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决欠薪
从媒体和政府职能部门两方面的合作看，改善用工环境最容易入手的做法显然是解决欠薪问题，这是由外来工改变经济命运的目的所决定的。不过从1997年11月开始到2003年6年多的时间里，泉州台《新闻广角》只播发了十数条有关欠薪的舆论监督新闻，如《拖欠工人工资，岂能成为习惯》（1997年11月24日）和《热点报道：企业不准克扣工人工资》（2000年1月22日）、《老板拖欠工资，员工讨回公道》（2000年11月24日）和《老板该发工资了！》（2002年12月6日）等。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距改革开放过去了十几个年头，媒体才以欠薪为主题开始介入对外来工的关注。而在这十几条舆论监督中，就包括了2003年底泉州台参与策划的“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活动的5条新闻。从12月13日起连续五个周六，泉州市的劳动、司法、总工会等部门和市级媒体联手，分别在丰泽、鲤城、泉港、洛江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五场欠薪追讨法律援助现场活动。泉州台分别作了报道：《“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部门联动 让外来工温暖回家记》（记者：刘文辉、杜汉水、庄航星，《新闻广角》2003年12月14日）、《“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欠薪民工回家难 部门联动来帮忙》（记者：杜汉水，《新闻广角》2003年12月16日）、《“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企业“清薪”在行动记》（记者：潘海阳、黄煜，《新闻广角》2003年12月24日）、《“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提高法律意识 维护劳动者权益记》（记者：陈春毅、郑育超，《新闻广角》2003年12月28日）和《“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法律为农民工撑起一片天》（记者：黄煜，《新闻广角》2004年1月5日）。这是泉州首次在媒体的推动下进行的大规模欠薪追讨活动，也是该年最后一次影响广泛的媒介事件，从此，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成为泉州台每年的功课之一。
将追讨活动选择在12月，是因为春节临近，农民工将要带着一年打工的收成返乡。“可是这些辛劳一年的农民工能够足额得到自己的收成吗？”（《“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欠薪追讨周六展开》，《新闻广角》2003年12月11日）带着问题，泉州台开始了欠薪问题的追问。记者曾随同执法人员来到晋江池店某鞋业公司进行调查。以下是记者和工人的对话：
记者：“你每个月都有领到工资吗？”
工人：“有。”
记者：“领多少钱？”
工人：“1000元。全部都给。”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这家工厂的工资并没有像工人所说的那样按时兑现，眼下已经12月份了，而工人领的却是九月份的工资。执法人员还发现，工人的整体工资水平相对偏低，大部分工人都在400元以下，而相反，工人的工作时间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劳动强度与劳动报酬存在很大差距。此外，几百份劳动合同也都是去年6月份签订的，而近段时间以来新进的员工并没有再签订劳动合同。其中，有关违约金、押金等条款显失公平。”（记者：潘海阳、黄煜，《“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企业“清薪”在行动记》，《新闻广角》2003年12月24日）
工人的回答显然并没有阻止记者的怀疑精神。但问题是，工人为什么说谎？一个农民工说：“从办事处开始找，办事处经常说什么时间，我们就等到什么时间。找到劳动局，劳动局也仲裁好，也开庭了，甚至我们也找到法院，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一个结果出来。”（《“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欠薪追讨周六展开》，《新闻广角》2003年12月11日）为什么欠薪会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农民工的抱怨显然指向了政府相关部门，缺乏现代化启蒙加上天性懦弱的农民工并不能成为政府监管缺席的理由，虽然欠薪的责任不完全在政府。反过来，政府职能的欠缺在客观上也会助长欠薪事情的发生。
在“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中，为了突出欠薪问题的解决难度，同时体现联合行动的成果，新闻选取了两个事件。一次是时任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蔡金宝给某企业老板打电话帮助工人讨要被拖欠的工资。蔡金宝说：“我是泉州市总工会的，我姓蔡。你一个工人叫作吴明兴，龙岩人，来你那里打工的，你的工人，你欠他4000多元没给他，他没办法回家过年。现在是不能让你欠工资的，现在欠工资政府会找你。你协调一下，先解决，让他回家过年。他很急，在这里等拿钱。”蔡金宝边打电话边对吴明兴说：“他答应叫你去拿。你如果没拿到再联系。”（记者：黄煜，《“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法律为农民工撑起一片天》，《新闻广角》2004年1月5日）另一次是送锦旗事件。农民工刘二喜一大早从南安水头特地赶到在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活动现场来送锦旗，因为前不久他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终于讨回被拖欠8个月的4000多块工钱。两个事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并不只是为了追讨欠薪，还在于宣传用工环境的改善，以此吸引农民工。这对于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经济的城市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宣传手段。正如新闻所表现的，针对记者“是否安心继续在泉州打工”的提问，刘二喜连忙说：“安心，安心，有政府，我就不害怕，以前人家讲的我不太相信。”同时另一个民工黄神宗也表态说：“明年肯定来泉州打工了，有这个（现场接访）保证，我们可以干。”《记者：庄航星，《“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多法并举 营造良好用工环境》，《新闻广角》2004年1月11日）无论是工会领导打电话还是送锦旗行为都是具有仪式化性质的政治象征符号，以此作为典型，用以宣传政府关心农民工权益、改善用工环境的举措和决心，从而以利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劳动力。追讨欠薪与解决用工难题，是互为关联的两件事情。媒体选取这两个事件，正是对政治意识形态所做的精彩“转译”。
欠薪表面上是经济纠纷，实则是人文精神的缺失。欠薪的文本大同小异，曝光欠薪企业表面上是维护正义，保护农民工权益，创造良好的用工环境，潜台词则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对农民工的需求。舆论监督把矛头对准了企业主，媒体架起外来工通往权力机关的桥梁。这不能不说是在发展压力下对外来工问题反思的结果。曝光欠薪问题是媒体在党政群满意中找到的一个结合点，并把它作为一种政绩来进行宣传。舆论监督、追讨欠薪和救助性报道在许多情况下都属政绩展示，都是与成就框架相同的思维方式。正如送锦旗这种事件，不论是之前“9·21”火灾事故善后处理的送锦旗还是解决欠薪的送锦旗，送旗方无一例外都是弱势群体，不管是自发的表彰和感谢，还是组织行为，都是一种仪式感十分强烈的电视宣传。媒体在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沿用的是正面宣传的传统。在这种报道框架中，成效是根源的外套，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只有用发展来解决就是这个意思。
欠薪问题暴露了城市现代化观念的欠缺，表明不少中小企业仍然延续小农经济时期落后的管理方式，而农民工身上存在着懦弱性格，导致受了欺负仍不敢维权。中国是个农业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自然经济形成了独特的“家族式”，同时也是封闭式的制度建构和伦理本位。“传统农民是典型的拜权主义者。在家庭或家族内部，表现为子女对父亲的绝对权威的遵从；在外部，‘敬天子’、‘畏大人’，崇拜专制皇权和祈盼清官。”[26]改革开放前，泉州是个农业城市，1985年，泉州的产业比例为36.5：39.1：24.4，到1996年调整为10.8：51.7：37.5，2005年为6.1：57.7：36.2。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表明泉州由农业生产为主的阶段进入到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再到工业化中期阶段。[27]问题是，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时，农民工既是这种转变的过程产品，又是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统一体。所以，外来工问题体现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必然要面对的现代化启蒙问题。根据发展传播理论，大众媒介对人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若城市电视台能够提升文化观念，将有力地促进城市文化建设。正如同饶会林教授说的，文化对于城市的作用有两个方面，“如果是正面条件，它就有促进作用，反之有负面作用”[28]。欠薪问题所暴露的落后的文化意识制约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围绕现代化建设展开的外来工问题进入到非物质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