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消费
随着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媒体被归入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后，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媒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势头持续高涨。利用地方文化优势，是城市电视台开拓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疆域。“创意产业、创意经济（Creative Industry、Creative Economy）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51]因此，创意产业是一种创造性地把文化转变为创造经济价值的商业运作模式。这种转化说明，媒体的产业功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经济因素被放大了。目前城市电视台产业贡献率约为各级电视台总收入的1/4。城市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国有文化单位，在促进社会效益、实现文化自觉和宣扬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同时，需要积极参与文化市场竞争，不断探索城市电视产业的发展之路。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呈现在人们眼里的城市文化，往往借助包括城市电视台在内的各种媒体来呈现和建构，在消费时代，电子传媒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化消费的发展。由于城市电视台与城市、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通过挖掘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一方面可以为城市电视台发展文化产业找到根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消费去打造城市的文化影响力。这时，城市电视台通常采用文化认同功能，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视觉符号进行文化消费的目的。例如，东西塔、老君岩、刺桐花等是泉州经典的传统文化符号；进入2000年后，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思路下，体现泉州城市的画面补充了铁观音、南少林、南音、提线木偶等带有消费特点的文化元素；如今，领show天地、源和1916、T淘园等与文创战略密切相连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又逐渐成为泉州的新地标而经常进入泉州台的荧屏。
通过传播，任何一种城市文化，都将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脱离产生它的特定社会语境，成为共同的记忆，转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具备了文化消费的符号价值。在当代，城市电视台经常借助传统符号，利用文化认同攻占收视市场。于是，传统在这里被电视媒介赋予了时尚的意义。如位于泉州惠安东部的妇女服饰，在色彩上以黑裤、蓝（绿）衣、黄斗笠为基本格局。她们穿着宽大的黑裤子和露肚脐眼的湖蓝色斜襟短上衣、包着白底小碎花的头巾、带着黄斗笠，这种穿着便于在沿海渔业劳作。夺人眼球的惠安女服饰被现代人戏称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如今，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服饰文化已经脱离了使用价值转化成为一种审美价值，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下成为“惠安女”的文化符号。“惠安女”既是惠东妇女独特服饰的代名词，也是惠安女吃苦耐劳的意义所指。这种民俗文化在历史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当它变成时尚时会以一种文化波的形式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对社会造成辐射，比如制造流行。在这里我们并非讨论时尚的意义，这种文化如何成为消费，才是我们关注的目的。王烈生认为，在时尚和文艺的互动中，文艺往往处在强势一方。文艺提供给时尚“题旨引申功能的文化素材”，有时通过“文化采借”（cultrual adoption），“在明确的利益目的支配下从文化意义采借其时尚所需要的文化素材，以最大限度地赚取时尚流行以后所带来的高额附加值”[52]。从而把传统变成当代时尚打造新的消费文化。而这种文化获得离不开传播。如果说文化塑造了惠女吃苦耐劳的形象——饱含对传统美德的赞美（这是从价值观上，从善的角度表达对惠女的赞美）之外，借助画面则赋予了惠安女另一层时尚的意义，即新的能指（关于传统的新能指见第五章第一节）。这些奇特的服饰加上秀美健康的体形开启了观众的审美空间。但是这种美感不能不说是媒体的功劳，电视参与了文化建构，惠安女形象被经常作为一个象征符号使用。例如，泉州参评“2004 CCTV中国魅力城市”时，魅力大使的造型即是惠安女。惠安女形象正是由于“美”而具有了时尚意义和消费价值。因此，城市的传统符号对于城市电视台来说，通过文化认同而具有了制造时尚、制造消费的作用，正如身着惠东女服饰的惠女形象已经成为宣传泉州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觉符号。因此，在泉州获得“最佳魅力城市”称号后，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个荣誉为惠安女增添了文化价值，然而频频使用的惠女形象，又有多少人能说不是在运用其符号消费价值呢？
文化消费是城市电视台产业发展的新动力源。城市文化一方面提供了城市电视创意的独特源泉，而城市电视台则通过影像的创造、传播和消费为城市文化催生了文化经济。据2013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与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消费性支出中的比例从1993年的9.2%增长到2010年的12.1%，超过了“衣着”，上升到仅次于“食品”的第二位。[53]文化传播通过文化消费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泉州台的《泉州美食》、《天使爱美丽》、《泉城搜go》等美食、时尚购物节目，与直接推销商品的传统广告不同，这些节目采用广告植入的方式，将所要推销的商品设置为节目情节、道具或背景，使之有机地融入节目中，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广告信息，从而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隐形推广的方式让观众几无察觉地接受了商品信息。以《泉州美食》节目为例，该节目在介绍某种美食时，有可能是在推销美食背后的餐饮机构，号召观众前去消费，这样节目也才有可能创收，所以美食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噱头，把餐饮机构融入美食文化中则很自然地将其广而告之了。此外，节目还可以通过道具的设置进行商品营销。在某一期节目中，厨师使用某个牌子的光波炉作为炊具，美食绝对离不开厨具，厨具与美食可谓是唇齿相依。因此这种搭配可谓是天衣无缝，光波炉在不知不觉中“搭车”得到了推销。媒体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利用文化的包装来获得经济回报，即在饮食文化的名义下推广消费主义，在符号价值的名义下完成文化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交换。再如，泉州台曾利用泉州本土文化资源独立或参与创作了多部影视作品，其中有融合泉州历史古迹和民间传说的纸偶片《石敢当破妖术》、利用泉州独有的提线木偶艺术的13集提线木偶电视连续剧《雪域金猴》和挖掘安溪名茶铁观音的历史传奇30集电视连续剧《婀娜公主》等，以期通过影像消费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泉州成功当选“文都”后，无形中助长了泉州台的机会。首先是承接政府的外包服务，包括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整个“文都”期间，全市共举办重大文化活动240多场，群众文化活动2万多场，县域文化特色民俗活动100多场，泉州台负责了其中的一部分，并通过这些活动同时提升了自身的文化价值。此外，“文都”产生的影响在推动泉州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产生的滞后效应提供了泉州台拓展文化产业的机会，比如布局文化旅游项目。应该说，泉州台在充分发挥组织策划和文化传播优势方面做得比较好，如举办创意集市和西街音乐节等，一起把旧面粉厂打造成市民的“文化会客厅”，让市民享受到了文化的免费午餐。这是一种正向的文化作用，通过口碑树立了泉州台的品牌形象而推高其无形资产的价值。从城市自身看，“文都”效应已经带动了泉州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比如旅游业。仅2014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泉州就接待境内外游客近230万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成。随着“文都”品牌的深入和“一路一带”战略的推进，泉州作为“海丝”先行区，可以预见，借助“文都”和“海丝”的文化名片，泉州的旅游业和会展业必将迎来一个繁荣期，若能提前布局，以国际化视野采取市场化运作，拉长产业链，借助文化建构和文化传播优势，完全可以打开泉州台甚至整个泉州新的文化产业空间。最重要的是，通过产业运作和文化消费，还将更有效地输出泉州文化、闽南文化、福建文化以及中国文化。
自从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现代化建设，媒体被推上了产业化道路之后，文化消费成为其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各种广告形式和经营活动彰显了电视台作为文化产业机构所具有的功能，同时也体现了经济力量对传媒的控制。电视媒体除了继续发挥喉舌功能外，因为二次售卖，即通过节目把观众售卖给广告商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而建立起传受双方的协商关系使电视台具有了某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虽说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获得的，但是其中所引起的消费主义也是影响媒体的负面力量。虽然党委政府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赋予了传媒宣传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并放开其自主经营的权力，但政治意识形态从来没有肯定过消费主义。然而，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迫使媒体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传媒权力，从而变相强化了商业资本对传媒的控制力，而媒体也因此不自觉地站在宣传消费主义观念的立场。在消费社会里，姑且不提劳动的异化、广告刺激消费，以及从人的自我中心、自我满足心理出发导致的消费文化盛行等，单从消费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就足以体现经济力量对媒体的侵略。这便是文化消费的大众社会心理基础。以“快感”和“身份”为出发点的消费主义构成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分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价值观念，无论是经典的共产主义精神还是马克思·韦伯阐扬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的淡化并不是其中一方真正战胜了另一方所致；而是全球性的消费浪潮、消费文化、享乐主义腐蚀的后果，而电视在其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4]这里，意识形态的扩张是以文化消费的方式达到的，就这一点看，当文化被用作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时，我们或可以说文化政治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