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主体
媒介等同理论认为，媒介应等同于有生命的人。然而这并非说明城市电视台就是个独立的主体。如前所述，城市电视台发挥的是喉舌作用，首先传达的是地方党政的意识形态话语，地方党政在把城市电视台当成是“自己的”电视台的同时也说明了自己才是城市电视台的真正主体，此时的城市电视台仅是替代性地担当了地方党政的喉舌工具，其喉舌功能得以实现是因为具有了代表地方党政的身份。中国电视事业的块状格局决定了城市电视台在机构设置上被纳入城市行政体系，服务当地党委政府是城市电视台的主要工作，延续党的新闻宣传的传统，以正面宣传为主进行舆论引导，城市电视台也因此充满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正如泉州台《开播专题》（1988年8月31日）中说的：“（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坚决执行中央及上级主管部门对自办电视台的各项规定，严格宣传纪律，努力提高节目质量，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为侨乡人民生产、生活服务，当前要广泛宣传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学习和讨论。”之后，这种“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城市电视台一个雷打不动的方针巩固了下来。这是城市电视台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命脉所在。
作为城市电视台，市民也将其作为自己的电视台，城市电视台由此获得文化认同的基础，成为代表市民的文化主体。于是，城市电视台替代性主体身份的获得取决于两个主体即党委政府和市民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电视台作为替代性主体，其身上同时包含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层内容，即从党政宣传的角度看，城市电视台寻求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市民的政治认同；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看，城市电视台则是寻找市民的文化认同。反之亦然。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认同与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两个途径看似相反，实则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政治目的，文化都是手段，即文化政治。所以城市电视台既是一个意义的中介，也是一个身份切换和身份实现的平台，是整合意识形态的文化政治工具。
以一个替代性主体的形式存在，城市电视台更容易被市领导确认为“自己的”电视台，更容易被市民们体认为“我们的”电视台，从而更容易获得亲近感和认同感，更容易产生它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所有”等这样的印象或错觉，更容易掩饰其作为喉舌的意识形态特征，如电视拜年。市领导通过城市电视台向市民拜年可看成是对“替代性主体”的一个生动注解。据当年主持工作的泉州市广电局副局长曾国林回忆，1986年在研究筹建泉州电视台的市长办公会上，他保证说，如果市里能及时拨款购买电视采编设备的话，当年一定给市长录制春节电视讲话。虽然市政府同意筹建泉州电视台并不是为了电视拜年，但是当1987年1月28日晚上（除夕夜），首次播出时任市长陈荣春向全市人民拜年的录像（因还未获正式批准，以“泉州电视台筹建领导小组”标志落款）时，还是取得了轰动的效果。对于地改市后的泉州来说，那是市长第一次采用电视方式以新春祝福的名义在“自己的电视台”上发表的电视讲话。而对泉州市民来说，则是第一次在“我们的电视台”上观看自己的城市管理者声情并茂的演说。这种电视营造的仪式感令观众耳目一新，平时不常见到的城市管理者和蔼可亲、诚挚庄重地通过荧屏面向市民拜年，那种声情并茂产生的震撼力是空前的。据泉州台原副台长蔡钰明同志回忆：“当市民群众第一次从DS-3频道收看到泉州台的彩色节目图像时，无不感到高兴，甚至奔走相告。看到当夜播出的泉州市市长向全市人民拜年的电视讲话《新春献词》，观众的亲和感油然而生。”
市领导通过城市电视台向全市人民拜年除了体现文化意义外，本身还是一个有意味的政治传播符号。市领导的新春讲话由节日问候、成就回顾、诚挚谢意、奋斗目标和加油鼓劲五个部分组成。节日问候是新春讲话框架的由头，成就回顾则在于引起共鸣，唤起人们的自豪感，新春讲话向辛苦了一年的广大市民表示感谢的同时描绘城市蓝图，最终目的是召唤市民热情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推动经济建设。例如，时任市长陈荣春在1987年1月28日的《新春献词》中向全体市民发出号召：“1987年，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全市工农业产值要达到35亿元，实现人均国民收入5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80元。粮食产量达到20亿～20.5亿斤，乡镇企业总收入22亿元。外贸收购、三来一补、自营出口等各项创汇1亿美元。社会商品零售额21亿元。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争取达到两位数。科教文体卫要有较大的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要控制在10.23‰以内。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农村贫困地区脱贫面达到70%～80%。并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城市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办好30件实事，更好地为全市人民服务。”
这是颇具政治意识形态效果的拜年。梅罗维茨（Meyrowitz）认为，就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场所而言，电视所具有的能力对整个社会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它瓦解了建立在对印刷媒体控制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权威，而代之以善于操纵视觉媒体的新型领导人。[48]“今天，人类进入一个公共人物主宰社会事件和对社会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时代。领导者公共形象是公权形象的灵魂和人格化代表。公权形象、政府形象乃至一切意义上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行为形象，通过领导者形象来体现和代表，是现时代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49]它说明，今天的政治文化与过去已经发生变化，城市电视台有关领导人活动报道的画面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比以往得到更多的重视。特别是会议报道，记者必须耐心地等待领导人的最佳状态，杜绝把有损领导人形象的镜头无意识地编入新闻节目里。此外，还要讲究领导人的画面规格，注重其职务大小和排序，例如市委书记的画面务必排在市长前面。泉州台试播时推出的电视拜年是泉州市第一次以视觉文本的形式进行的政治修辞行为。市领导直接通过城市电视台声情并茂地向全市人民祝贺新年，不但有感谢祝福的意思，更有鼓劲加油的意愿。电视拜年作为一种政治传播形式成为城市电视台的保留节目。市领导的微笑在屏幕上建构出真诚的表情，从而激发了民众对其美好的情感想象。这种由文化认同转向政治认同的诉求显然是一种文化政治模式。泉州台在开播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第十个年头，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正在全国展开。为了验证新春讲话框架，让我们再来看二十年后的文本，即2007年2月18日时任市长朱明的《新春祝词》，除了内容上的时代性（如海峡西岸）外，鼓劲加油的做法依然没变。“海峡西岸正春风，刺桐大地花满丛；又好又快谋发展，支撑带动走在前。省委、省政府对泉州发展寄予厚望，海内外泉州人对泉州未来充满信心。让我们携起手来，齐心协力，鼓足干劲，共同创造泉州美好的明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显然，电视拜年也是一种象征意义，它规定了城市电视台对于城市的隶属关系。城市电视台也因此成为反射城市现代化的一面镜子，城市领导人的活动及其报道则是传媒镜像。领导人活动报道既是时政新闻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体现，也是城市电视台展开城市现代化画面的一种方式。因此，大部分消息来源于城市各种权力部门是早期城市电视台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
所以，对于市民来说，城市电视台比中央台和省级台具有更强的城市主体性和存在感，在外观上表现为城市电视台的具体存在，包括建筑物等物质形态和节目等精神产品；然而其传播的内容，则更深刻地体现出与城市的替代性关系，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城市电视台都是作为一种替代性主体存在，其身份是充当城市权力机关和市民文化权力的代表。
由上可知，城市电视台通过传播能动地建立起和社会的关系，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这时，城市电视台被认为是一个有人格权的生命主体。事实上，城市电视台是由媒体人在运作的，媒体人赋予“台”以生命力，此时的媒体等同于人，具有了和我们相同的活人特性，“媒体不仅仅是工具。媒体受到礼貌的对待，媒体能侵占我们的身体空间，媒体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个性，媒体可做一个队友，媒体也有性别的不同。媒体能激发感情，需要我们注意，使我们害怕，能影响记忆力，还能改变人们固有的观点”[50]。由于媒体就像人一样，于是“和人足够接近的任何媒体都会得到和人一样的待遇”[51]。同理，城市电视台因电视人这个集体而具有了统一的文化身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比如国内媒体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时，传媒的意识形态对其媒体身份的形成将产生决定性作用（关于传媒意识形态将在下一章讨论）。
身份在中国文化里原本指一个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从地位出发又往往涉及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认为：“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扮演的是角色。”[52]当角色“获得自我意识的反思性关照时，就转化为身份”[53]。在这里讨论城市电视台的身份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套用拟人化的手法，而是借鉴了媒体等同理论。和所有的媒体一样，城市电视台也是由人组成的，由文化把个人和集体、城市电视台和城市联系了起来。同时，媒介身份理论还认为，媒体是具有集体反思意识的行动者，媒介的反思意识使得媒体会根据社会的变化发展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媒体身份研究整合了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进一步突出了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民找到了与城市电视台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形塑了人们的认同，而认同也为某种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风尚提供可能的选择。”[54]城市电视台通过视听手段建构了市民生活的拟态环境，即传播市民“自己的”事情，说市民“自己的”话，市民在城市电视台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把自己融入进去，促使市民参加城市文化活动，并从中实现与城市电视台之间的彼此身份认同。这时城市电视台的所作所为便是一种文化建构，即在文化共享基础上获取市民的普遍认同，用句通俗的话形容就是：城市电视台被市民体认为“自己的”电视台。无论是作为城市权力机关的替代者还是市民的替代者，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看来，体现的是城市电视台和城市的建构性关系。“所谓建构性，就是指从发生机制的角度研究社会建构者与社会建构物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建构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建构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会建构物，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构着人自身。一句话，社会建构者和社会建构物之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循环。”[55]城市、城市管理者、城市电视台、媒体人、传媒意识形态、市民和城市文化等元素之间不断地处于一种循环建构之中。“首先，政府的权力、公众的权力分别是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建构的；同时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也被相应权力建构着。其次，建构出来的权力建构着传媒并进而建构着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再次，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又反过来对相应权力进行建构。看起来是一个循环，其实是一种对权力屈服基础上的‘共谋’。最后，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对政府权力的建构出自一种政治想象，被建构成一种政治需要，进而形成权力；公众（个人的集合）对市场权力的建构则出自自己对媒介信息的一种需要的想象，建构成一种传媒使用的需要，再进而形成权力。”[56]社会建构是一种身份相互确认的过程，这种文化认同把市民和城市电视台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当城市电视台作为“市民自己的”这个文化身份被确认下了后，文化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对于城市文化的自觉关注也就成为城市电视台的一种文化自觉，除了传播外，城市电视台还通过组织各种文化活动积极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例如泉州台在首届“文都”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新闻宣传上的议程设置、组织传播还是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方面。这时，城市电视台作为城市文化建构者的角色诞生了。城市电视台在成为文化建构者时，其传播者角色通常变成了“透明人”，被文化建构者角色覆盖了，传播要么隐身，要么依附其文化行为，这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城市电视台文化身份的一次转变。
今天的城市电视台已经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中央台和省级台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它更具有从底层、从市民、从地方文化的角度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趋势。也因此，城市电视台的身份认同问题，远比中央台和省级台来得复杂与丰富。城市电视台由于最贴近城市，敏锐感应城市文化的发展变化，所以，城市电视台的基本特点就是对城市文化的强烈认同，这是中央电视台或省级台所难以比拟的，因此，自觉定位于代表城市文化的身份是城市电视台的落脚点。城市电视台通过介入城市文化建设，宣传先进的文化观念、报道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正如泉州台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宣传、对“文都”的宣传、对闽南文化的宣传、对“新泉州人”的宣传、对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的宣传以及对缔结为泉州友好城市的宣传等，体现了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与眼界。也就是说，因为有了城市电视台，城市文化的张扬、传播包括对台、对外宣传等都在无形中得到了加强与推动。例如，泉州台在菲律宾举行泉州电视周活动、在美国斯科拉（SCOLA）卫视开设《中国泉州》栏目和“中国泉州电视周”节目展播、“澳门·泉州电视周”和“泉州·澎湖旅游文化电视周”，泉州台闽南语频道的节目通过汉雅星空魅力中国网络电视台进入全球……这些对外宣传城市文化的做法，与没有城市电视台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此带来的是对城市的关注度与名誉度的提高。中央台和省级台都不可能如此全面、持久、深入地宣传一个城市的文化。这是泉州多年来的现实，它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声誉日隆，与泉州台是有关的。
城市电视台的文化身份把自身和城市联系起来，对应于城市、城市电视台、城市文化和市民等不同主体。不同主体之间各自构成了互为他者的关系，并在社会发展中变化着身份内涵。城市电视台通过传播文化理念、文化形态来进行文化的引导和建构。城市电视台在完成这些功能时，同时具有传播者和城市文化建构者两种身份。“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作为叙述者的‘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的‘他’）密切相关。”[57]这种文化建构，对于塑造城市新形象、获取身份认同方面的努力特别有效果。例如，城市电视台通过黄河电视台外宣网络在对外宣传、讲好城市故事和展示城市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塑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新形象。据《2007年度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各成员台在中北美地区播出情况通报》显示，2007年28家理事台在中北美播出了近300小时节目，让海外观众了解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有古老悠久的历史传承、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风，更有面向世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居住在加拿大沙威尼根的一位华侨洪青先生在信中特别提及哈尔滨台的节目：“哈尔滨台的节目真是让我如同观光一般，深有感受的好像真的走了一趟哈尔滨。不但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及发达的航空、铁路和松花江水道的交通运输情况，还看到了果戈里大街和中央大街等许多欧式建筑和中国古典建筑的融合，组成中西合璧的文化独特丰姿。看到了那里松花江边上美丽的太阳岛，特别是巧夺天工的冰雪雕塑，堪称一种奇观。”美国杜克大学中文系学生多丽斯小姐看了大理台送播的《大理洱秀》、《白族歌会》后给SCOLA台的电子邮件中说：“从那么多的中文节目中，我看到中国云南大理州的苍山、洱海非常美丽，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非常适宜人类居住……从那里盛行的歌会中，看到了美丽的白族姑娘人人能歌善舞。”美国杜克大学中文系学生格洛丽亚看到福建龙岩台《远在龙岩的日子》后发传真说：“美国女孩肖瑞娜遇车祸造成下肢瘫痪，被爸爸送到福建省龙岩的一所医院救治。在那里她不仅得到了精心医治，还和两名年轻的女护士成了好姐妹的故事让人十分感动。中国医生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58]这些评价来自远隔重洋的华人华侨以及外国友人，从他们口中体现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成就，对于树立中国城市在国内外的形象大有裨益，由此彰显了城市电视台对外传播城市文化的正向效应，成为在文化上对城市形象的积极建构。它表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很高声誉的城市，不只是给其市民带来荣耀和自豪感，它还给具有相同文化基因的人以身份认同，由民族情感上升到国家认同。因此城市电视台文化传播的结果，正是为了让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记得住乡愁”，它给城市带来的既是文化记忆，也可以说是文化政治，城市电视台借此培植起广泛认同的城市文化。
如果说，广电政策促成了城市电视台的大规模发展、城市化为城市电视台打下了发展的物质基础的话，城市文化则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电视台的成长空间。可以说，城市现代化过程里所有的现象都是文化现象。城市电视台由于快捷、形象地建构了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的传媒镜像，从而通过城市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电视作为城市文化的表现形态，其文化的传播特性以及文化的创造性和示范作用是通过城市实现的。在电视频道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在参与到争夺眼球的竞赛里，塑造城市、依托城市，正是城市电视台的目标及其后援；城市是城市电视台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其身份证明。
由此可见，“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是一组需要引起重视的现代性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城市文化发展与城市电视台的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急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文化活动等各方面工作的展开深刻改变着城市文化的旧观。城市文化在逐步被解构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重构，形成多元的、活跃的、共生的以及融合的状貌。作为城市传统主流媒介的城市电视台也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和变化着；它受城市文化的制约，同时反过来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和动态的过程。同时，城市电视台在城市文化的建构中，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目标的大背景下，利用城市电视台自身文化传播和文化建构的优势，深入挖掘城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下语境下，文化消费将成为城市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因此，通过对城市文化的开掘，既可以深化城市文化内涵，又可以开拓文化产业疆域，对于发展城市文化产业以及扩张城市电视台的文化版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