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文化

文化让时空驻留城市，在文化的分享中呈现出城市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容器，能不能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延续和繁荣。“城市文化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精神核心、一个城市的创造力品质、一个城市的社会价值观念、一个城市的行为方式。”^[19]单霁翔的观点从思想观念的高地，也就是从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与城市政治的关系强调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关键作用，揭示了人类的存在意义。各种城市研究表明，文化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明晰。就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来看，城市文化研究主要覆盖了以下范围：

第一，城市的起源问题，尤其是中西城市起源的区别。研究表明，前者是政治的因素，后者主要是商业因素。经济是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如中古时期西欧各国城市的形成，是由于市场需要、贸易需要和专业分工的需要等原因，人们慢慢地聚集在一起而最终促使城市的形成。与西方的城市化起源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早期城市的兴起受政治和军事的影响更大，“政治性之城市，到周朝就已十分明显”^[20]。因此，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政治的相关性要远大于和市场的关系。虽然中国的城市历史可以推至4000多年前的夏代，但进程缓慢，“中国的城市化在12世纪以后几乎停滞下来”^[21]。这种状况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着必然的联系。受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其市场经济是原始的、初级的，没有大的社会化分工，也就没有复杂、高级的商品经济行为。

第二，联系城市起源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Simmel Georg）在1903年发表的论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揭示了城市空间对城市人格的塑造以及对城市人行为方式的影响。^[22]他说：“在建筑物中，在由征服空间的技术带来的美好事物与舒适中，……充满着具体化的非人格化的精神。可以说，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个体难以保持自身。一方面，生活中从各方面提供给个体的刺激、利益和时间与意识的利用，非常有利于个体，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另一方面，生活是由越来越多非个人的、取代了真正个性色彩的和独一无二性的东西所构成。”^[23]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918年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这本书中用了整整三章（第四章“城市的心灵”，第五章“民族、种族、语言”，第六章“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来讨论“城市与民族”的问题。对于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斯宾格勒说：“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24]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识到经济因素或市场因素对现代城市形成的作用，并由此提出一种城市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即“这个都市人群共同体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市场作为它的中心制度，在市场以外，一个城堡（或一个特定的区域）、一个至少是部分自主的法律和行政系统，以及一种反映都市生活的特殊面貌的社群（community）形式。”^[25]

第三，关于城市文化的功能研究。如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Robert Ezra Park）于1916年发表的被称为“划时代之作”的论文《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强调：“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26]美国著名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也非常重视城市文化研究。他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看成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27]芒福德1938年发表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和1961年发表的《历史上的城市》（The City in History，A Powerfully Incisive and Influenti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through the Ages，中译本为《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至今仍被公认为世界城市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这本经典巨著的序中说的：“《城市发展史》一书的内容可以代替《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有限的历史叙述部分：那本书最初四章中的内容现在就贯穿在这部著作的18个篇章中，但篇幅比原来长2倍多。”^[28]可见，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关于城市文化的研究，它同时说明了城市文化是一个过程，也是目的。芒福德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文化生命力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可见，从城市诞生伊始，文化便植根其中，城市与城市文化其实是融为一体、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

考察中国当代城市文化断然脱离不了现代化的语境，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城市文化正在发生从传统向现代的变化，新的城市文化模式的建立尚有待时日。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历经多年封闭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即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商业化的过程，同时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传统文化面临一个巨大的革新，导致人们现实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产生剧烈的震荡。这种震荡来自于现代化所带来的价值观改变而引起的冲突，并由此在现实社会里造成种种“断裂”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2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加速了对经济因素的过分倚重，使得在资源消耗浪费、环境生态恶化、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人文精神缺失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取得的成果后，使我们在当下不得不直面和反思的便是文化的问题。

国内城市文化研究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1）城市发展。这类研究占大多数，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陈代谢是必然的，不断地研究十分重要，需要系统性、长远性和理论联系实际。这些文献分别从城市史、文化类型、文化功能和城市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阐明城市文化之于城市的重要性。（2）都市文化。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科学研究，这是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主要集中于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象上。^[30]

曾军认为，城市文化包含狭义的“城市性的文化”和广义的“城市中的文化”。“城市性的文化”指那些伴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以人口聚集而产生的文化共享需求、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便捷传播可能和以商品交换为目标的文化产品生产而出现的大众文化。比如电影大片、电视“模式”、动漫、流行歌曲、演唱会、电子游戏等等，它们作为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快感多于美感，符合快餐式文化消费的审美要求。“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的生命力。在生理学中，这个生命力可以说成是‘生理能量’。当这种生理能量被激发后，表现为一种兴奋、激动、唤起一种内驱力或动机，继而往往就表现为一种情绪。能量的流动一般都是从高往低流。快感是花费心理能量最少的生理反应。所以从快感到审美心理能量不断升高。”^[31]快餐式文化由于所需心理能量低因而更易为大众接受，对社会影响更为广泛，也因此更多地进入了文化批评的视野，受到更大的关注。这种“城市性的文化”属于消费文化范畴，受城市化、市场经济的影响更大，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以及经济全球化有密切的联系，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文化消费造成的城市文化现象。但是，在城市文化中还有更多的“城市中的文化”，它们因无法商业化而不断失去市场，因无法工业化而使手艺逐渐失传，它们因无法适应青年一代的欣赏趣味而日益萎缩。作为城市的成长基因，它们往往在城市化中被遮蔽甚至被扭曲了。为此曾军提出，我们应该把视野从“城市性的文化”中放宽到“城市中的文化”，恢复城市文化的本土性、历史性和层积性。曾军把“城市中的文化”分为四大类：一是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当地文化传统，包括古代文化的遗存和近现代的历史记忆以及更重要的是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二是城市向农村扩张被城市化了的乡村文化，通过被转变成城市民俗而得到一定程度保留，如民间工艺、戏曲、节庆习俗等；三是城市移民带来的异地文化传统，如农民工带来的；四是以市民意识为基础的市民文化。^[32]本书将主要参考曾军的划分方法，制定城市文化的讨论框架。

“城市性的文化”和“城市中的文化”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文化转变而形成的一对矛盾范畴，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现代化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在此情况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需要把“城市性的文化”和“城市中的文化”统一起来，施行城市文化的再造，方可发挥城市文化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家园”的作用，使之既是一种归属，又是文化范式；既承载了历史，又联系了未来。城市文化在服从于政治和经济的同时还有其自身的独特作用，即向市民诠释生活的意义。让他们认识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中，血缘、亲缘、地缘社会逐步为利益社会所重构，理性融进了亲情，城市文化不断沿着培养市民公共意识的方向发展，以此形成城市的公共心理基础和行为规范，这时无论是市民个体还是社会集体，都在朝着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因此，城市文化的发展，始终涉足的是一条文化政治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