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
外来工的主体是农民。改革开放后，他们大量地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组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大军。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而国家重工轻农的计划经济政策又造成了农民低下的经济地位。农民虽然贫穷却只得留守在其土地上。不过，摆脱经济困境的渴望还是促使农民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一次比较大面积的自主外流现象。他们怀着改善现状、闯荡未来的心态，在国家反复禁止的情况下，仍向城市、工矿乃至新疆、关东等地流动。1956年10月到1957年4月外流的农民约有57万多人。[2]它表明，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即使在政治意识形态绝对化时期仍具有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同时说明，城乡差别已经从经济政治扩大到文化层面。一个农业社女社员这样描述自己对城乡差别的感受：“我在省委机关帮工，看到干部们吃的、穿的、住的才过劲。你看他们吃的：早上点心，中午老母鸡汤；晚饭要用开水烫烫碗，说是讲卫生；饭厅里一个洞一个洞的（原作者注：指一个一个的卖饭窗口），这个洞里是卖红烧肉，那个洞里又卖炒肉丝，还有的洞里卖鸡汤；今天的包子是肉心的，明天又是糖心的，天天换着吃；到了过年过节，头一天开个条子，第二天要好些菜有好些菜。……有的在饭厅吃还不过瘾，跑到长江饭店吃，一顿就是几十块。你看他们穿的：里头是棉毛衫，外头是福禄绒的小褂裤，再是毛线衣，还有丝绵袄子，外加一件皮大氅；脚上穿的皮鞋，里面还有毛，手上有套，一个人床上迭几床花被子；睡觉还戴口罩子。我们农民粗布衣菜饭饱，还弄不到。……你看他们的小伢子，一个小伢雇一个保姆，还规定不准哭，又是牛奶又是饼干，穿得花花绿绿的。我们的小伢子一哭哭得砸蛋，屙出屎来无人管，糊得一脸的。……干部们拿薪水，拿一百多的，拿二百多的，拿三百多的，还有拿四百多的，我们农民一年累到头，只拿百把块钱，还要养活一家人。”[3]由此看出，城乡差别不只是物质现实，并且进入到心理层面形成一种文化区隔。泉州城里人把农民称作“农哥”，其真实含义并不如字面上那么亲切，而是一种歧视性称呼，通过这个贬低农民的名称以衬托城里人的优越感。城里人甚至编了顺口溜：农哥进城，担尿头名……闽南语方言“担尿”意指挑粪便，“头名”即第一名之意。早期住在城里的居民房子没有化厕，粪便都由农民来收集去作为农作物的肥料，于是这句俚语便被用来讥讽农民进城收集粪便的行为。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现代化建设热潮带来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它与农民长期积累的欲改变贫穷而卑贱命运的心态相对接，于是涌动了一场新时期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潮流。
农村劳务输出高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前往外地（特别是沿海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进城务工。那个时候，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农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迫于生存危机，这些地方的闲散劳动力把目光投向了沿海诸省市，并开始向沿海诸省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运动，形成一股民工潮，被称为“盲流”。据报道，1993年，北京外来农民工人数已近百万，该年春运期间7天内到上海的民工约10万人，而到广州的民工更是每天高达10万人。[4]“盲流”是“盲目外流人员”的简称，官方指“自主流向居住地以外地区谋求生活的人员（以农民为主）”。这个称呼最早源于中央人民政府1953年4月17日颁布实施的《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5]由于这种流动是一种非官方的个人自主行为，因此，“盲流”的这个称谓显然带有某种贬义色彩和政治歧视，并通过媒体体现出来，如泉州台的新闻《安徽等地民工盲目流入晋江县》（《泉州新闻》1989年3月15日）、《晋江采取措施、解决外地劳力盲目流入（三则）》（《泉州新闻》1990年4月18日）等。
事实上，“盲流”是“流而不盲”。他们并不需要政府的“动员”和“组织”，哪里可以生存他们就在哪里安营扎寨。得益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以及众多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泉州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通过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把引进外资和发展乡镇企业结合起来，从而使泉州较早成为经济发达地区，而本地的农民也随之脱离农业参与现代化工业生产，发展以制鞋制衣为主的轻工业。这些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工厂，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处于改革前沿地带的泉州自然成为“盲目流入”的主要地区。以下泉州台的一则春运报道足见外来工的规模：“我市道路运量和民工运量分别占全省的1/3和1/2。江西、安徽、四川、河南、湖北以及广州、深圳，我们对外来工的规模是今年春运的主要流向。”（《春运热潮滚滚来》，《新闻广角》2000年1月20日）
农民工是农民身份和打工职业的合成词，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1978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打工，由这个群体便渐渐诞生出“农民工”这个概念。他们首先是农民，具有农村户口并可能从事过农业生产，但他们又是工人，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他们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土地），但迫于生活乃至生存的压力不得已弃之而去，成为农民工——工人职业与农民身份撮合而成的共同代名词。他们文化水平低下，因此，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获得的劳动报酬很低。“农民工”这个称谓从名称到生存状况都充满着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形象地描述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这个群体的身份特征。这些既非工人又非农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农民工”一开始就由于其农民身份难以融入城市沦为社会的边缘人而处于社会的底层。当时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计生管理、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治安上。从泉州台早期有关农民工有限的报道中，如《永春抓外来人口计生工作》（《泉州新闻》1989年5月24日）、《晋江深沪驻军抢救塌方遇难民工》（1990年12月20日）和《泉州公路分局实行公路民工施工许可证》（《泉州新闻》1991年7月28日）等，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农民工的境遇和地位。
农民工流动的地方多是私营企业，私企的成长自身存在很多不健全因素，如缺少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政府由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而难以顾及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事实上是缺乏关注和服务的。在早期的传媒镜像中几乎看不出政府在外来工管理上的服务意识以及对企业劳资关系的监控意识。同时难以看到有关于外来工的正面报道。从媒体发挥监视社会功能的角度看，成立不久的泉州台在这方面缺乏参与的能动性。那时，媒体对农民工的否定性评价更多，经常把农民工作为逃避计生、危及社会治安的负面报道的主体。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石狮破获的飞车团伙抢劫案件中，案犯绝大多数来自四川、湖南、江西和安徽等地。新闻认为，“盲目流动给石狮市带来了潜在的治安隐患”。（《石狮破获飞车抢劫团伙》，《新闻广角》2000年4月11日）
文化隔阂在地理上似乎具有同构现象。与上海人说的“江北赤佬”、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扬基”（yankee）以及前述的“农哥”称呼类似，泉州人把外地人叫作“北仔”，于是这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工也常被叫作“北仔”。“北仔”，意即来自泉州地区以外的北方人——“北”由一个地理符号变成一个身份符号，由一个指称空间的符号变成一个有着深刻文化隔阂的词语。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外来农民工显然难以找到融入本地生活的途径。而没有文化归属意识的外来人口则给当地的生活、治安犯罪等带来了诸多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位于泉州西北部的永春县下洋天湖山煤矿，煤炭生产蓬勃发展，吸引了不少外来工。单是从江西来从事挑煤工作的就达4000多人。因此那里也成了抢劫犯罪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今年在该镇发生的抢劫案件占全县抢劫案件的84.6%，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程少明、余荣喜等为首的11名抢劫犯和以程才旺、邱行政等为首的5名抢劫犯都是江西省广丰县和上饶县人。还有盗窃犯杨天赐、苏奕山，一个是江西人，一个是南安县人。”（《永春在下洋召开逮捕抢劫盗窃犯大会》，《泉州新闻》1989年9月6日）
这则新闻通过对十几名来自江西的抢劫犯实施逮捕的报道框架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生活图景的一个侧面，从中我们也读出了对外来农民工的消极评价。从这则消息可知，治安问题被归咎于外来人口。除了他们自身原因之外，不能不承认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犯罪因素。“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6]这是当代犯罪学理论中西方犯罪学家关于“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重要论断。文化冲突的后果并非立竿见影。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文化上农民工一开始并非是正面形象。他们自身素质较低，据晋江市委政法委课题组《改进和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思考》（2010年6月23日）显示，在晋江外来工中“初中级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6%”。而第一代企业主大多自身素质也不高，不少原本也是从农民转化而来，凭着爱拼敢赢的精神，在管理上延续小农经济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作风。因此，农民工的工作条件、生活状况很差，居住的常常是宿舍、车间和仓库一体的“三合一”厂房。为留住员工，企业主经常采用先借给农民工生活费的方式，每月50或100元，余额直到年底再结清，而拖欠、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其中还有席卷工人工资溜之大吉的不法老板。“工人们告诉记者，这里的工人除了每个月300元伙食费以外，每个人每个月都还得留下五六百元的工资，等到年底才统一结算，这样一年下来大约有七八千元还留在老板手里。以这家工厂二三百人的规模来算，仅年底这笔资金就有100多万元。记者了解到，这家工厂已经开办好几年了，而工厂与工人之间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成立工会组织，工人的权益如何得到合法保障呢？”（记者：潘海阳、黄煜，《“岁末特别关注：工人欠薪追讨”系列报道：企业“清薪”在行动记》，《新闻广角》2003年12月24日）老板与员工双方都缺乏法治意识，两者之间的不良互动导致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生产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问题。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城乡差别演变为文化冲突，最终酿成了恶果，以鞋业闻名的晋江陈埭1997年发生的“9·21”重大火灾事故成为外来工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