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新意识形态投射到传媒上，以人为本，兼顾各方利益的公共服务理念不断得到强化，国内关于新闻专业的意识形态逐渐浮出水面，新闻传播观念从一种依附于政治的职能性工具思维而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理想。新闻理想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概念指的是“新闻职业理想”，是中国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69]。据调查，在2010年至2014年“记者节”当日中国新闻人所发表的微博中，“理想”每年都是出现最高的词频之一，表明“理想”话语在当前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70]在谈到新闻理想时，中国新闻业的集体记忆往往指向三个历史阶段：民国时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左右的市场化媒体与调查报道发展的“黄金十年”。与本文讨论更为相关的是后两个阶段。丁方舟认为，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是为了反思当下陷入困境的新闻伦理和由此伤及的新闻业权威性；而对于亲历“黄金十年”的新闻人来说，自主性报道空间在紧缩。[71]新闻人的“理想”话语“建构了新闻业从未获得的独立性、自主性、规范化与权威性的知识神话。这一神话建构过程是新闻人作为行动者对新闻场域结构化转型的回应，其目的在于批判当前新闻业现状，重塑规范化的新闻理念和专业准则，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维护新闻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地位”[72]。它说明，媒体人对“理想”话语的眷恋是国内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潜台词。由此也看出，“理想”总是和中国新闻业联系在一起。
广义的新闻理想指新闻专业的意识形态，是新闻从业者需要遵循的一套职业话语体系，包括技能性的和道德上的专业标准。于是，新闻理想从一个带有对新闻业的想象性认知和价值追求的狭义概念发展成为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而成为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启新闻改革以来，媒体的新闻理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高涨，媒体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比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从而表现出更强烈的主体性。这是一个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勾勒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工作者所应遵循的职业理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伦理、业务技能标准和行为规范等。总的说来，新闻理想包括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两方面内容。技术层面指记者编辑等新闻从业人员从事该职业所应遵循的新闻专业原理和技术规范，比如写作、录音、摄影、摄像等专业技能的原理、规律等。在这个层面上，它是一个中性的、通用的、为观念层面服务的理论系统。观念层面包括追寻新闻的客观真实、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和严格遵守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等。作为意识形态，观念层面的话语机制更为重要。观念层面起主导作用，它决定了技术层面的操作，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它涉及诸如新闻本源、新闻本质及新闻传播规律等许多根本性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它告诉人们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新闻现象，去回答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问题。”[73]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其本质就是在观念层面上强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与西方的区别。
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即新闻理想，除了在观念层面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作为指导思想外，我们需要定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国特色”，它是辨别国内新闻专业主义与西方理论的一个特殊性话语。简单而言，“中国特色”总体上指的是新闻媒体的喉舌性质，具体的新闻实践则表现为把握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两个方面。国内媒体在政治上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见本章第二节），在文化上是他们的替代者（见第一章第四节），从而在党性和人民性上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了发挥这种喉舌功能，媒体必须按照党的要求，牢牢把握舆论导向进行正面宣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把握舆论导向关涉文化权力即文化领导权的实现问题，目的是主导并控制意识形态，是文化政治的手段。正面宣传则是文化权力和文化政治的实现方式。正面宣传包含三方面含义：首先指内容题材的正能量，如树立正面典型等；其次指正面宣传本身的形式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即通过表彰先进从而带动整体进步的目的；再次指新闻框架所蕴含的积极的态度和主张例如舆论监督。人们通常不把舆论监督归入正面宣传的范畴。然而在国内，取得成效的舆论监督通常也是一种正面框架（见第三章第二节），通过职业化的操作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也正是强调舆论导向意识的目的所在，这样的喉舌作用也才真正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特色。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套职业化的操作规范。于是，“思想精深、技术精湛、制作精良”作为专业标准大致体现了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协调统一的关系。总之，新闻理想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表现为职业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张扬，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媒体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体现。所以说，新闻理想既是一套专业主义规范，又是媒体人对新闻职业的认知态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还是中国新闻业所应遵循的职业标准。
如前所述，新闻理想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前者概括了新闻从业者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追求，更多的是属于思想意识的认知层面范畴，它对于掌握职业技能、形成职业操守和养成职业道德具有引领和自我约束的作用；后者是关于新闻专业的意识形态，是一整套的话语机制。后者包括了前者，因此后者是对新闻从业者从事新闻职业所应具有的内、外兼备的要求，是同时对“人”（记者、编辑等）对“事”（新闻）的职业规范。从狭义的新闻理想到广义的新闻理想是走向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为此，新闻理想如何超越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几个理论源头，仍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理论空间。作为“人”的尺度，新闻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种中国文化的责任担当意识，在媒体角色上体现为宣传者和组织者（见本章第六节），亦即表现为媒体干预社会的权力，因此新闻理想在逻辑上隐含着福柯所谓的“权力”的预设。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种复杂的、互动的、非中心化的同时又具有压制和生产的双重性以及隐匿性运作的关系结构，这些特点对应了开放包容的互联网精神。然而，只要是权力就存在滥用的风险，新快报事件[74]、沈灏事件[75]等均是明证。此外，新闻理想在消费社会中还存在着被异化为一种修辞策略的风险。媒体平台或新闻场域上一般有政治、经济和新闻理想三种权力，在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互动机制中，媒体的身份矛盾如何冲突、如何和解，值得进一步探讨。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树立狭义的新闻理想，是确保他们求真向善的思想道德基础，为形成广义的新闻理想确立了思想保证，继而以坚实的、广义的新闻理想为舆论导向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