节目是记录城市文化的手段，而其中又以新闻最为突出。电视台主导了电视新闻节目的制播。2006年中央台和省级台分别贡献了10%和45.8%的新闻节目制作量，其余的即为城市电视台的新闻[83]，超过省台占据了四成的份额。城市里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生等内容构成了每日城市新闻的主体，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诸如共同理想、基本信念和城市精神等状况。泉州台以泉州作为传播区域，以泉州市民作为服务对象，自办节目以闽南文化为主体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泉州这个城市和泉州台的共同发展证明了城市与城市电视台、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依存关系。其中，电视新闻节目对城市文化的建构是其他节目难以比拟的，只有城市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可以密集而持续地关注这个城市。泉州台建台以来不断尝试新闻改革，目前有《新闻早报》、《泉州新闻联播》、《新闻广角》、《方言报道》、《午间新闻网》、《今晚播报》和方言新闻日播栏目《新闻相拍报》等7档新闻消息类栏目以及新闻评论性栏目《周末视点》，在早、中、晚三大时段上构建了准点新闻、滚动新闻即时播出的新闻播出框架，每日新闻播出量达2个多小时。密集的容量和播出频率，使泉州电视台新闻节目足以建构泉州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传媒镜像而成为泉州城市文化“电视日记”。
《泉州新闻联播》和《新闻广角》分别是泉州台时政报道和社会新闻的两大重点新闻栏目。通过对2006年之前的《泉州新闻》和《新闻广角》的统计发现，前者的时政内容占了绝大多数，为82%。开播于1997年年底的《新闻广角》的时政新闻含量为46%，其他是和市民民生、文化等有关的内容。从内容的包容性来考察泉州台的所有新闻节目，《新闻广角》具有更广泛的题材和文化多样性。从1998年到2006年，《新闻广角》的内容按主题可分为“政治、经济、民生、文明、文化、港澳台外及其他”等几个方面（见表1-1）。首先是“民生”类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2.71%，包括“舆论监督（由于所监督的内容大多与民生等公共问题有关，因此把“舆论监督”归入民生范围）、关注弱势群体（如下岗、失学、贫困、残疾）、关注市民生活和防抗台风等”；其次是“文明”类，包括“山海协作、对外支援、考察、城市管理、旅游、会展、节庆、环保、光辉历史”等，约占30.39%。泉州的华侨华人众多，又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以及海峡西岸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些报道归入“港澳台外”，仅为2.46%。事实上，泉州与海外的联系是很密切的，这些活动一般都融入日常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而被统计到“政治、经济”等范畴，故以“港澳台外”为主题的统计数量变少了。泉州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建设一直是新闻中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经济建设通常体现为政治内容，如《[鞋博会探营]晋江鞋博会：中国鞋业市场的风向标》（2004年4月18日），并且经济建设的内容通常作为时政新闻放在《泉州新闻》里播出，所以在《新闻广角》里“经济”类的数量也不多，为4.66%。统计同时显示，“文化（含教育）”类所占的比例显然较少，为5.99%，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化建设的力度偏小，说明近十年来，城市文化建设一直是泉州的努力方向。
表1-1 《新闻广角》内容分类
城市电视台首先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部分。麦克卢汉认为，每种新媒介的出现，无论其所传信息的具体内容怎样，新媒介本身会给社会带来一种信息，就这一意义而言，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信息，这是社会文明的一大体现。[84]纵观我国城市电视台的发展可以发现，城市电视台的诞生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形态。依据新闻立台的原则，城市电视新闻作为城市电视台的主要内容构成，在建构和弘扬城市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泉州的历史现实，参考曾军有关城市文化的说法，在讨论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关系时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政治文化。由于宣传的地位所致，城市电视台最容易体现出城市的政治文化特征。城市电视台记录了城市发展史，既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时代背景，也体现了本土的政治生态。比如说民生化作为当下一个显性的政治话语从而在媒体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体现了当下政治文化的一个转向。那么，新时期政治文化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电视台的传媒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是否存在问题，都是值得关注的。以政治文化为主题的讨论见第三章“流变的框架：民主与民主转向”。
第二，外来工现象。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集中体现。而外来工现象又是城市化中存在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不但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并且使城市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城市文化来说，外来工现象涉及文化融合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是一个全球性话题。泉州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现有约占总人口1/4的外来工。外来工融入本地文化的过程就是成为“新泉州人”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城市电视台的传媒镜像，以及城市电视台对外来工的身份建构勾勒出来，它们对于城市文化以及媒体的文化观念来说，是否发生了变化？关于以外来工文化为主题的讨论见第四章“‘新泉州人’：农民工身份迁徙”。
第三，传统文化。比起其他不同级别的电视台，城市电视台接触了更多的地方文化，如传统文化、市井文化。它们长期存在于民间，成为地域色彩浓郁的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城市化后被重新挖掘出某种城市精神，重置人们心中难忘的乡愁，表现出与政治文化明显不同的形态特征。例如，方言电视节目要求城市电视台开放市民话语平台。传统既是一种历史范畴，那么对待传统的态度便包含了对比。然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现代化的矛盾。泉州的传统文化为泉州台的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定位乃至于对外文化宣传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中也有做得不太成功或不太够的地方，对它们的分析将成为城市电视台对待传统文化及其文化政治可资借鉴的经验。关于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讨论见第五章“‘乡愁’：传统符号的当代诉说”。
第四，公共文化。无论是讨论城市的政治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外来工文化，总是要归结到媒体平台上的文化权力博弈问题，这是由媒体身份冲突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传媒意识形态竞技的结果。中国的传媒同时具有宣传和经营等功能。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媒体实践，也就必然影响到城市文化的塑造。例如，泉州台2006年底组织的媒介事件“小若莲事件”就体现了这方面的冲突。而以DV、手机彩信和微电影等为代表的民间影像以及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APP等新兴媒体的兴盛，体现了市民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热情以及传统媒体面临新媒体的挑战。因此，协调处理不同权力诉求、打造公共文化平台、与新媒体的融合将是今后城市电视台发展的重要课题。关于以公共文化为主题的讨论见第六章“民间影像：市民与城市的对话”和第七章“公众身份：培养公共意识”。
【注释】
[1]参见孙自法：《中科院报告：中国内地城市化率已突破5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0-31/4290659.shtml，2012年10月31日。
[2]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历来的“广播工作会议”的名称上出现了“电视”，这次会议上制定的“四级办电视”的政策大大调动了地方开办电视台的积极性。
[3]详见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截至2015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http：//www．sarft.gov.cn/art/2015/7/8/art_69_27383.html。
[4]参见陈晓洲、周欣欣：《2011年电视市场观察》，《收视中国》2012年2月刊，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 Article/ktid/1/kaid/742.html。
[5]参见王钦：《2014年电视收视市场回顾》，《收视中国》2015年2月刊，http：//www．csm.com.cn/data/editor/pdf/553dc8f680687.pdf。
[6]陈晓洲、周欣欣：《2011年电视收视市场观察》，http：//www．chinamedia360.com/newspage/20120516/C65CB386FA1A4849.html，2012年5月16日。
[7]参见[英]Chris Jenks：《文化》，俞智敏、陈光达、王淑燕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44页。
[8]C.Geetz，The impact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on the concept of man，in J.Platt（ed.），New Views of the Nature of 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112～113.转引自[英]Chris Jenks：《文化》，俞智敏、陈光达、王淑燕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页。
[9][美]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10][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
[11]张泽群：《城市灵魂——电视主持人张泽群谈论城市文化》，大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12]转引自[英]Chris Jenks：《文化》，俞智敏、陈光达、王淑燕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7～58页。
[1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6页。
[14][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5][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16][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17]式炳军、马朝琦：《危机与回应：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5期。
[18][美]约翰·费斯克：《两种经济》，载罗刚、刘象愚主编：《大众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19]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0]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5页。
[21]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2]参见程相占：《城市的文化功能与城市文化研究》，《人文杂志》2006年第2期。
[23]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24][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25]转引自何党生：《中西城市文化比较论略》，《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26][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28][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9]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0]参见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
[31]沈文锋：《娱乐·审美·市场——浅谈电视节目的心理能量》，《当代电视》2005年12月号。
[32]参见曾军：《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学术界》2007年第4期。
[33]参见《城市化率资讯》，http：//www．ciudsrc.com/new_zazhi/fengmian/2014diyiqi/2014-02-25/62220.html，2014年2月25日。
[34]参见[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9页。
[35]参见[美]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导论——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载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9页。
[36]姚文放：《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维度与个案：文化政治的问题域（笔谈）》，《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
[37][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6页。
[38]范永康：《当代西方的文学政治学》，《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9]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40]范永康：《何谓“文化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
[41]参见姚文放：《文化政治三维度》，《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
[4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页。
[43]姚文放：《文化政治三维度》，《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
[44]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45]参见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主编：《中国应用电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46][德]Marc Michael Treutlar：《感知的秩序：媒介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孙艺丹编译，《新闻与传播》2007年第5期。
[47]毕根辉、曹志雄：《电视新闻传播的市民化趋势》，《学术天地》2000年第4期。
[48]参见[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9]秦德君：《传媒政治时代的领导者公共形象传播与形塑逻辑：一种技术分析》，《新闻与传播》2007年8月号。
[50][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卢大川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51][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卢大川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5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53]邱戈：《媒介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4][英]Kathryn Woodward等：《认同与差异》，林文琪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5页。
[55]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主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6]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57]阎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58]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秘书处：《2007年度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各成员台在中北美地区播出情况通报》，《黄河通讯》2008年第4期。
[59]祝昌泽、廖小琪：《城市电视——都市发展的新景观》，《南方电视学刊》2000年第4期。
[60]《“一夜城”还是千年古城？深圳申报历史文化名城》，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3-02/25/content_767712.htm，2003年2月25日。
[61]张同道、张文娟：《大学生谈电视·北师大篇》精华辑录，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wtjj/yjx/2494_5.shtml，2002年11月20日。
[62][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63]那长春：《市民社会：地方电视“新闻立台”之本》，《新闻与传播》2006年第8期。
[64]参见张志安、沈菲：《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总体特征及群体差异（上）》，《现代传播》2014年第3期。
[65]温静、王炯：《泉州广电：双剑合璧》，《中国广播影视》2007年6月下半月刊。
[66]参见杜宇宸：《2013年电视收视市场回顾》，《收视中国》2014年2月刊，http：//www．csm.com.cn/data/editor/pdf/534ba06ciaaqe.pdf。
[67]参见包凌君：《2012年新闻节目收视回顾》，《收视中国》2013年2月刊，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 Article/ktid/1/kaid/901。
[68]参见包凌君：《2012年新闻节目收视回顾》，《收视中国》2013年2月刊，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 Article/ktid/1/kaid/901。
[69]参见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CUTV网站统计，http：//jn.cutv.com/，2012年8月11日。
[70]参见辜景峰：《光辉历程：腾飞的二十年——泉州地改市二十周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回眸》，载泉州市委政研室编：《泉州地改市20周年论坛优秀论文选》，2006年8月刊印，第472页。
[71]晋江作为泉州的一个县级市，是全国最早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地方之一，他们探索走出的具有显著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被理论界和学术界称为“晋江模式”，成为闻名全国的农村发展“四大模式”之一。“晋江模式”指“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晋江发展经济的做法即为晋江经验。
[72]泉州实施“县域突破”战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以强县支撑强市的方式，经济在几年时间飞速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小康之路，被众多经济学家称为“泉州现象”。
[73]参见辜景峰：《光辉历程：腾飞的二十年——泉州地改市二十周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回眸》，载泉州市委政研室编：《泉州地改市20周年论坛优秀论文选》，2006年8月刊印，第473页。
[74]参见《城市化率资讯》， http：//www．ciudsrc.com/new_zazhi/fengmian/2014diyiqi/2014-02-25/62220.html，2014年2月25日。
[75]参见李亦园：《释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内在文化意涵》，载蔡耀平、张明、吴远鹏主编：《学术泉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页。
[76][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合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77]参见陈垂成：《泉州习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78]参见林育毅：《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79]黄少萍：《我们的“东亚文化之都”》，《泉州晚报》2014年11月26日第1版。
[80]景教即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公元5世纪后传播与西亚和中亚，并于唐太宗时期传入中国。
[81]详见徐晓望：《元代泉州的海外宗教及其对泉州文化的影响》，载黄少萍主编：《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82]李亦园：《“泉州学”的新视野》，载蔡耀平、张明、吴远鹏主编：《学术泉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83]参见晓渔：《解读〈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市场报告2007—2008〉：十大发现为电视新闻发展提供参数》，《中华新闻报》2007年6月20日B3版。
[84]参见申凡、戚海龙：《当代传播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