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的话语
到目前为止，虽然国内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关于新闻理想的并不多，且主要是新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媒体人如何坚守新闻理想、新闻理想被“浮云”的现实原因，以及是否还有必要坚守新闻理想的争论等。这里的新闻理想仅仅局限于狭义的理解，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也寥寥无几，且相关研究成果并没将“新闻理想”与“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上升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高度进行过“关联研究”。因此，一旦把新闻理想确立为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想便从一个认知的话语变成专业主义话语，从而具有指导媒体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从经济新常态开始，面对政治（反腐）、文化、意识形态等全方位出现的新常态，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两个舆论场的复杂性，以及媒体融合带来队伍建设和平台建设的复杂性，使得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急迫性和必要性，并以此在国内新闻从业人员中树立起重视新闻规律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导向意识。在全体人民为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当下，确立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把新闻理想建构为中国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从而作为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话和辨析的新闻工具，既体现了中国气派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底气，不但有现实意义而且有理论意义。
新闻理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国内的媒体人和媒介的功能定位与社会角色及其人员机制、内部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电视的新闻理念创新出现两种倾向：第一，强调新闻节目除宣传功能外，还应该具有信息服务功能；第二，强调新闻节目不是简单的信息堆砌和信息传递，新闻节目在新闻组织、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受到重视。新闻节目关注受众需求，强化平民视角，直接推动了以本地天气、交通、刑事、社会安全和环境等为内容的区域性民生新闻的发展。
在不少区域市场上，本地民生新闻凭借服务性和贴近性，在与中央级和省级卫星频道的新闻节目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打破了中央台长期垄断新闻节目市场的格局。经过几年的发展，民生新闻已经步入相对成熟阶段。[76]由此说明，电视涵盖了宣传的要求并根据观众的需要传播信息，同时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兼顾了各方的利益需求；实施舆论监督，对公众人物、权力部门的监督，满足了观众的知情权；民生新闻成为城市电视台抗衡中央级和省级卫星频道的杀手锏，本土文化认同使城市电视台逐渐朝着公共平台的方向发展，打造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新的公共领域空间，满足市民的公益要求和表达权。《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市场报告（2007—2008）》与其说是在分析整个中国大陆的电视新闻节目，不如说是在报告城市电视台在中国电视新闻竞争格局中的利好消息，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城市电视台的主体意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传媒的新闻理想“技”的一面，即其“内涵不同于政治权力对传媒的要求，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行为对传媒的要求，而是一种服务行业的专业化意识、一系列职业规范以及评判标准。它包括专业知识的积累、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专业资格的认可、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专业内部的自律”[77]。比如从不断强化的舆论监督中可以感受到的，以及从调查性报道所体现出来的，记者孜孜不倦追求真相的努力是其专业技能的呈现。但是，新闻框架本身并不仅仅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其指导思想，因此，新闻是媒体（记者）新闻理想的综合体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蓬勃兴起、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当下，传统媒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闻理想也因此要积极应对新的常态，即如童兵所说的，“既重视主流媒体的功能，也看重非主流媒体的使命；既肯定官方舆论场的地位，也强调民间舆论场的作用；既扶持民意的充分表达，也着力舆论引导的责任；既不断推进信息公开，又维护信息安全；既警惕流言滋生泛滥，又坚持依法知情、知情有度”[78]。
新闻理想是一套开放、发展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无论是其新闻理念还是职业规范，都处于动态的、不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吴飞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不是少数人的职业追求，而应该变成公民基本素养”[79]。伴随科技进步，特别是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闻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吴飞的这个论断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压力对新闻业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碎片化”方式，其意义很容易被碎片化所解构，使得“媒体报道难以还原事实真相”，“专业媒体人的角色与普通网民无异”，“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被质疑”，“新闻伦理道德底线受到挑战”。于是人们开始反思专业媒体在网络空间中新闻报道的行为失范问题。[80]同时，为了更好地接通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互联网时代对新闻从业者的IT知识和数据分析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后工业化时代的记者应该具备九项技能：（1）具有专业知识，成为专家型记者；（2）熟悉数据和统计知识；（3）了解用户分析工具，更好地理解受众；（4）熟悉基本编码知识；（5）会讲故事；（6）懂项目管理；（7）具备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记者；（8）成为网络化的个体；（9）培育具有正直和良好的判断力的公众形象。[81]今天，这些新要求正在纳入新闻理想的范畴，它说明新闻理想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影响着媒体的走向。“新媒体”话语和“理想”话语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同时出现的频次逐年上升，并在意义上形成了交锋，这不能不说是科技发展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界碑形成的冲击，模糊其边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新闻从业人员危机感，特别是传统媒体中的新闻从业者，开始不断有人离职，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跳槽到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如2015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原SMG总裁黎瑞刚离职一事，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并投入运营“微鲸电视”（Whaley），成为其创始人、董事长。黎瑞刚说，未来“微鲸”要做的远不只是一台电视机那么简单，“我们可能还会朝智能家居领域发展，愿景是成为互联网家居生活方式的领导者”[82]。其他还有央视体育名嘴刘建宏跳槽乐视网体育首席内容官，SMG苏晓离职创办腾讯注资的“柠萌”影业，浙江卫视副总监夏陈安离职加盟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中心，要做“互联网+传媒”等。一方面，新闻人愈加倾向于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咎于新媒体转型引发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愈加频繁地运用“理想”这一符号资源抵御结构化冲击下的危机感，重塑自身在新闻场域的位置感。[83]这些现象说明，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他们从来都没有也不会放弃新闻理想。
今天，我们之所以聚焦新闻理想，是因为中国新闻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改革使媒体从宣传本位走向新闻本位，承认媒体的双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新闻专业主义得到提倡，进一步在媒体的政治属性、商品属性和公益属性做出分离。然而，尽管新闻专业主义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但媒体的喉舌性质不会改变，宣传是其一贯的重要手段，它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内涵。为此，我们要浓墨重彩地亮明自己的主张，把“喉舌”与“宣传”纳入“理想”话语。只有坚持新闻理想，才能有效地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把党的利益和公共利益统一起来，同时把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