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解文化

自从“文化”的概念诞生以来，文化的定义数以百计。关于“文化”的研究表明，“文化”概念起源于哲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这两大传统都在确认文化与个人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在哲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真善美”、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理论”（Tabula Rasa）、福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的“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和边沁（Beatham）的“功利主义”，以及在文学传统中，从“湖畔派诗人”柯尔律治（Cloeridge），到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评论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再到英国19世纪文学思想家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学说，都显示出文化是一种理性进程，同时又是从两极分化（比如对柏拉图来说，理性代表一种新生的“内在的”高雅，但对阿诺德则变为工业化时期的“外在的”和“机械的”形式）并最终走向人类自我完善的历史轨迹。^[7]文化概念的多样性足以说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至于不同学者、不同研究流派分别从各自的甚至是矛盾的角度对文化进行阐释。因此在研究之前，有必要对与本文主题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而明确的解析，从而有助于确立文化的解释框架（关于框架的讨论见第三章）。

首先，文化是人化，人的存在决定了文化的存在。没有人，文化便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没有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性存在。如果缺乏文化，人类就不会成为高定（Golding）《苍蝇王》（Lords of the Flies）书中，恢复了动物智慧的野蛮人；他们也不会是启蒙时代原始主义所指称的自然贵族，甚至也不会像古典人类学理论所暗示的那样，是具备天赋但却不知为何无法找回自我的猿猴。”^[8]可以断言，因为有了人，一切与人有关联的物质、精神方面的东西都是文化。这一点可以以自然与风景的关系来进一步解释人在文化中的作用。正如在没有被人发现之前，自然只是自然，只是一种存在。当有了人的观赏和审美的时候，这些自然才成为风景。从自然到风景，其中的关键作用正是人类的参与。在这个解释框架里，人被视为文化的主体，文化成为一种人的行为或实践，从而赋予行为对象及行动本身以意义，并由意义进入到非物质层面，占领人们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文化的过程。它同时也说明，文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文化在作为动词时也被称为“文化化”），体现的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文化成为联系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领域的方式，是因人而展开的一切东西。所以谈论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说人本身。

其次，文化是符号化。符号是人类从“自然”到“文化”的象征性转换，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符码，人类反过来又通过符号的世界来认识自身、认识社会和认识自然，并且一代一代地将这些知识传承下去。与此同时，符号化又是一个理性化、抽象化的过程，在一个个感同身受的过程中逐步剥离出意义，成为一个个抽象符号，再借由符号所贮存、流通和传播。符号化既是人们的社会化生活方式，也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对于文化来说，符号的介质便很重要。在传播史上，体现为媒介的符号介质的变化深刻地对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再到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体现了人类摆脱动物性、不断走向更高级文明的发展历史。媒介的发展史表明，时空随媒介科技发展逐步缩小，不断开创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符号及其媒介的持续革新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历史是城市记忆的堆积，符号记忆是城市文化的手段。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符号学表明，人类运用符号创造了文化。“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作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9]同理，只有通过符号才有可能呈现出一座城市的变迁及其社会的发展。所以，文化寻根的意义即是在城市历史的基础上发现城市文化，为人类寻找到一个精神家园。芒福德（Lewis Mumford）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10]芒福德这句话不仅点出了城市文化的符号记忆问题，还指明了文化凝聚了人类在城市中的文明史，并通过各种符号介质表现出来的事实。因此，美国哲学家、散文家、诗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说的“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就是这个意思。城市记忆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存在，如档案馆、博物馆，如史志，如散落民间的实物，如口传文学，甚至包括诸多互相冲突的私人记忆，如书信、日记等。冯骥才先生说：“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遗产，也有口头的非物质遗产。”^[11]在当代，城市电视台以其深入城市、靠近主流和音像具备的优点成为承载这些记忆的最好的容器之一。

再次，文化是文明化，它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文化”概念诞生时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普遍认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派创建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是研究“文化”的鼻祖，他说：“文化或文明，在广义的民族学上的意义，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由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所构成的复合体。”^[12]泰勒着重强调文化进步积极的一面，一语中的地指出了文化的目的。在这里，文化的含义等同于文明，它也是主流欧洲语言学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西方“文化”概念出现于18世纪后期，正好对应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这时的社会结构和品质均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都市化的人口聚集也进一步诠释了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进步。可以说，“进步”是当时欧洲关于文化的一种意识形态。人类从农耕的、游牧的状态逐渐安顿于城市，是一个摆脱野蛮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正是文明化。城市化或称城镇化，是“指人口、用地和经济、文化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13]。城市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历朝历代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艺术以及各式各样的市民生活形态的沉积，成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巨大容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说过：“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14]虽然城市文化与城市唇齿相依，城市文化与城市休戚与共，然而各种形态的城市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一方面，从城市的发展史看，既没有一个现成的城市促使人群的汇聚；也没有形而上的城市文化诞生于城市之前。城市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孕育和反复塑造，通过文化基因的遗传和外来因素的不断冲击甚至突变才逐步形成的。比如改革开放政策就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催化剂。由于党委政府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于是在城市文化中经济的因素便很突出。另一方面，历史与文化又是正相关的，历史文化从来就是城市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基本元素。比如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形成了世界城市中罕见的厚重而正统的儒家文化积淀。由此也说明，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因此对于文化的理解，也需要历史的观点。

复次，文化是共享，包括物质文化的共享和非物质文化的共享。这是人类在文化认同下的自我定位和相互确认。通过共享符号意义和彼此互动，人们结成了一个能够自我繁衍和发展的世界。文化共享包括三方面含义：第一，文化是可以分享的。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对于人类自身来说都是可以分享的。第二，文化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化特别重要。无论是符号化还是文明化都在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目的的，符号化是手段，文明化是目的。符号化的过程既是抽象的过程，也是意义形成的过程；文明化则是意义体现的过程。“文化的存在取决于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符号是指一群人所认可的任何能有意义地表达自身之外的事物的东西。”^[15]人类之所以可以分享生命中的喜怒哀乐，就在于对其文化意义的共享。所以，意义是文化的核心。关于符号的文化意义，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曾举例说明：在一项有关判断学前儿童的种族歧视倾向的研究中，“孩子们倾向于把浅肤色的人和正面故事联系在一起，而把黑肤色的人和反面故事联系在一起”^[16]。这个例子还说明，文化是有意识形态的，它是文化政治（关于文化政治见本章第三节）形成的基础。第三，文化寻求认同。由于文化是有意义的，因此，只有在认同的情况下文化才是可以共享的。这就是文化认同在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化认同是在共同的语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地理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它是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17]对于方言区的人来说，会不会使用方言通常成为判断本地人或外来人的标准。反过来，文化又具有排除效果。例如，对于外地人，本土文化或将产生区隔的作用，它把外地人排除在本土文化之外，外地人因无法融入而难以认同本土文化；而本地人因不认同外地人而不认同其文化或因不认同其文化而不认同外地人（两者是相互交织的），于是无法认同的文化就有可能产生冲突。所以，文化的目的倾向于在一个能够共享的系统里才能实现。

最后，文化具有双重性。从哲学起源看，文化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进步作用，强调文化的社会性；文学起源则着重于文化个体自身的完美。“文化”作为一个概念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与当时社会的繁荣有关，如果以这个概念诞生的时代来考量，可认为是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词汇。文化因此具有了“进步”的积极含义，表示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生活品质的极大提升。然而，“进步”的另一面是带来对传统的颠覆和破坏，城市里矗立起的高楼大厦掩盖了对历史的摧毁，都市化人口的大量聚集威胁到了田园牧歌般的美感，信息技术的发达导致人们内心的日益孤独和压抑……于是一些文化精英发出了对文化的呼喊。这时我们看到了现代性文明对文化的反作用。此外，工业时代的机械复制使艺术成了商品，文化因而具有了消费性的一面。英国伯明翰学派的著名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以电视为例说明，与普通商品只在金融经济（financial economy）领域中流通不同，文化商品除了在金融经济外，还可以同时在与之并不相同的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中流通。而在文化经济这里，“所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pleasure）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18]。文化商品和文化消费的发生逐渐形成了文化经济。菲斯克关于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的理论又被称为“两种经济”理论。高效率的工业化大生产在创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让他们在文化消费中认识文化、增长视野。在当下，意识形态正随着文化消费不易察觉地蔓延和渗透，其基础就是可资利用的文化，文化消费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动力源。于是，文化双重性的轮廓便越来越清晰了，即本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抑或精英主义和世俗主义，审美和快感，理性和感性，保守和发展……这一对对看似矛盾对立的观点发生在文化身上无法分离、同时存在，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情况，对这两个方面因素的控制，便是一种文化政治。

理解文化的上述五个方面是认识城市基本而关键的理论框架。人、符号、媒介、文明、文化认同和文化化一直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内容。人不仅是城市的主人，也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和分享者，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存在于城市中，由建筑、书籍、影像、档案、习俗、方言、音乐艺术等各种符号形式存留下来，呈现出文化的多姿多彩。同时，由于文化身份认同，在文化的创造、传播和分享等方面也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比如“他者”现象，进一步说明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区分。这种文化确认，既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又是城市矛盾的源头，比如没有文化归属意识的农民工（关于农民工问题本书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尽管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却也给城市带来了其他问题。此外，文化的双重性表明，文化消费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持续而广泛，城市文化正在由于文化产业的兴起而发生重要的改变。因此，上述五个方面不只是理论基础，还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没有把文化当成某种本质主义的、固化的、一成不变的观点，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化的内核进行思辨的解析，在此基础上理解文化，我们才能够进入城市，进入本文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