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联动
小若莲的遭遇在《新闻广角》报道后，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在电视播出后的一个星期内平均每天有二十多个市民打电话到泉州台询问关心此事，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帮助这名女婴。病房里每天都挤满热心市民，捐款也越来越多，以至于需要由专门的人员来清点和管理。据采访“小若莲事件”的记者黄佶介绍，在看到新闻的第二天，市民陈女士特意请了一天假到病房照看小若莲。有位市民捐了两万块钱，留下了对小若莲的关爱和祝福，唯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因此，“小若莲事件”更主要的不是一个美学问题，它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种救助性报道是如何影响市民的？它建构了什么样的城市文化？
发动捐款、前往医院探望、照看小若莲、网上讨论……众多市民围绕小若莲形成了社会互动的局面。这种现象超越了个体道德的层面而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市民并不仅仅和小若莲互动，而是在市民之间互动，在社会上形成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媒体之间、个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泉州台的报道为这种社会互动的良性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能刚开始大家是觉得她可怜。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同情心，我坚信我们泉州人都很善良，但是后面我觉得是我们泉州人都被她的一种精神所感动，就是非常坚强。”市民林莉莎的话体现的正是市民精神的集体认同。
此外，在媒体上对这些市民的热心行为进行表彰不但是一种社会公德的建构，也是一种公共文化的建构。新闻不但采访了前往医院照看小若莲的市民和志愿者，同时对热心捐助的市民也通过电视新闻在屏幕上拉滚字幕进行表彰。鼓励市民帮助小若莲就是在鼓励帮助整个弱势群体，同时市民在帮助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满足。这时，小若莲是需要被救助的弱势群体的一个个体，又是市民因为帮助别人而获得道德感的一个载体。这就是市民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心理机制。所以，在城市文化建构中，其他媒体最难以比肩的就是城市电视台在发挥同城互动方面所具有的先天优势。
在这个城市文化互动中，新兴媒体成为传统媒体的一个有力补充。如果说在电视上播出是权力博弈的结果，那么在新媒体如网络上关于小若莲的互动则带有更多的民间色彩和自发意味。2006年9月21日，也就是泉州台报道“小若莲事件”的第四天，网民在“泉州网上交易平台”（eoof.net）上开设了题为“忘不了被烧伤的小若莲那双无助的双眼”的讨论区。[38]发起者网名“心灵驿站”发言说（2006年9月21日09：40：00）：“到昨天止，各方捐款达5万以上，还不包括预存到电视台那里的！大多都是不留名的。小女孩由泉州市青年志愿者24小时陪护！所有款项也由团市委派人监管，专款专用。不要说社会冷漠无情，只是有些真相你不了解而已。欢迎有时间想为社会弱势群体做点贡献的朋友们，加入青年志愿者！”
以下两个网民的回帖很有代表性，正好代表了这个事件一头一尾。
网名“强强滚”（2006年9月21日23：33：00）发言：“市民们真的很热心，我上午十点多要进180医院的一楼病房大门时看到保安挡在门口不让人随便进去，我一说是要去看小若莲的，二话没说就放行了。到了三楼病房刚好没什么人，只有三四位青年志愿者（后来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拨）。捐了钱后跟那位负责管理财务的志愿者聊了一会儿，才知道昨天有一位大妈送了一万元来还不留姓名，还有福州远道而来的捐了5000，另外给那位收养若莲的阿姨1000元作为生活费。应该说这些善款在志愿者的管理下我们很放心，祝福这些热心的人们吧，更祝福小若莲。亲眼见到她那双眼，我这个自恃心太硬的人真的忍不住快流泪。”
网名“zj2006”（2007年8月20日21：35：00）发言说：“从小若莲的事，我看到泉州人民的善良，政府的努力，但政府能不能好事做到底，给小若莲找一个有权力、能力抚养的人养？任何一个人把孩子‘照顾’成那样，都不会原谅自己，都会愧疚，在那种生活条件下会认为自己没能力照顾好孩子，会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可是我竟然从她的养母口中听到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不愿意把孩子给任何人养（即使是国家），让人害怕，她把孩子当摇钱树了，孩子未来怎么办，救救那个孩子吧？即使有人养，政府也应监护到她成人啊！那些人四处带孩子要饭都干得出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若莲是泉州人民的孩子，是泉州人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把她照顾到成人好吗？”
根据“关系传播”的观点，新媒介放大了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成为一种“社会角色关系”。“网上关系是建立在社会线索而不是人际线索之上的。”[39]2011年，人民网舆情检测室提出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概念，即主流媒体舆论场和以互联网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者有交集，也有隔阂。但在“小若莲事件”中两个舆论场则是统一的。“小若莲事件”是吸引网民参与网上讨论的社会线索。网民使用网络是颇具个体特征的行为，然而他们通过网络互动却使社会交流得以体现。“从本质上说，这种吸引是一种社会吸引而不是人际吸引。”[40]科学家指出，人类文化活动存在着明显的集聚性。[41]在“小若莲事件”中，网民通过关注小若莲的命运把他们联系了起来传统媒体对小若莲的聚焦导致公众进入了新兴媒体，这时的网上传播体现的是文化关系。由此看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对于“小若莲事件”的传播以及城市公共文化建设有显著作用；同时也说明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的建设上显然还不能令市民满足。
泉州台借助类似“小若莲事件”这样的报道参与建构起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关于公共性，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的’这一术语指的是两个紧密相连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到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第二，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并与我们的私人地盘相区别。”[42]然而，在“小若莲事件”中，这里的公共性是一种结合，既是脱离了共享的公共空间，“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事件或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公众性（可见性）不再直接与对在公共场所的分享相联系，因此，事件或个人能够获得一种公众性，这种公众性不受他们能被许多人看到或听到所限制”[43]；又是阿伦特认为的大众传媒由于点对面的传播形式，掌握着控制共同性和公开性的权力。它是由这么几个部分组成的：一是向社会公众发布了小若莲急需救助的信息；二是社会以此形成了互动，在社会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小若莲事件”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三是既然是一个公共事件，以后有关小若莲的信息全部变成了公共信息；四是如何处置小若莲成为公共问题；五是通过小若莲联系到将来对这类问题的处置办法的制定；六是市民在关注公共事件的同时其公民意识得到了提升，公众身份得到了建构。
城市电视台通过类似救助性报道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必然要打通社会现实和文化意识两个空间，即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要得到帮助，市民向受助者捐献爱心，从而推动了城市公共意识的形成。爱心体现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而公共意识则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因此，这是城市电视台对于城市文化的贡献。媒体承担社会责任，捐助者做慈善，贫困者得到了帮助，城市文化得到了提升，体现了城市公共意识的张扬。由“小若莲事件”导出的“泉州市志愿服务社会应急救助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证明，它为加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提供了便利，使之有利于促进今后各类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突发事件能够快速、有序地进行处置，减轻突发事件对青少年造成的损失，也说明了泉州台在其中担负起了组织社会的责任。截至2007年5月8日，共支付小若莲住院医疗费用116028.68元，剩余爱心款273705.21元。对于剩余的爱心款，“泉州市志愿服务社会应急救助联席会议”委托相关律师事务所，遵循合法合理原则，于2007年4月联系了当时能联系到的曾经捐过款的社会热心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大家认为，各界爱心人士捐款的初衷是救助病痛中的小若莲，目前小若莲已康复，余款应纳入泉州市未成年人应急救助专项资金，统一管理，用于帮助其他急需帮助的未成年人，确保实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的初衷。[44]市民在关注小若莲的过程中实现了从私人身份到公众身份（公民身份）的转变，是个体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转变。“公民身份”（citizenship，又译“公民资格”）作为社会主体的确认，是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民”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的形态，是专指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归属，它区别于“私人”（也译为“私民”）（Natural Man）。“私民也就是个别存在的自然人，是以其个人的私欲和利益及其因自然人的身份而衍生的人际关系作为处世原则的，故私民无他，只有个人的‘权利’，没有对他人、社会的责任和义务。”[45]“小若莲事件”是城市公共文化发展的一个体现，其积极作用将辐射到未来需要应急救助的未成年人身上。而这一切，正是由于泉州台借此在社会中形成互动而在市民中建构其公众身份，促成了城市公共文化的培养的结果。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的慈善方式有了新的品种，据泉州台新闻评论《“微爱”：民间慈善的澎湃动力“微爱”：民间慈善的澎湃动力》报道，许文典等爱心人士和记者共同发起了一种新的网上捐款形式“十元微爱公益行动”，市民可以通过选择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或用手机扫描微信二维码来捐款，每次10元，既降低了献爱心的门槛，消除了捐献者的经济情况不同的心理落差，又扩大了社会的参与面，从而进一步利于公共意识的培养。电视播出救助消息，微博微信扩散，传统媒体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成为市民积极通过新媒体实现社会互动帮助他人的基本信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配合进一步扩大了救助的效率。例如，永春女孩方蓓香今年17岁，本该是花季的她却在6月被查出罹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前期治疗已经花掉了一家人的全部积蓄。万幸的是，蓓香和姐姐蓓娜的骨髓配型成功，通过骨髓移植，蓓香很有希望重获新生。然而，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高达50万，这让已经山穷水尽的一家人陷入了绝望。这时，姐姐蓓娜于2014年11月22日偶然看到了《新闻广角》一条新闻，报道石狮鸿山镇一个白血病男孩小绍均的救助进展情况。2014年7月，9岁的小绍均被确诊患上罕见的双克隆白血病。巨额治疗费将这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推向崩溃边缘。11月9日下午，小绍均的父亲邱世乾不堪压力，从六楼跳下自杀身亡。这一悲剧经媒体报道后，加上微博、微信朋友圈的多维传播，短短20天，爱心如潮，各界捐献的款项就将近300万元，远远超过治疗所需的90万元。抱着残存的一丝希望，方蓓娜打通了泉州台的新闻热线，期盼通过媒体的帮助，能和小绍均一样，挽救妹妹蓓香的生命。为此，记者找到了爱心人士许文典，共同发起了“十元微爱公益行动”。9天便收到了50万捐款，给了需要骨髓移植的17岁少女方蓓香一次重生的机会。网民取代市民成为捐赠的主体，这种“微爱”形式，成为城市电视台救助性报道在媒体融合时代的崭新形式，也是市民公共意识的体现。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将越来越成为慈善的主场，受困者将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网络和网民。这时，城市电视台将从“宣传者+组织者”的角色转变为“观察者”，向媒体的本体属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