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危机
城市化造成闽南方言的式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和大多数传统文化的命运相似，方言也因为其狭隘的空间范围而日渐边缘化。首先，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影响了方言的传承和发扬的合法化。1956年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写入中国宪法。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规定了广电媒体必须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若确实需要使用方言，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对港澳台的广播等，必须经过国务院或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普”，普通话教育已经对方言的传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次，城市化进程也在进一步推进普通话的使用。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对语言的统一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也是他们获得新的居住地身份的标志。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聚合体，明显是反方言的。再次，网络等新媒体同样是反方言的。因为新媒体大大地延伸了人的视野，而处于特定空间的方言则不利于人类的交流和沟通。因此，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待方言，或者说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方言，它确实具有某种局限性。最后，闽南方言在社会沟通上遭遇困境后，也在家庭环境中屡受冷遇。年轻父母们在经历了职场的亲身体验后，已经意识到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也像四六级英语证书，成了职业竞争中的有力工具。“普通话说得标准，给人感觉有礼貌、有文化。”这是泉州人对于普通话的思维定式。“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很多父母不让孩子说闽南话，认为闽南话会影响孩子的发音，导致说不好普通话。”泉州方言专家、华侨大学王建设教授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这种浮于表面的错误认识主导了多数家庭，孩子们失去了语言环境，不知不觉中忘记了闽南语。”[30]闽南语也是泉州的方言，令人遗憾的是闽南方言流失速度异常惊人。据网络上一项《闽南籍大学生对闽南文化熟悉程度调查》显示，只有42.52%的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说闽南话，不说的占32.28%。在选择途径接触闽南文化的调查中，69.29%的受访者通过口语表达，59.84%的人通过亲身体验，39.34%通过媒体，25.24%通过文献等。[31]在泉州，年轻一代越来越少用闽南语进行日常的交流，会说一口正宗流利闽南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闽南语正在泉州市区逐渐淡出，泉州传统文化尤其是口头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正在面临危机。
2007年，为做好闽南语频道的开播，泉州台举办了一场闽南语主持人大赛，报名参赛的有几百个选手是泉州籍的高校毕业生。大赛题目其实并不难，无非是用方言朗读一段短文、解释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俚语俗语，但是许多参赛者的表现却令评委们大跌眼镜。比如有道考题是解释泉州俚语“皇金盛水——激骨”的意思。“皇金盛水——激骨”是闽南方言发音的文字直译。在闽南传统中，没有火葬。人死后土葬埋在地下，经过若干年，其亲人得去捡拾尸体腐化后的骨头，把骨头盛到器皿里。“皇金”在闽南语中就是指用来装死者骨头的器皿。因为在闽南语中，“激死”指人在水中溺亡，于是把死人骨头装在有水的“皇金”，就好像骨头溺在水里，故叫“激骨”。“皇金”装了骨头后是不可能盛水的，因此，这句俚语就用来形容为人不按常规行事，乖戾。有的参赛者不了解闽南文化，只能就文字字面理解，竟解释为皇帝用金子做脸盆盛水，再放几支骨头在水里面。这种明显与常识不符的解释从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们口中说出来，反映了闽南方言在当代所处的尴尬境地。也正因为方言的文化含义被文字化后脱离了其文化背景，产生了新的能指，形成“陌生化”效果而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在2007年泉州台举行的中秋“博状元”大赛最后的决赛中，一些有关泉州民俗文化的题目同样难倒了不少人。不必说“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姑姨舅妗”（“妗”在闽南语中指“舅妈”之意）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连“因公、因妈”（指“爷爷、奶奶”）这样的称谓都说不出来。由此可见，网上说的“恐怕再过两三代人后，没有多少泉州人会讲闽南语了”这样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成熟，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社会主体，并且队伍在不断地扩大，他们的生活自由潇洒，过着轻松悠闲的日子，表现出了旺盛的生活热情和各种欲望，这直接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兴起，从而导致娱乐经济的产生。正如波兰杰出的批评家与美学家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指出的，在一个没有中轴的世界上，在一个价值的真空中，根本的目标就是要为了快乐的原因而自由地“创造”。[32]由于方言的功能从交际转变为娱乐，方言及其承载的文化则变成为一种快乐原料被媒体自由地创造和加工着。经过加工的方言电视节目轻松幽默，契合了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往往能给媒体带来很高的收视率。2004年初，美国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被用四川话、东北话、天津话等地方方言进行重新译制配音后，在全国范围内热播，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2月底，仅四川方言版《猫和老鼠》音像制品的发行量就达到20万套左右，按每张光碟10元的零售价格估算，四川方言版《猫和老鼠》的销售额至少是2000万元。[33]正如费斯克在《大众经济》一文中强调的，在同一件文化商品中，受众作为商品被卖给广告商的同时，作为主动者的角色，利用大众文化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自己需要的意义和快感。[34]媒体通过方言使节目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方言在这里是以娱乐的面孔出现的。方言娱乐功能在影视艺术上的开发和应用成为一种亚文化现象。亚文化又称次文化（subculture），是大卫·雷斯曼（David Riesman）1950年提出来的，以区别于大众文化，并将亚文化诠释为具有颠覆精神的附属文化或小众文化。利用方言对节目进行改造产生了新的能指和所指，其目的不能不说与消费主义有关。针对这种亚文化现象，2004年10月21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了《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禁止方言版译制片在电视台播出，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应该认真履行好广播电视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为广大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不得播出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正在播出的必须立即停播。
可以说，除了方言本身的文化特色外，娱乐化是闽南语节目的重要特点。闽南语频道一开播，立刻吸引了大量本地观众的注意力，引发了空前的收视热情。闽南语电视剧稳居泉州地区收视前列，而闽南歌曲选秀节目在自办节目中也名列前茅。又如《泉州第一炮》中选用的“消失的市声”、“泉州方言绞（闽南方言“和”之意）外来词”、“亦褒亦贬的泉州话称谓”以及地名故事等，也充满方言文化的“陌生化”及故事性。从播出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娱乐化的考量。方言本身就十分接地气，再加上主持人的绘声绘色，时而针尖麦芒，时而插科打诨，显然充满了故事性、戏剧性和新鲜感。看这样的节目，只要能听懂闽南话，就会觉得有趣。
尽管方言节目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广大市民的认同，城市电视台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进行文化消费似乎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同时在宣传地方文化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有一个前提不能忽略：文化的心理认同始终是一个杀手锏，它是媒体提升收视率特别是美誉度的重要手段。然而，如影随形的生存压力一直伴随着城市电视台，虽说城市电视台是城市里或者政治上，或者文化上的“替代者”，但最终都要回到城市电视台自身发展的经济动力和物质基础这个问题上，而至今为止公共财政大多不能为城市电视台提供经费保障。绝大多数城市电视台为自收自支单位，观众收看电视无需向电视台付费，因此，广告成为电视台的重要收入来源。迫于广告压力，城市电视台对收视率的重视反倒超过了美誉度，且相比前者来说，在有关美誉度的大数据开发应用还没有建立一个标准，这时的收视率数据来得更加重要。就这样，在传统文化身上衍生出来的娱乐功能似乎给自身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理由。方言娱乐化再次说明了，传媒意识形态中的经济压力，或者说消费主义始终是其无法摆脱的影子。不过，也正是由于娱乐功能，并且挂钩了收视率，从而导致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可能产生问题，对建构积极健康的城市文化产生影响。
第一，最容易引起负面影响的便是庸俗化。泉州台闽南语频道在对台宣传上目前能做到的工作有限，但吸引本土观众的可能性却在增强。当方言节目成为创收工具的时候，往往会迷失文化的目的而走向庸俗。像有的学者对福彩一类的节目产生怀疑一样，庸俗化是大众媒体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普通百姓难以分辨六合彩和福彩，“再加上福彩本身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博彩的意味已经远远超出设计者的预期”[35]。方言节目本身就比较“俗”，通俗易懂的节目能够接地气，但有的节目明显超出了通俗的范畴。闽南语频道的核心定位是闽南文化，在运作中定位为“文化+娱乐”，是“以闽南方言节目为主、以闽南文化为特色、以‘传承闽南文化，服务两岸相亲’为宗旨的、中国大陆第一个全部采用闽南方言播出的文化娱乐频道”[36]。娱乐性在该频道的节目中占有重要分量。发挥电视的审美娱乐功能本身没有错，节目做得通俗也没有错，问题是主创人员有时还不免存在着类似于“非丑不能红、非俗不能红”的误区，落入了庸俗化的圈套。为了吸引收视，让节目更加娱乐，主持人在节目中有时会利用一些方言俚语中的谐音使人产生性联想，说些荤故事。例如，《泉州第一炮》在“消失的市声中”演绎叫卖“小荷兰豆”的吆喝声时，主持人特地说了一则笑话来补充其娱乐性：“有‘激空’人说，你卖的是“小荷奶豆还是大荷奶豆？”闽南语“小荷兰豆”指豌豆，其方言发音与“小号奶罩”谐音，而“激空”在闽南话里是故意捣乱的意思，因此主持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爱捣乱的人听到小商小贩在叫卖豌豆时，因为买菜一般是妇女，于是便会故意捉弄商贩问，你卖的是小号的奶罩还是大号的奶罩？以此吃女性的豆腐。类似这样例子的还有“补鞋粘人拖”等。“人拖”是人字拖鞋的简称，闽南语发音与“奶拖”谐音，戏谑补鞋匠连女人的奶一并拖，害得女人不敢去补鞋。可见，主持人的这些话带有某种意淫的成分在里头，像这种带有“性”意味的表述不时在节目中可以看到，由此可知其刺激收视的意图。
比如，为了增加互动性，《泉州第一炮》设置了猜谜的环节，但是有些谜语比较粗俗：
“夫人梳双髻，骑马去看月。马脚一下踢，马屎渗四节。”打一字。正确谜底是“騰”字。
“舂汝两下，踢汝一下，看汝不成人，带念汝的母。”打一字。正确谜底是“海”字。
“一点一划长，一踢到西门，西门内，两个柴梳长，尻川（闽南方言，指臀部）下底三支毛。”打一繁体字。正确谜底是“廖”字。
“千山在上边，八字摆两边，查某（泉州方言，指妇女）惊无常，小鬼在身边。”打一字。正确谜底是“巍”字。
此外，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伪科学知识有时会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进行不当宣扬。例如以科学的名义介绍“风水”知识。嘉宾主持人在节目中一再强调住宅的风水与人的命运、事业和健康的关系，介绍所谓的“凶宅”案例。就像嘉宾主持人在节目中所说的：“确实存在‘宅运’的说法。风水界对计算‘宅运’有多种说法，而闽派风水是以流年（指算命先生算出的所谓人在世的时间）来判断的。每个房子都有流年运，只有运到了才能产生作用。”“风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愿望，同时寄托了人们对好生活的期盼，但也因此在“风水”里也包含了许多唯心成分。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元以及文化环境的宽松，人们看待“风水”的态度多了些理解和包容，然而“风水”绝不会因此成为一门科学。在风水节目中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实则迎合了某种社会心态，传播功利文化，鼓吹风水好可以身体无恙，升官发财，不好则有灾祸，显然超出了科学普及的范围。
第二，为了更好地吸引观众，城市电视台一直在进行传统文化创新的尝试，然而这个过程也一直受制于经济因素的间接影响，即收视率的追求。改革传统是希望通过对文化的重新包装即重构传统来达到吸引眼球、提升传统文化节目收视率的目的。例如，泉州台《南曲欣赏》栏目创办100期举办的“2002年泉州南音演唱电视大奖赛”，就是一次现代电视艺术与古老传统艺术的“联姻”。艺术总是具有创新的历史。也许是受交响京剧这种新艺术形式的影响，根据李白《将进酒》同名诗作进行创作、配器的新南音一改传统南音的演唱形式，由46人的乐队伴奏。显然，这样的革新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试图以现代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青春，期望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然而，这种“联姻”是丰富了传统还是篡改了传统，仍存争议。正如有位记者看完中国京剧院重排的《杨门女将》后说道：“我发现这种交响与京剧的结合怎么听都像是京剧样板戏，我无法让音乐将我的思绪带入古战场的厮杀之中，反倒只要交响乐想起，我马上就想到《林海雪原》。”[37]传统艺术的改革和创新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课题，传统艺术借助电视传播更是一个新课题。例如，像泉州台参与摄制的13集提线木偶电视剧《雪域金猴》，把泉州优秀的传统戏曲形式提线木偶拍成电视剧，虽然是电子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结合，但是当特写画面中充斥操纵木偶的悬丝时，也很难说这样的结合是完美的，其美感因此被物化的因素所破坏从而影响了观众的审美。再如《泉州第一炮》，节目中虚拟的提线木偶主持人“炮先”也易产生争议。提线木偶是一个非常醒目的泉州文化符号，让一个提线木偶来作为主持人本是一个奇妙的创意。然而，把舞台艺术借用到电视艺术中并非直接移植那么简单，原来处于远距离、开放式空间的木偶表演转为电视荧屏上的近距离和封闭式空间的表演，却仍然保持原来的音量音调，反而“显得过于夸张、突兀、滑稽。对于习惯于荧屏稳重、含蓄的认知特点的受众来说，这个木偶主持人总是显得过于戏剧化了”[38]。同时，由于木偶又叫傀儡，本身是被人操纵的，这种被操纵的特点与媒体的独立品格并不相容。虽然与城市电视台替代性主体有某种可比性，然而其十分直白的操作也很容易成为媒体霸权的一个隐喻，从而走向其反面。因此说，传统文化在开拓其当代市场时，经常忽略其本体属性，片面强调其形式感，从而忽略其根本的审美价值。这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下罔顾艺术规律的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
第三，文化阐释的戏谑性和随意性。《泉州第一炮》邀请了一些对泉州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市民作为嘉宾，如“福先”和“哲先”。虽然嘉宾在与主持人的调侃中采用的是插科打诨的方式，力求在轻松风趣的气氛中让观众获得闽南文化知识，但这个文化栏目与《泉州讲古》所采用的民间说书风格不同，在“讲古”中，只要无伤大雅，无涉色情，一些调侃、说荤笑话等小包袱，作为娱乐，都是可以接受的。《泉州第一炮》的节目形态，总的来说还是一种启蒙话语，主持人作为无所不懂的全知全能角色向观众介绍泉州文化。然而由于娱乐化的原因，他们在说法上不时会出现断章取义、想当然和戏说的成分。比如主持人志成、晴熹和嘉宾“福先”在讲到日语中那些来自汉语的词汇读音和写法与闽南语十分相似的问题时，“福先”先解释在秦始皇时期关于童男童女东渡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记载，他说这些童男童女最后因为迷失方向到了日本并在日本长住下来。志成则戏说是因为怕药失去长生不老的效果而不敢回。“福先”接着解释日本大和民族其实是混血民族时，这时女主持人晴熹插话调侃男主持人志成，说他个子矮，像日本人，言下之意嘲笑了日本人。在说到日语不是汉藏语系但又包含有泉州话时，晴熹继续用丰富的想象力调侃说是因为当时的童男童女中有很多闽南人，“福先”则接过话说“晴熹穿上和服倒是很像日本人”。这种拿日本人开涮以增强娱乐性的方式恰恰体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所以，节目中的启蒙话语、一家之言就不免被质疑了。有人在论坛上呼吁：“尽管电视台在播出时也打出‘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观点’的字幕，但对于尚不知道嘉宾言论和电视台观点有什么区别的农村观众来说，电视台上有人这么说这就是电视台的观点了。这容易混淆视听。建议电视台应表明自己的态度，以正确引导受众。”
第四，文化活动流于形式。在城市里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对展示和提升城市形象大有裨益。特别是由政府牵头的、利用传统民间节庆期间以地方特色浓厚的民俗民间文化活动，如两岸泼水节、元宵踩街花灯展等，它们是泉州千百年来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尽管用它们来宣传城市是非常不错的思路，但毕竟是产生于农业时代的文明，在当下如何借助现代传媒进行电视仪式化改造，政府和媒体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城市电视台虽说是同级政府的文化事业单位，政府却很少将城市电视台的运作经费列入公共财政预算，大众媒体的例行宣传往往难以使活动取得最大实效，而城市电视台因为成本问题又无法深入到活动的策划中去，获得文化活动的组织权力和支配权力，只能是简单地发挥喉舌的传声作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从而没有很明确的城市文化建构目标，市民也就不一定会在这些活动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而长期如此便会给市民造成另外一种印象，即政府的宣传是形式主义。如果市民没能从这些活动中受益，政府提升城市文化的种种努力就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场场“秀”。所以，值得反思的是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媒体的社会责任。
第五，缺乏提升城市文化认同的努力。方言节目提倡的是“地域认同”，其最大的优势也在于文化认同，然而有些方言节目却缺乏对城市认同的努力。[39]比如过多地强调其娱乐性，过多地强调方言俚语的诙谐趣味，它对没有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方言是鲜明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地域认同作为文化习惯将长期存在于城市之中，方言节目进一步强化了本地市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然而却扩大了城市“他者”对于城市的疏离感。在现有的方言节目中，除了新闻节目里采访的同期声外，基本没有字幕，这让非闽南人感到十分困惑。这些人包括居住、工作不在城市的短暂“外来者”和城市的新市民。不论是闽南地区还是台湾，城市化进程吸引了无数外地人前来工作和定居，其市民都已不是完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方言节目的传播除了要满足目标受众需求之外，还要具有对外来人口的文化观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方言节目还是凸显了“他者”身份，令他们难以通过参与方言节目获得对城市的归属感，相对应大众传播的“强效果”而言，方言节目反倒成了城市发展的“负效应”。
方言的式微在客观上是城市化带来的消极结果，也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它的消极后果是导致区域文化的没落。就泉州而言，闽南方言俚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大多产生于农耕时期的文明，与现代化语境不可同日而语，当代的许多词汇在方言中经常被动地直译，无法呈现出方言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地域文化的优秀传统经常难以呈现和被年轻一代接受，更不用提外来人口。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似乎离闽南语越来越远，进一步加剧了精英阶层与闽南文化的疏离，这些情况都在说明泉州当下的城市文化正在因为城市化而不断进行解构和重构。它对城市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导致本地人对区域文化的不自信，更严重的是如果没有及时保护传承发扬将有可能因为方言的消失而带来区域文化的衰亡而最终造成集体记忆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