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论的影响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国内的新闻专业主义建构有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框架侵入了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关于我国新闻业的相关研究成果甚至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把国内关于新闻业务的规范性话语称之为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然而对于什么是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至今仍众说纷纭。“诸多表述都倾向于将其形容为新闻从业者的一种价值追求。”[56]可以说，西方的理论框架作为一种范式，在开启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同时又束缚其研究空间，导致在话语实践中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57]。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体系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客观中立、独立性和担当社会责任”等三大话语谱系，而在如何将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建构，这种建构性话语如何“中国化”、体现“中国特色”、设定“中国标准”、依靠“中国经验”和锻造“中国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总体缺乏对西方体系“中国化”及其路径的深度研究。比如，周劲从“体制层面、行业、组织层面和专业意识、操作层面”提出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本土化的路径，认为“应该从新闻工作者树立专业意识、掌握专业的操作技能起步，进而完善行业、组织的专业规范和制度，逐渐推进新闻体制改革，层次深入，提高整个新闻业的专业化水平”[58]。这些研究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为蓝本，对国内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历史梳理并结合案例分析，从“技”的层面强调了其专业范式和组织制度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新闻更为重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观念层面的问题，它才是决定国内新闻专业主义本质的核心。二是在话语实践上，侧重于依照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对国内的新闻实践进行评判分析上，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具体个案分析上，强调国内新闻实践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错位乃至冲突，呈现出研究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倾向。
国内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如童兵、李良荣、黄旦、吴飞、陆晔等对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是一本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视角的专著，通过对传播者的研究，梳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确立、怀疑、完善、批评及修正的逻辑，从“研究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是西方新闻生产实践和传播者研究历史过程的一个基本线索，未来仍将是在这个轴线上不断展开”[59]。选择传播者进行研究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它不同于西方大众传媒研究往往从“受众”和“效果”作为起点的传统。吴飞的专著《新闻专业主义研究》通过近年来国内媒体道德失范的现象，讨论了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对职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的评价以及对职业道德现状的认识”，并分析其原因，试图“较为全面地揭示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育程度”。[60]陆晔和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传播系教授潘忠党合著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人者的专业主义话语构建》至今仍影响广泛，该成果的完成一是得益于有一批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为此深入各种媒体进行了3～6个月的调查，并且参与调查的这些学生之前还接受了田野调查的专门培训，以保证调查的有效性。这些一手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它使结论的可信度陡然增加，保证理论不至于空洞。二是陆晔和潘忠党都是新闻传播学的专家，且都具有国际视野，熟谙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他们的学术背景有助于中西比较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能够触及中国的现实。陆晔和潘忠党概括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五个特征原则：（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务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基础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61]
作为职业追求和技术规范，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专业技能规范和职业伦理等，但仅凭这个并非说它可以视同为国内的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我们可以完全照搬照套，其产生的背景以及存在的土壤与国内并不相同。例如，社会责任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中西新闻业中都受到了重视。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认为，媒体担负社会责任有六项任务：（1）为政治制度服务，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观点和讨论；（2）启发民智，使之能够自治；（3）监督政府，保障个人权利；（4）为经济制度服务，利用广告沟通买卖双方的商品和服务；（5）提供娱乐；（6）保持经济独立，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压迫。[62]为了保证记者客观、全面、如实地反映新闻事实，西方媒体还设定了一整套操作规范：（1）以倒金字塔方式在第一段简述基本事实；（2）以五个W报道（即新闻五要素：What——何事、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3）以第三人称语气报道；（4）引述当事人的话；（5）强调可以证实的事实；（6）不采取立场；（7）至少表达新闻事实的两面。[63]此外，新闻受制于广告和有偿新闻在国内外都是最受批评的。可见，在西方的理论中，除了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规范外，新闻专业主义强调了媒体的独立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需秉持的客观性和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媒体由此成为监督政权与立法、行政和司法并列的另一个力量，在西方被看成“第四权力”，也被称为“社会公器”。媒体独立性深受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视，由此可以断定，正因为西方新闻业总是受到政治和市场力量的干预，所以必须要以新闻专业主义来对其进行制约。它与国内的情况并不相同。例如，《人民日报》1956年在《致读者》的社论中说：“我们的报纸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的财产。”显然，这里的“公共武器”并非西方新闻理论所谓的“社会公器”，它与西方的“第四权力”有着本质的不同，是用来打击阶级敌人的武器。“第四权力”在中国没有土壤，不能想当然地把国内媒体作为党委政府的喉舌与西方媒体监督政府的功能相类比，更不能简单地、片面地把舆论监督看成媒体担当社会责任的体现。《人民日报》之所以改版，主要是在我国完成生产资料改造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为了克服20世纪50年代初期向苏联《真理报》全面学习造成僵化的办报模式引起读者不满而进行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西方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原因是媒体受制于资本和政党而失去其公共性和客观性，因此它才要更加强调媒体的公共服务精神，对媒体提出“客观、中立和独立”等要求，然而资本主义体制却使得“以客观、中立为宗旨的新闻理想在现实中已渐行渐远”[64]。这一点在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无视这一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就变成了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一个超语境的坐标，从而失去其意识形态性。比如有人认为，国内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科学为原则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65]。这个说法与吴飞的观点是一致的。吴飞经过研究后认为，国内的新闻业受制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因此其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靠新闻业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吴飞仍主要以西方的理论体系来衡量国内的新闻业，除了说明西方理论对中国一些学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外，还说明中国媒体作为党政群的喉舌的这个现实，并没有成为有关这个话题研究的真正起点，而是仅仅从理论进行推演。在中国文化中，“文人论政”的历史传统体现在国内的新闻发展中，便是“政治家办报”和“群众办报”。陆晔和潘忠党认为，当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有三个源头：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议政传统（如梁启超“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说）、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党报传统以及西方新闻理念的影响。[66]这三个源头深刻影响了当下的新闻从业者关于新闻理想的集体记忆和建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的强烈愿望。
因此，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相比，无论是内涵还是存在方式，国内的新闻专业主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内，新闻从业人员主体意识的提高虽然是其专业主义精神的表现，但并非对立于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将媒体的党性和新闻本质统一了起来。媒体作为一个替代性主体，并非是一个不经思考的传声筒，而是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译成市民能够接受的语言，政治话语要变成群众语言，这就需要媒体的自觉思考；同时，沟通党委政府和群众同样需要媒体的主动作为，即搭建平台，成为引导舆论的场域。“虽然记者们在文化生产场域占据的是一个低阶的、被主导的位置，他们却施行着一种非常稀有的主导形式：他们掌控了公开发表、具有公共存在、被人认识、出名的工具。”[67]尤其“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个实践场域中，传媒的公共性能够得以实现，传媒的主体性角色也能得以建构——服务公众、协调多元利益群体、促进有序表达、达成社会共识”[68]。这些都是媒体的责任担当，是其主体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