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间影像
现在，几乎所有型号的手机都有拍摄功能，“拍客”已经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语，并不断地有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拍客”是对使用简陋视频设备（一般指家用器材如个人使用的手机、傻瓜相机和DV等），记录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影像并公开发布的市民的俗称。由于这些“拍客”来自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大众性，所以也被称为“草根”。泉州台于2008年在《新闻广角》栏目中推出“移动拍客”版块，号召观众拿起他们手中的DV、相机和手机，参与到新闻现场的拍摄中，将身边发生的新闻或故事拍下来，通过互联网发给媒体，媒体再从这些民间影像中择优播出。本文把市民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如手机、相机或便携式设备如DV等拍摄的作品统称为民间影像。与2004年泉州台成立的DV俱乐部有所不同的是，“移动拍客”具有显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特点。以前的DV影像通过把影像记录在介质上再交给电视台，而“拍客”则通过网络尤其是移动网络传送，所以来自“拍客”的更多的是手机视频或手机图片。“移动拍客”版块及DV俱乐部的推出，开始打破新闻职业的身份界限，拓宽了新闻来源，增强了媒体与观众的互动，进一步拉近了和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距离。这些市民所展示的画面之鲜活、触角之灵敏和现场之震撼，表现出民间影像对生活的全方位介入，令人惊叹和佩服。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来看，DV可算是“拍客”的前身。泉州台正式承认并采纳DV是在2004年9月。2004年9月2日起，泉州台向社会公开招募DV俱乐部会员，并于当月25日举行了以婚纱拍摄为主题的DV大赛，参赛获奖者经过培训后便可成为泉州台的DV新闻通讯员。之后，只要爱好DV拍摄、有一定制作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泉州台DV俱乐部会员，会员的主要工作是利用闲暇时间用DV拍摄身边发生的事情，并写好新闻稿交由泉州台编辑播出，经采用的稿件稿费一般一条30到80元不等。活动很快吸引了许多普通市民，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高兴。参赛者许良友说：“我们自己特别感兴趣，认为在这里边可以互相学习和交流，可以有一个提高的机会，我也可以利用我自己的摄像机来拍摄我身边的好人好事。”（《“婚纱节”DV大赛即将举行》，《新闻广角》2004年9月23日）许良友拍摄好人好事的说法明显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而市民庄学猛参赛的目的除了个人爱好外，还想通过DV关注一下社会问题。由此看出，市民参与新闻一开始就带着政治参与的意图，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仅9月25日和9月26日两天，泉州台就收到了近百件DV作品，这足见长期处于民间影像“失语”状态的市民对这种形式的欢迎。它大大拉近了电视媒体与普通市民的距离。同时，DV会员从拍摄中找到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泉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市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样，而电视台的有意组织成为一举两得的双赢：一方面，市民的文化权力在城市电视台得到了张扬，同时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城市电视台也因为民间影像的参与而开拓了新的空间，促进了电视事业的发展。在“移动拍客”推出之前，泉州台每月采用的DV新闻均有数十条，占到新闻总数的5%左右。播出权力作为民间话语权的最后实现，充分说明了以DV为代表的非职业化作品正在打破影像专业化的藩篱。
民间影像的最大优势在于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这一点也是电视台最为看重的地方。民间影像中有不少贴近现场的“突发事件”，如火灾、事故等。“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人身意外。在人的生命遇到伤害时，新闻报道及时做出反应是对人的关切和对生命价值的张扬，从而强调了人文关怀。与电视台的反应相比，市民“拍客”行动更加敏捷。当类似于交通事故这样的突发事件发生时，等到电视台记者接到消息再赶到现场后，核心画面往往已经错失了，而活跃于城乡的“拍客”总是可以更快速地赶赴现场，“几分钟后，当李明华（《南京零距离》特约记者）赶到现场时，消防队员甚至还没有赶到，而大火熊熊燃烧的场面自然也被及时地捕捉到了”[1]。所以，他们的影像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第一时间上传突发事件影像的能力更是因为网络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拍客”来自民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件。如“拍客”小杨用手机记录了在晋江陈埭，一名摩的司机遭一群身穿警服的巡逻队员围殴的画面；“拍客”小陈用手机拍到了邻居家的装修工人把大袋装修垃圾往楼下扔、险些砸到楼下过往行人的过程；“拍客”小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拍到晋江永和的脱衣舞表演、农村里农民赌博、醉酒乘客当街殴打出租车司机、公路上的车祸现场、KTV里的群殴场面和多长了一个花瓣的百合等视频。至于“拍客”发来的彩信图片，那更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虽然他们的拍摄工具简陋，拍摄技巧稚嫩，拍摄效果粗糙，而正是这些现场和令人拍案的瞬间却往往是电视记者难以拍摄到的，成为民间影像“草根”性的核心魅力所在。
“草根”传播是网络时代平民特征的体现，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的新媒体抓住了传统媒体并不在意的“草根”力量从而异军突起。对于电视来说，拍到就是硬道理，电视记者再多，能力再大，也不可能包打天下。而手机、数码相机和DV摄像机在市民中的普及，为“草根”传播提供了便利，从而打破了传统电视记者一统天下的局面。泉州台《新闻广角》节目“移动拍客”推出仅一个月，其彩信平台就接到了彩信图片1473张，日均近50张，市民往播客平台（boke.qztv.cn）上传的视频达到了59条，日均2条。“草根”汇成的力量体现为抓人眼球的视频和形形色色的新闻图片，“以其触角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伸延性极大地弥补了传统电视媒体采访范围的局限性”[2]。继2004年吸收DV会员四年后，2008年5月，恰逢奥运火炬在泉州传递之时，泉州台开始了对移动互联网时代“草根拍客”的吸纳，使之汇聚到大众传播的大河之中。仅一天的“试水”，就征集了观众拍摄的现场照片200多幅、祝福短信600多条，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整场奥运火炬传递直播活动的可看性和精彩度。[3]随后，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时，节目都会同步征集并使用现场观众直接拍下并提供的图片或视频作为新闻素材或线索。
“草根”身份使“拍客”更容易拍到记者不易取得的影像，尤其在行使舆论监督时。电视台作为最直观形象的大众媒体，画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能不能拍到核心画面更是舆论监督能否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为此电视人绞尽脑汁，隐蔽拍摄往往成了舆论监督最有力的武器。然而，面对稍纵即逝的场景或者容易暴露身份的现场，记者经常只能望洋兴叹。而社会公众监督，则苦于自己的声音经常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被淹没、覆盖或隐去而无法及时传递出来。于是，在此问题上，城市电视台与市民“拍客”达成了默契，其合作成果就落实在他们对生活、对事件的原生态记录上。城市电视台借助“草根”可以获得第一手的现场画面，或者说第一手证据，而市民则借助电视台分享了话语权，放大了自己的声音。例如，“拍客”小陈曾在短短一个月内发来了好几段视频，有三段视频居然是记者孜孜以求而不可得的现场，包括两段村里“草台班”上演脱衣舞表演和一段村民聚众赌博的画面。小陈说，希望通过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视频后，社会风气能变好。发来一段KTV里十多名青年男女打群架视频的“拍客”大雄更直言，之所以喜欢这个版块，是因为它让公众一起参与舆论监督。这种参与，不像以往停留在观众给媒体打热线报料，而是亲身为媒体搜罗弹药以强大舆论监督的武装。比如，泉州台在新闻热线中曾经接到了许多有关晋江陈埭巡逻队员打人的报料，却一直没有轻易报道，原因无他：拍到打人的核心画面何其之难！有了“拍客”小杨的参与，这个困扰迎刃而解。他用手机拍下一帮巡逻队员围殴一个“摩的”司机的全过程，使得巡逻队员打人的报料有了最核心的画面。这样的舆论监督，就像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样，直接命中目标，绝无误伤，且鲜有后遗症。
城市电视台为“草根”传播提供了互惠互利的传播平台。“移动拍客”版块的推出，则为“草根”传播汇入主流传播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正所谓蹲下是为了更好地跃起，把一部分拍摄、采制权交给了市民，让他们参与到传播的前端，话语权的分享、释放使得“草根”传播的力量能为媒体所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由此产生了亲近感和期待感。姿态的放低，收获的是观众更加热烈的追捧。“拍客”小杨通过QQ对《新闻广角》的责任编辑曾海兵说，自从“移动拍客”推出后，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广角》。推而广之，那些发来彩信和视频的“拍客”们，肯定都倾注了同样的关注，并且用他们的人际传播拉动着节目的收视率。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是“草根”传播不同于以往的一大特点。这些“草根”传播的实现，无法离开互联网，它为市民参与城市生活搭起了便捷的渠道，如“‘海丝’门”事件。2013年1月20日上午，网友“@闽商策划”在厦门高崎机场国内到达处，发现了机场内某茶企发布的一幅长达十几米、高近3米的巨型广告，上面写着“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一条路，从厦门走向世界！”泉州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世界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然而，多年来经常可以看到，厦门一直把自己置于闽南文化的中心，在一些宣传材料中，把诸如南音、拍胸舞、面线糊、土笋冻等起源于泉州的传统文化说成是厦门的，这引起了许多泉州市民的不满。因此，对于这块如此有违历史常识的广告牌，网友“@闽商策划”十分不满，于是用手机拍下来发给“移动拍客”的网上平台，作为始终关注泉州文化以及泉州人自己的媒体，泉州台《新闻广角》根据这条线索进行了采访并于当晚播出。节目播出后，果然一石惊起千层浪，市民和网友们充满了疑惑、嘲讽、愤怒和不屑，纷纷吐槽。网友陈佳财说道：“面线糊、拍胸舞之后，泉州又一次受伤了。”网友“向明影像”说道：“不懂历史，就不会尊重历史。”网站的实名认证用户、厦门大学副研究员周建昌认为：“颠倒历史，这是厦门社科专家之耻。”[4]网友“@闽商策划”说：“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世界公认的，我当时非常诧异。这是不尊重历史，不尊重文化，不尊重人民。广告牌的位置在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来福建，当一种舆论被误导，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她认为，广告上的内容，不是城市间的文化竞争，而是篡改历史的严重问题。（记者：汪小宾、江祺，《“海丝”起点在厦门？厦门机场巨幅广告引网友吐槽》，《新闻广角》2013年1月21日）这个由厦门机场内的广告牌引起的关于城市文化归属权的争论被泉州台称为“‘海丝’门”事件。
该事件对于提升泉州人的公共文化意识产生了积极的一面。节目播出后引发了泉州市民关于“海丝”文化的思索，并呈现出一个理性发展的态势。在众多评论中，除了批评广告颠倒是非外，更多的是围绕如何保护好泉州文化的讨论。如网友“全粥府”说：“这些东西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我们要努力的也是重新实现祖宗留给我们的辉煌，他们这么做触痛了人们心中最脆弱的地方。愤怒之后思考，为什么泉州的文化会被一点点抽走？泉州名片很多，我们如何有效保护好，我们要形成一个系统的维护。”网友“定斋主人”说：“一开始是惊讶、不满、愤怒，泉州的软实力一步步被消耗殆尽。需要官方、民间的共同合力，才能慢慢恢复，逐步改变。”由此看出，网络对于城市文化的参与以及营造市民话语场提供了便捷的手段，在这里，作为传统媒体的泉州台发挥的是舆论引导作用，网络媒体发挥的是舆论场的作用，两个媒体互为配合互为呼应。它说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始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必须强化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有机融合，它对于强化主流媒体地位、提高文化领导权和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不仅冲击了原有的传媒生态，并且改变了传媒业内在的结构特征和生产模式。与众筹（见第六章第六节）吸纳网民参与的做法相类似，“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也是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革命性改造，它是美国《连线》杂志（Wired）编辑杰夫·豪（Jeff Howe）2006年6月在《众包的崛起》（The Rise of Cowdsourcing）中给这种模式起的名字。简而言之，“众包”是通过互联网由非专业人员共同完成专业工作的形式。对新闻行业来说，就是由一批业余新闻爱好者参与新闻生产的一种方式。杰夫·豪在其著作《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中认为“众包”能够实现需要四个必备条件：“一、业余爱好者阶级的出现，即专业从事业余工作的生产者的形成；二、生产方式由封闭独占向开放共享的转变；三、生产工具的民主化；四、有效的生产组织模式——社区。”[5]显然，“专业从事业余工作的生产者”表明了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新闻业的专业化已经造成了冲击。众包模式不只是新闻生产方式，还是针对大数据的处理方式，即信息集成过程，是基于社会化媒体的新闻生产方式。新闻“众包”模式使得“移动拍客”成为《新闻广角》的特色版块，同时“移动拍客”也引入大量市民和网民的观点、思考和智慧，使得栏目本身透过电视、微博和微信等几个舆论场域的实时振荡而具备了更强的公共性、参与性和社会干预能力。“拍客”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广泛参与行为，进一步丰富了视觉文化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内容及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把城市电视台、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做成互补的生态，逐步改善原来的媒介生态，促使传播者、受众及社会产生良性互动，营造出一种相对和谐的社会情境，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城市文化的进步。
对于城市电视台来说，渠道的问题解决后，市民文化权力的实现还依赖于影像语言的使用。“草根”拍摄的非专业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接近于原生态的真实，其几乎未加工的纪录更彰显了真实的美和力量，这种囿于常规的传播语态，在观察视角、切入层次和拍摄方式上与专业电视采编模式大相径庭。他们常用长镜头，记录了事件的完整性有时却又缺少叙事逻辑，这种似乎接近于纪录片又不遵循纪录片拍摄手法的做法，是对职业化电视摄像规范的反叛，在内容和形式之间错开一个距离而导致非常规的审美趣味，其节目形态的原生态冲击了原本“高高在上”的电视叙述套路。纵观媒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从受者到传者的信息渠道经历了受众来访、信件、电报电话以及电子邮件、论坛、社区、即时通信工具、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的演变，市民通过这些渠道表达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普通市民介入视音频节目采集，必然会遇到新闻职业化和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博客阶段，重大新闻事件，传统主流媒体大概有两个小时的延迟。而微博出现后，这两个小时消失了，博客消解了内容生产过程，微博消解了内容传播过程，使得个人媒体第一次具备了大众传播能力，本质上消解了大众媒体的传播特权。而微信把原来私密的人际传播转换成具备大众传播的能力，彻底打通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界限，这是大规模同时在线带来的最大变革。”[6]技术的发展显然提高了市民在文化上的参与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包括手机在内的便携式摄录设备等对城市里发生的事情进行拍摄并投稿给电视台。“如同传播学者麦奎尔（Denis Mc Quail）所说，特定时刻的技术变革对新闻不仅有渐进影响，而且使得一些新的文化形态成为可能。”[7]类似于记录社会事务的DV会员和“拍客”这样的非专业人员也被称为“公民记者”。然而，针对新闻操作规范，“拍客”是否降低了媒体的职业化要求？或者说，传媒科技的发展是否降低了职业规范的标准？2007年，美国有一本书叫作《我们现在都是记者》（We Are All Journalists Now）就讨论了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公民记者”的身份问题。书中指出，“在互联网时代，非专业记者与专业记者之间的身份界限已经模糊”[8]。其实，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更早的DV流行的时期，职业化问题早在2000年前后DV兴起时便已经出现。下面我们就以DV为个案进一步分析民间影像与专业化的话语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