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象再现
有学者研究认为，1993年、2003年和2008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现象的三个分水岭，即“农民工从阻止流动向控制流动的第一个变化期”（1993年）、“农民工从公平流动向引导流动的第二个变化期”（2003年）和反思农民工问题的开始（2008年）。[18]本文将以此为依据，研究泉州台农民工身份再现问题。
第一个分水岭（1993年）之前，泉州台对农民工的身份建构指向是负面的。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民工盲目流动的管理。泉州是“盲流”的聚集区之一，在城里人看来，“盲流”而来的农民工虽然干的是工人的活，却仍然是农村文化的携带者，而非城市文化的创造者——这便是基于农村文化看待农民工的视角。城市并不认同这些“盲流而来”的农民工，而这个阶段的农民工也未意识到身份危机，可以说，急于脱贫的农民工几无文化权力。1993年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于是农民工进军城市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第一个与第二个分水岭之间（1993年至2003年）是农民工身份地位发生转向的阶段，处于卑贱和不幸之中的农民工生活状况开始得到改善。首先，农民工维权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如欠薪问题，泉州电视台通过舆论监督帮助农民工维权，并从2003年开始，帮农民工追讨欠薪成为每年岁末年初的媒介事件；其次，外来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如车间、宿舍和仓库为一体的“三合一”现象，特别是陈埭“9·21”纵火案之后，泉州乃至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三合一”运动，农民工由此得以从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据统计，泉州台1997年与“三合一”有关的新闻报道数量占该年全部农民工新闻的40%；再次，农民工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开始赢得荣誉和尊重。1997年春节，泉州台第一次出现以“外来劳动者”称呼外来农民工的新闻。时任市劳动局局长吴谋德在除夕“四海一家”联欢会上，“向在座的外来劳动者，并通过你们向全市的外来劳动者拜年！”（记者：黄永超，《我市劳动、文化等部门与外来劳动者共度除夕之夜》，《泉州新闻》1997年2月7日）从物质条件的改善到人格层面被尊重，伴随着城市释放对农民工的善意信号，则是农民工文化权力意识的觉醒。
称谓最直观地反映了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基本评价。提及农民工，“盲流”最先进入社会的视野。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把向沿海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称为“盲流”。不过，1993年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盲流”的说法很快便消失了，媒体对农民工的称谓发生了变化。泉州台使用了“农民工、民工、农民、劳工、工人、员工、工友、打工者（仔）、外来工（妹）、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劳动者、外来青年、外来员工、外地人、流动人口、来泉务工者和新泉州人”等十几种称呼。这些称呼总体上可归入“农民工”（含“民工和农民”）、“外来工”（含“劳工、工人、员工、工友、打工者、打工仔、外来工、外来妹、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劳动者、外来青年、外来员工、外地人、流动人口和来泉务工者”）和“新泉州人”三大类。其中，最早和最常使用的是“外来工”，占88.56%；最晚出现的是“新泉州人”，仅占1.21%；最具弱者形象的是“农民工”，占10.21%。
“外来工”的称谓几乎伴随着泉州台有关农民工报道的始终。第一条冠以“外来”的农民工新闻是《永春抓外来人口计生工作》（《泉州新闻》1989年5月24日）。此后，“外来工、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劳动者、外来员工”便成为新闻中常用的对农民工的称呼。“外来”首先是一个空间名词，很自然地把农民工与其所在的务工城市做了地理区隔。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和市民是外来者，他们是城市的异质成分，构成城市的“他者”。“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赛义德看来，“他者”是一种构造出来的文化上的陪衬，以此证明主体的优越性。赛义德又指出：“自我或‘他者’的身份决不是一件静物。”[19]因此“外来”又是文化的，他们的生活习性和群体观念与城市文化个性的间隙添加了市民的陌生感。“外来工”这个称谓包含三方面含义：（1）客观表现空间位置，如《泉州吸纳百万外来工》（《泉州新闻》2002年10月5日）、《外来工成为客运主流》（记者：余征永、郭淑燕、王欢，《泉州新闻联播》2011年2月11日）；（2）负面信息：①作为管理对象，如《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会》（记者：刘良、洪珊珊，《泉州新闻联播》2007年8月31日）；②表现弱者地位，如《无证工厂讨薪难 外来工欲走还留》（记者：庄惠民，《新闻广角》2005年8月5日）；③作为被帮助、关爱的对象，如《外来工子女入学调查》（记者：庄航星，《新闻广角》2006年8月25日）；④体现文化的不适应性，如《让外来员工融入和谐社会》（记者：张惠阳、黄萍萍，《泉州新闻》2006年10月22日）等，这些信息再现了农民工的弱者形象，尤其突出他们与城市的隔阂，这方面与后面将要分析的“农民工”称谓的文化内核相似，表现出其文化的无力感；（3）正面信息：①主动融入社会，如《外来媳妇本地郎 患难相守十一年》（记者：洪开垦，《新闻广角》2011年11月10日）；②积极的生活状态，如《外地民工欢声笑语迎新年》（记者：白高峰，《新闻广角》2005年1月1日）；③地位提高，《外来工有望当选代表和委员》（记者：裴保虎，《新闻广角》2005年4月24日）；④自身进取，如《从平车工到财会总监》（记者：张惠阳，《泉州新闻》2004年9月25日）等，这层含义体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得到改善。因此，“外来工”的字面意义已经超出了“空间”的边界，电视新闻框架通过使用“外来工”来建构农民工形象，从而扩大其文化范畴，并由此强调城市的文化包容。同时，借由“外来工”逐渐赋予农民工文化权力，正如“正面信息”所表明的，农民工不再是农村文化的携带者，看待农民工的视角开始内化于城市之中，农民工有希望摆脱“他者”的位置。
“农民工”是一个组合词，从语义上理解，“农民”更像是“农民工”的一个前缀、一个定语，规定其性质，即“农民工”是“农民身份的工人”，以区别于纯粹的工人身份。因此，“农民工”（包括“民工”）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弱者、落后和社会底层的意味，这一点在电视新闻标题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在以“农民工（民工）”作为标题的报道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以下几种角色：（1）缺乏保障者，如《泉州农民工期待更多保障》（记者：庄航星，《新闻广角》2007年3月9日），占26.2%；（2）被欠薪的权利受损者，如《农民工工资支付即将开展检查》（记者：施纯添，《新闻广角》2007年10月28日），占23.8%；（3）受欺负的不幸者，如《科技博览：民工甘荣的一条腿保住了》（《新闻广角》1999年4月12日），占17.9%；（4）春运的主力，如《晋江出现民工返乡小高潮》（记者：曾暄、李福林，《新闻广角》2006年1月8日），占15.5%；（5）其他，占16.7%。前三类角色超过了2/3，达67.9%，说明“农民工”几乎总是被冠以弱者形象，以至于有学者提问：“为什么当我们言说‘底层’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和民工共同‘划入’底层？”[20]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然而城市对他们仍存在着基于农村文化的“乡下人”视角，导致农民工失去文化权力，在他们身上总是存在着愚昧落后、受欺负和权利没有保障等刻板印象，因此，“农民工”这个称谓更具情感色彩，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悲悯。
“新泉州人”是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地在泉务工人员的称呼，该提法最早出现于2005年7月23日《新闻广角》，即《走近“新泉州人”（一）从“打工仔”到“新泉州人”》，并于隔天播出该系列报道的第二条《走近“新泉州人”（二）外来员工正融入泉州社会》。此后截至2011年底两档栏目共播出以“新泉州人”为标题的新闻仅有16条，内容主要集中于“融入社会”（10条）和“社会善待”（6条）两个方面（见表4-2）。“新泉州人”（农民工）通过参加城市文化活动如书画摄影展、元宵踩街活动、在第二故乡过年等，以此表现他们对融入城市的愿望。这时可以看到，农民工在成为“新泉州人”后，其文化权力得以进一步提高，如“新泉州人将可以在泉州申请赴台湾旅游”。不过，两方面数字的对比也表明，与城市对农民工的吸纳态度相比较，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需求更加强烈，从而再次衬托了农民工的身份危机；而城市善待“新泉州人”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物质层面的保障，如“百万真情活动”是政府部门从2005年以来牵手移动公司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举办的存话费送保险公益活动。
“新泉州人”的提出仍只是倡议，“大量外地人的到来，也冲击了泉州人坚固的血缘、地缘纽带，许多本地人也打破世俗观念，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地人进入自己的生活环境。作为一个群体，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泉州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他们，而他们也渐渐地融入泉州社会中。”（记者：曾暄、汪龙波，《走近“新泉州人”（二）外来员工正融入泉州社会》，《新闻广角》2005年7月24日）然而，市民身份并不仅仅是一个户口问题，作为市民，还具有现代市民意识、政治意识、谋生技能、遵守行为规范以及健全的市民人格等。这些从观念层面上建构市民身份的内容在电视新闻里鲜有提及。在这样的新闻框架里，政府以一种“问题终结者”的身份出现，体现了媒体“替代性主体”的宣传意识而“失去了本有的监督和判断能力”[21]，这便是代言者的局限性。
表4-2 2006—2011年“新泉州人”新闻汇总
“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反映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泉州台构造的这个文化路线图体现了农民工身份的一个文化流变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出农民工的文化扩权过程，表现为其城市地位的改善和其市民身份的获得有了进展，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泉州城市化率不断提高过程中，其城市文化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过，数字也表明，泉州台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数量虽然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加，但总体上仍然偏少，两档主要新闻栏目《泉州新闻（联播）》和《新闻广角》农民工新闻仅占2.20%，这与农民工数量占城市人口1/5的比例是不相协调的，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媒体存在着对农民工的传媒歧视。因此，改进农民工报道、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权力，再现农民工的城市历程，是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市民身份建构中需要持之以恒加以努力的方向。
再现（representation）是一个文化研究的术语，“同时指制造符号以代表其意义的过程与产物”[22]。城市电视台新闻通过农民工形象的符号建构再现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以及与城市的关系，这个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关系，“权力是某些个体与团体能够借以支配他人，甚至面临反对与抵制也能贯彻和实现自身特殊目标与利益的手段”[23]。农民工与城市的权力关系通过自身在城市所处的地位体现出来；二是与城市的文化权力关系，即透过符号形态反映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占有城市资源的情况。农民工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因此，农民工问题总是与身份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城市化中的农民工身份问题，正是从文化权力的角度再现农民工的城市资源分配情况及其城市地位，“象征性地将这个世界，以及人们在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加以分门别类”[24]。因此，再现是一种文化建构，通过农民工在城市电视台新闻表意系统中的身份建构，体现了他们与城市以及城市电视台的文化权力关系，并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城市文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