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扩权路径
“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体现了城市电视台在报道外来工时一个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也再现了农民工文化权力不断上升的过程，然而城市电视台关于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受到了多个力量的控制，如城市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市民阶层和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理想。布迪厄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与群体可以其占据的经济资本从而占据物质权力的差异进行解释而被视为“拥有不平等的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32]。为此，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城市电视台新闻如何体现这几个部分的权力战争。
首先，政治权力在城市电视台具有最高的支配地位。城市电视台是城市党政管理者的喉舌，城市权力机关对城市电视台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和领导力。这一点在时政新闻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如泉州台《泉州新闻（联播）》农民工报道所再现的，从一开始对农民工（包括“盲流”）的严管，到后来的“善待”，反映了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在劳动力需求压力下政治权力控制舆论的一次转向。其次，媒体作为文化产业机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后，城市电视台只好出让部分文化权力以获得资本回报，这是以广告经营的方式实现的，而吸引广告的手段则是提高收视率，以故事消费的方式描述农民工离奇生活成为渲染农民工形象的常见手段，泉州台《新闻广角》栏目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欺负”、“困境”和“违法”等负面内容均占半数以上，这也是“污名化”农民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商业资本对城市电视台的控制力也与日俱增。再次，新闻理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高涨，表现为媒体的自主意识，记者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参与了对话语权的竞争，如系列报道《开往泉州的团圆号》、《外来工子女入学调查》和《外来工就医状况调查》等，体现了城市电视台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对农民工问题的审视，履行了媒体监测社会的功能。最后，农民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殊的“准市民阶层”，他们的自我赋权即聚焦权力、寻求媒体帮助的做法是其文化权力扩张的体现。这方面的报道相对来说还比较少，主要集中于欠薪和子女教育维权的举报，如《欠薪外来工求助晋江代市长》（记者：谢育极，《泉州新闻》2004年1月13日），再如前面所述的陈埭镇高坑村外来工杨炳魁打进泉州台热线电话举报陈埭镇高坑村高登小学强行要求校内400多名外来工子女缴纳赞助费的事情（记者：李福琳，《高坑村教育乱收费现象再起波澜》，《新闻广角》2007年7月16日）等。此外，伴随着农民工进城的农民工文化为城市注入了多元和融合色彩。其中，淳朴善良、吃苦耐劳和正直诚实等文化特质为农民工文化抹上了一缕亮色，成为城市文化中穿透云层的曙光。例如，连续报道“家有四凤”告诉了一对在南安打工的外来工夫妻，用微薄的收入收养四名弃婴，组成了特殊家庭的令人赞叹的故事；连续报道“箱底的通知书”讲述了哥哥为了圆妹妹的音乐梦，宁愿放弃上大学外出打工供妹妹上学的感人故事；21名外来农民工勇斗盗贼，在公交站上演“抓贼记”……城市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理想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的自我赋权等四股竞争力量构成的矢量图就是媒体建构农民工身份的再现依据。显然，农民工的文化权力处于弱势地位，这与农民工被视为底层的状况是相对应的。随着农民工的市民化，其作为市民阶层所具有的文化权力也将与时俱进。
农民工文化权力的不断获得也要求城市更加包容。城市化最终不得不面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于是农民工对于城市来说最后需要解决的是身份问题。因此，农民工报道折射出两种文化的变迁，一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文化与城市文化交汇融合；此外则是农民工身份的变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映射。泉州台新闻实践表明，农民工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文化权力具有对应关系。市民身份要求有更多的自主性，也就对文化权力有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的方法。
第一，城市电视台大多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文化歧视。“一般说来，新闻价值含量与‘含权量’成正比；在一个钱、权直接转换的社会，新闻价值也与‘含金量’成正比；社会的底层往往是‘隐形群体’，落在新闻媒体的视野之外。”[33]以传媒意识形态来衡量潘忠党的这句话，当媒体屈服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资本的控制力量时，新闻理想本质要求的媒体社会责任就可能被挤占，更谈不上为底层代言。囿于创收的要求，城市电视台几乎没有开辟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栏（节）目，相反地，在消费主义的浸淫下，城市电视台用太多的悲情、猎奇故事和违法犯罪情节等吸引眼球的方式渲染农民工的愚昧落后，成为农民工持续“污名化”的符号来源，如连续报道《丧偶7年再遭打击 湖南男子来泉打工救儿子》、连续报道《不堪受辱 四川女子跳楼逃生》、连续报道《喝酒起争端 两工友大打出手》、连续报道《沉尸葬母》、《年轻女工遭遇性侵 色狼竟是同厂工友》、《夫妻卖淫为孩子 荒唐！》和《外来一夫双妻 离婚背后儿凄凉》等等，使农民工被“有意无意的扭曲而变形”[34]，表现出明显的“传媒歧视”。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工的文化权力显然被严重地削弱了。
第二，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农民工报道大多停留在物质层面，忽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诉求。在有关农民工报道中，对其文化正能量的挖掘缺乏深度，并有泛政治化倾向，缺乏文化意识，正如《石狮新华居委会有支外来员工义务“清洁队”》（《新闻广角》2001年12月12日）报道的，记者仅仅把农民工成立扫街队义务打扫卫生当成好人好事来进行表扬，没能从文化层面上进行理解，即从当地人与农民工的和睦相处的角度来表现农民工对融入当地社会、获得城市身份的意愿，从而挖掘农民工文化与城市文化相融合的积极意义。再如，2005年提出“新泉州人”的称呼后，虽然在文化上表现出城市赋予农民工市民身份的积极态度，然而接下来以“新泉州人”为主题的报道却很稀缺，从2006年至2011年长达6年间泉州台两档新闻栏目中包含“新泉州人”的标题只有16条，仅占包含“外来工”标题的3.7%。这种状况在某种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城市对于农民工接纳的犹疑。不怪乎有农民工认为：“都是打工的，对于我们怎么称呼，我们都是好像无所谓。打工的都看重薪水、厂里的福利待遇可以就可以，其他就没什么了。”（记者：曾暄、汪龙波，《走近“新泉州人”（一）从“打工仔”到“新泉州人”》，《新闻广角》2005年7月23日）
第三，建构农民工的市民身份并不仅仅是一个户口问题，市民身份的内涵建设更为重要，包括作为市民的现代市民意识、政治意识、谋生技能、遵守行为规范以及健全的市民人格等。这不是单纯的煽情或理论演绎所能实现的，必须经过媒体把市民社会对人提出的理性要求传播出去，使市民在社会中“自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并且拥有自己不受他者影响的价值理想和不受国家和他人非法干涉的观念体系”[35]。然而，这些从观念层面上建构市民身份的内容在电视新闻里却鲜有提及。
第四，随着城市电视台主体意识的增强，其相伴产生的副作用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传媒霸权意识，表现为媒体操纵。这是如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即通过文化领导权控制市民社会，表现了文化中存在的统治、从属和压迫的模式。而在文化霸权下的农民工毫无权力可言。例如，2006年9月9日，被四川人拾养、时年仅2岁9个月的小若莲因为全身烧伤面积达75%以上，其养护人向泉州台求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电视台不断滚动播出了《小女孩烫伤严重 生命危在旦夕》等数十条求救和救助过程的新闻，为小若莲筹集到了389733.89元善款，大大超过了治疗费用。在泉州台的传播作用下，该事件也成了当年泉州市的一个影响广泛的媒介事件。然而，小若莲最终情况如何却由于泉州台淡出对小若莲的报道成为没有结果的新闻。这里围绕对捐款的使用和支配，媒体借用市民、律师和民政官员对当事人李世围（小若莲的养护人）的围剿及其身份的质疑，而使李世围在“抚养小若莲”的争夺中被边缘化了（小若莲事件详见第七章）。
城市化中的农民工现象，正在从经济问题转变为文化政治问题。农民工的城市化困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本土文化和农民文化的矛盾，携带农民文化的农民工与城市文明创造者的工人身份在这里形成了冲突的隐喻——现代化和落后观念的争斗，从而导致农民工的身份危机意识。而这种情况在城市化过程中是普遍现象。城市权力机关尽管从维护外来工权益等方面来提高外来工的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地位，最终还要以市民身份才有可能解决其身份危机的问题，只有这样农民工才有可能取得市民的文化权力，城市也才有可能获得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因此，政治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在这里相互转换，成为文化政治的注解。城市电视台作为文化建构者，在建构农民工市民身份的同时也在赋予其文化权力，反之也一样，所以，在农民工文化层面的挖掘尤为重要，这正是城市电视台通过文化政治的方式实现城市政治目的的实际运用。
为此，城市电视台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进行改革：一是搭建媒体平台，开设专栏，提供农民工展示自我、秀出自我的舞台，表现其美好的内心世界、人生态度和积极向上的社会行为；同时进行媒介素养的普及提高，让农民工进一步认识到城市电视台对于他们提高自身文化权利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农民的自我赋权自觉地建立在城市电视台这个传统也是主流的媒体平台上。二是发挥把关者的作用，在题材选择上努力挖掘农民工自身爱家、坚毅、淳朴、善良、诚实、吃苦、勤劳等文化品格，传递农民工身上的正能量；这不但需要农民工自我意识的提高和文化权力意识的增强，同时需要媒体人改变对农民工的态度，主动出击，深入到农民工中去，在“走转改”的活动中面对面认识农民工，挖掘他们内心的美好世界，从而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文化权力。农民工话语权的提高，既是其文化权力的呈现，也让城市从文化上更加深刻地认识农民工从而接纳农民工。于是农民工对城市的改变便从单纯的人口集聚，向文化积聚和交融转化。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体现了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城市电视台有关农民工题材的新闻实践，是从再现的角度参与建构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文化。城市电视台也只有从文化上建构农民工的市民身份，用文化权力使其自身变得强大，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说，从文化层面入手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城市电视台在城市急需劳动力时的一个传播策略，那么主动构造外来工的市民文化意识和塑造市民的公共文化意识则成为城市电视台在当下的传媒意识形态。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泉州台从文化关怀入手，建构外来工首先被城市的政治文化所接纳的生存状态。从对外来工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酶化作用，即认同文化加速了社会的整合。包括在第三章中所描述的，在救助性框架里，由于媒体关注了弱势群体，组织了社会，进而培养了市民的公共意识。这是一种公共文化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当市民关注的不是本土的市民而是向外来工这个弱势群体伸出援手时，那么市民所给予的帮助已经进入了文化政治的层面，媒体关于这类事件的报道正是在建构外来工的城市意识和文化意识。此时的泉州台不但发挥的是党政喉舌的作用，并且是党政参谋和市民文化认同的培养机构。如果说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认同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则相对要容易得多。虽然城市文化与外来工文化的相互认同还需很漫长的时间，对城市的文化观念提出了挑战，而泉州台有关外来工的报道则是城市文化政治的某种演绎，体现了泉州台具有主动介入城市、对城市文化的积极干预能力。
【注释】
[1]夏军、马西恒：《人类汇聚与现代文明》，载罗国振、文军主编：《现代意识与都市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参见李巧宁：《“流而不盲”：20世纪50年代“盲流”心态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3]《一个农村女社员对机关干部生活的描述》，转引自李巧宁：《“流而不盲”：20世纪50年代“盲流”心态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参见开云：《都市“盲流”扫描》，《统计与决策》1993年第3期。
[5]参见李巧宁：《“流而不盲”：20世纪50年代“盲流”心态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6]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吴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7]沈文锋：《身份认同：“新泉州人”——以泉州电视台外来工报道看泉州城市文化观念的变化轨迹》，《泉州学林》2009年第1期。
[8]参见雷跃捷：《新闻理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9]参见许振塔：《浅谈“三合一”场所火灾隐患及整治对策》，http：//www．qzxf119.gov.cn/Article/Show Article.asp？ArticleID=3031，2011年5月25日。
[10]参见王春超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与收益分享》，《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2年第2期。
[11][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12]本文的农民工主要以泉州市以外的外来农民工作为考察对象。电视格式经历了从磁带到数字磁盘的转变，早期磁带难以播放，因此在进行数据统计时主要以稿件为主；其中，早期的稿件部分遗失，即1992.1.1—1992.9.30，1992.10.2—1994.12.31，1995.7.20—1995.12.31，1996.1.10—1996.12.31和2003.7.9—2003.9.1共计1733天《泉州新闻》未能统计，2003年7.10—9.7计56天《新闻广角》未能统计。
[13]参见陈映红、黄晓丹：《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调查分析与思考》，载泉州市统计学会编：《2012年泉州市统计学会年会文集》，2013年刊印，第43页。
[14]参见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体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1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95页。
[16]参见《“民工荒”的背后》，http：//www．gmw.cn/01wzb/2004-08/12/content_76274.htm，2004年8月12日。
[17]参见李国丞：《民工荒的根源与对策》，http：//www．people.com.cn，2004年8月11日。
[18]参见董小玉、胡杨：《都市类媒体中农民工形象流变研究》，《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0期。
[19]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页。
[20]练署生：《话语分析和底层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1]赵凌：《框架理论在农民工新闻中的应用》，《新闻战线》2012年第8期。
[22][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23][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24][英]Kathryn Woodward等著：《认同与差异》，林文琪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页。
[25]参见赵凌：《框架理论在农民工新闻中的应用》，《新闻战线》2012年第8期。
[26]徐增阳：《“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7]参见杨永裕、侯守水、王靖娟：《泉州产业结构演变分析和优化对策建议》，载泉州市委政研室编：《泉州地改市20周年论坛优秀论文选》，2006年8月刊印，第123～124页。
[28]张泽群：《城市灵魂——电视主持人张泽群谈论城市文化》，大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9]阎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30][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31]曾军：《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学术界》（双月刊）2007年第4期。
[32][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33]潘忠党：《作为一种资源的“社会能见度”》，《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10期。
[34]赵志立：《传媒歧视：正在倾斜的社会公器》，《新闻与传播》2007年第2期。
[35]曾军：《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学术界》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