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郑家建
本雅明曾区分了两类讲故事的人：水手与农夫。与之相应，故事也分为两种：水手的异域奇谭和农夫的本乡掌故。随着新技术巨大威力的释放，这两种讲故事的人，连同作为“经验”的讲故事的方式，一并濒于消逝。从一战战场上归来的人们的沉默中，本雅明发现“经验贬值了”！本雅明所讨论的20世纪初的情境，似乎在历次媒介技术变迁中，均能得以印证。事实上，当代媒介批评理论提出的所有问题，在人类媒介史的起点处就已浮现。
媒介技术的革新背后是知识范式的更新。继口头传播之后，印刷媒介不仅将传播与接受实践从具体的时空限制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它在早期近代全球现代性生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性力量。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若没有印刷术的介入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培根在《新工具》中，把印刷术列为“三大发明”（其他两项分别是火药和罗盘仪）之首。众所周知，作为现代性两大基本要素的民族认同和市民社会，其胚芽的形成也得益于印刷媒介构建的“想象共同体”和“公共领域”。在B.安德森和哈贝马斯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经验”早在印刷媒介时代就已经不可挽回地式微了。通过阅读报纸和小说，人们就可以想象一个共享共有的时空和彼此关联的日常。尽管这种感知是空洞、抽象的，但它却深刻地塑造出一种社群身份。在这里，我们隐隐看到了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和鲍德里亚“现实戏剧化”的理论雏形。张爱玲曾感性地解释过这种生存状态：“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案，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仅依赖阅读，人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经验”不再重要，水手和农夫的区分也失去了现实意义。
人类制造媒介，媒介制造现实。19世纪中后期无线电、摄影术的发明，以及20世纪上半叶电子摄像管技术和电视台的出现，均为人类媒介史上的关键历史节点。自此，人类社会迈进了音像传播时代。音像传播在高度强化印刷媒介带来的“人的延伸”和“现实戏剧化”感知方式的同时，对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的重组力度远远超过了印刷媒介。音像传播的“机械复制”性质，使受众必须改变既有的“静观”审美习性，即接受过程的可回味、往复、中断、重启等特征，转而适应一种单向、被动、线性、不可逆的“震惊”体验。“机械复制”对“灵韵”的摧毁，使受众面对自己“熟悉”的音像世界，即使是在对之投以深情的凝视之时，冷冰冰的音像传播设备和机器依然无动于衷，不予反馈。与此性质相适应的，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感知方式——这与音像时代无情的效率和经验的危机同源同构并相辅相成。这种感知方式在型塑人类日常现实的同时，人类日常现实也投射在新媒介的意义生产中。D.波特认为，只有电影出现后，人们才能看到从前只有情人或母亲能够看到人的脸部特写。无独有偶，L.孟福德则指出，肥皂剧向公众开放了最亲密的私人领域。言外之意，音像、影视媒体的出现，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间的界限。如果说，“波湾战争不曾发生”（鲍德里亚）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私人领域不曾存在”。
虚拟与现实、公共与私人、身体与符号等二元对立项之间的疆界在媒介技术发展中，总是被无限地重新定义、协商。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比特（bits）传播整合甚至取代了音像传播，既有的跨越疆界的努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数字媒介技术给人类日常生活带来了覆盖性冲击，而这种冲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传统媒介的改造。在这一脉络中，我们看到了电子阅读、网上冲浪、虚拟空间、体验经济、远程传输、数字电视、无人战机等数字化情境。R.威廉斯指出，高技术可以扩散低等文化，这个判断包含了媒介民主的可能。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传播方式，依赖新的媒介技术的支持，比如，具有数码拍摄功能的联网手机、iPad、iPone、Youtube、Flickr、GPSS等等，对现实进行捕捉、上传、共享、复制，实现点对点地全球共时性流动、传播，致使媒介表征中的“时差”（time lag）消失，形象与现实、原本与摹本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意义。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可以被即时影像化并共时分享，影像与现实相比较，已不再属于第二性的了。柏拉图的经典命题不再有效。于是，福柯式的捕捉和禁闭瞬间即可转换为德勒兹式的流动和逃逸。但是，电子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崛起，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媒介民主，同时更有“庞然大物”（海德格尔）和“世界标靶”（周蕾）制造的压抑性体验。虽然计算机网络等新媒体造就了许多自由表达的机会，但它们对人类的监控力度也有增无减，比如，“人肉搜索”、“棱镜事件”等，都标志着私人空间的极度压缩和全景敞视的有增无减。从这个意义上看，乔治·奥威尔的“大洋国”已经改头换面，而其治理模式却从未远去。
在对人类媒介发展史的简要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的根本意义落实在对人类日常生活的重塑层面。媒介技术日新月异，人类似乎在媒介中得到无限的“延伸”——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瞬间便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千山万水、穿越千秋万代。“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这句谚语被现代媒介技术有力证伪了。
伴随着本雅明意义上的“经验”的消逝，人类世界日益走向平面化，虚拟渐次构成现实。在“经验”的尽头，是“乡愁”的开端。此时，我们深刻体验到了“故园已废”、“无家可归”（unhomeliness）——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想念“故乡”，想念“真实”。本雅明描述的“壁炉前，悠悠地给儿孙讲故事听”的情景，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乡愁生成匮乏，匮乏导致言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了解故乡，该悖论要求人类必须策略性地重构“经验”和“真实”，以维持符号秩序的幻觉。此刻，电视就扮演了新的“讲故事的人”的角色，它兼具了水手与农夫的特质。电视的非移动性，使其与物质形式的“家”勾连在一起；同时，电视节目的相对稳定性以及与家人的共享性，使之带来的“人的延伸”过程好比聆听水手或水手的故事，给人安适、温暖的感觉。在异乡黄昏的街头，熟悉的公共电视节目的片头音乐，总是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电视成为我们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克服电子媒介带来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感，并帮助人类策略性地重返“经验”、寻找“家园”的媒介机器，尽管它也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着对人类“经验”的有力贬斥。因此，电视对当代人的日常感知和身份塑造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当代的“经验”与知识领域均在发生着一场深入的“文化”转向，该现象自1990年以来愈演愈烈。电视参与的媒介场域及其符号实践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沈文锋博士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知识贡献正好体现在其学术实践与当代学界之间的想象关系上。该书从泉州城市身份意识构建切入城市文化实践与电视媒介效力关系的探讨，可视为地域文化研究的一次前沿思考。从知识谱系来看，《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吸收了当代媒介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但其分析框架又建立在对泉州地方第一手文献资料细致梳理的基础上。比如，该书涉及了作为“新泉州人”的外来务工人员身份与权力、闽南方言的保护、泉州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等诸多个案，每个个案中都包蕴着当代中国地域文化构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上述两个层面的努力，使该书既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又兼备深沉的本土关怀。
衡量一项研究的根本尺度，不在于其讨论了何种现象，而在于其回应了什么问题。《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真正亮点和价值其实还不仅仅体现于这种跨领域的论述能力上，而在于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远的知识关切。
作为区域的泉州，在全球史述中，至少可以追溯到蒙元欧亚大旅行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从草原腹地掀起的风暴带来了意义深远的“蒙古和平”。自此，欧亚文明联结为一体，马可·波罗一家人带着忽必烈汗御赐的金牌，竟可以安然无虞地在威尼斯和泉州（当时名为刺桐）之间来回往返。泉州港在16世纪达到了其命运的巅峰，在名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曾沟通了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印度洋和中国海。从9世纪到16世纪，无数的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欧洲人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无以计量的中国丝绸、茶叶、瓷器，印度、阿拉伯的香料（包括防腐剂、调味品、芳香剂和药材），波斯的手工艺品、铜器与银器，突厥的皮毛，埃及的玻璃制品在这里上船或登陆。但是，随着16世纪伊比利亚人的海外扩张，这个交流网络逐渐为新的现代世界体系所取代，泉州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当代中国将与东南亚国家共建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其现实意义在于重建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关联，探寻世界和平新秩序的可能性。福建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则是这个交通网络的中枢，其地缘政治意义自然不在话下。《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研究电视传播对泉州乃至闽南文化构建的策略，真正回应的是区域如何担当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使命问题。该研究对盘点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所需的思想资源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可以说沈文锋博士的大作《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完美地综合了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而压在纸背的则是一位人文学者可敬可佩的担当意识。
我和沈文锋博士交往多年，从他睿智的思考与话语之中，获益良多。因此，在我看来，此书的出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自我接力，更重要的是书中许多富有创见的论域，在既有的知识和传统中开启全新的对话与可能。
与文锋兄共勉，一如既往。
2015年5月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