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再发现
多年来，城市电视台推出方言节目、运用方言播音已成流行之势，如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广州电视台的《新闻日日睇》、福州电视台的《攀讲》等。从城市发展的情况来看，作为通用语的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电视在培育少年儿童的普通话水平和习惯以及市民交际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语言共同体中都存在方言（dialect）和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共生现象。在某个地域中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交流中既能使用方言又可使用标准语言，这种现象称为“双言现象”（diaglossia）。也正是这种“双言现象”的存在，使方言作为信息载体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传播成为可能。[18]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地方文化载体的方言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在相关政策的作用下逐渐萎缩。因此，方言在城市化中地位不断弱化的情况，与方言电视节目的兴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泉州台闽南语频道开播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其市场份额占据了泉州电视台四个频道总份额的一半，而同期以闽南语节目为主体的厦门卫视也占据了厦门电视台收视份额的三分之一。这是城市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的新景观。不过，它也反映了城市电视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某种尴尬处境：即媒体理应采用通用语以达到更广的传播效果从而占领收视市场，但是方言却又因为贴近普通市民百姓而具有更好的收视效果，让媒体对其另眼相看，这种情况自然引起学界和业界的思考。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近几年关于谈话类节目、方言播报节目分析的期刊文章和学术论文并结合部分图书的情况来看，有关方言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持反对方言播报形式的观点，认为方言类新闻节目反映的是对新闻媒体本土化定位的错误理解，既不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也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社会文明进步；也有人认为，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言终将被共同语所替代，选择汉语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作为基本工作语言，才能更好地实现舆论与文化的健康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是赞同方言播报形式的观点，认为方言向来是汉民族古今共同语（雅言、官话、普通话）的重要养分，普通话在发展的过程中正不断地吸收南方方言的有用成分，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也有人认为，方言节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电视节目形态，由于采用方言播报语言，具有平民化特征和较高的地域文化价值，因此获得良好的收视率，方言节目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事实是城市化没有促使方言文化走向繁荣，相反，便于交流的普通话则成为城市特别是新兴城市的通用语言而抑制了方言的传播。比如处于方言区的厦门、东莞和深圳，其普通话就普及得很好，成为市民主要的交流用语。于是，处于方言区的城市电视台开设方言节目甚至方言频道就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把“传统”的能指变成当下新的能指，进入不同的领域会产生不同的所指。正如传统文化被用作文化资本一样，正脱离古典意义而浸染权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对待文化的态度更加透过对文化的使用体现出来，就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文化作为公共事业是一种态度，以文化打造产业又是另一种态度。于是，传统在作为符号运用时，它起码要具备两种价值之一，即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方言节目在城市电视台的兴起就是一个“传统”新能指在文化扩张方面的努力。因此，闽南方言的复兴，有着清晰的时代背景。
城市电视台开设方言节目的初衷是为了把党政声音传达给每一个受众（包括不会普通话、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众），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实现政治目的。同时，方言对于维系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泉州听到会说闽南话的人，便大致可以断定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泉州方言是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等传统戏曲艺术的语言工具。作为泉州人重要的交际工具，闽南方言为泉州城市文化的创立、丰富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泉州文化的向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当弘扬地方优秀文化被提到了建设先进文化的政治高度时，方言自然也就进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视野。
对于闽南方言来说，它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即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闽南方言是随着历史上闽南移民东渡台湾而传播到台湾的，如今它已普遍通行于台湾全省大部分地区。从台湾全岛使用闽南话的人口比例看，目前台湾岛内使用闽南话的人口多达1800万，约占全省人口的80%。闽南话可以说是台湾的主要方言。因此，闽南话对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反对台独势力的“语言台独”具有重要的意义。（《[今日关注]是“闽南语”不是“台语”！》，《新闻广角》2003年1月21日）。“地域文化总是方言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的方言传播现象执行的是对所在地区的载域文化的一种认同，体现的是方言的整合力，地方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媒体的传播得到了确认。”[19]福建与台湾仅一水之隔，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闽南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体。台湾盛行的许多文化活动源自于泉州，如台湾民间普遍的祭龟风俗就是在明、清时期发源于泉州农村，后来由移居澎湖岛的泉州先民带去那里，结果风气大盛。这种闽南民俗在海峡东岸保存的更为完好，反而交流到泉州来。祈福“泉州、澎湖”两地民众平安吉祥的澎湖“乞龟”民俗文化活动多年来一直在泉州天后宫举行，泉州台数次现场直播该活动。近几年来，泉台两地经贸往来密切，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泉台两地电视传媒多次组织新闻采访团互访参观学习。可以说，泉州台在对台电视宣传和闽南语电视节目创作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开办闽南语频道，加强对台宣传，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城市电视台没有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的优势和气魄，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资源，但是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方言节目倚重的是地域上的接近性，由此也成为占领本地收视市场的重要策略。因此，城市电视台开发方言节目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媒体差异化战略的需要。当今，中国电视竞争激烈，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的一席之地，各城市电视台就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走本土化的路子，努力开发本土文化资源，办出自己的特色节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斯科佩克（Skopec）认为，一个文化存在的最明显标志是“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的使用。[20]电视媒体正是运用了方言这种“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实现传播语言的差异化，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竞争工具。
二是媒体分众化的策略需求。大众传媒的受众理应是越多越好，但是由于竞争激烈，媒体不可能争取到所有的受众。随着对受众的定位由大众走向分众，再由分众走向小众，锁定特定受众，占有特定市场便成为电视发展的必经途径。对城市电视台而言，方言贴近本土受众，方言节目在获得文化认同、培养受众的忠实度方面具有神奇的作用，“就其实质而言，方言作品是在去中心化过程中，力图使方言中心区的语言又重新得以中心化，重新获取权威和合法化地位”[21]方言节目是市场细分的一个空缺，地方电视台必须占领这个阵地。
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方言只是某个特定地区内的有效传播语言，也因此制约了进一步传播的范围。随着我国城市化浪潮的推进，农村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人们迫切需要有效的沟通，而方言这种局限性经常成为人们沟通中的障碍。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同样不容动摇，在这种形势下方言不仅不可能得到发展，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
尽管这样，方言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并没有因为失去交际功能而一蹶不振。值得注意的是，方言除了是交流的语言之外，更是一种文化。在方言的运用中，包含了一定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等信息，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知识形态及构成方式”[22]。例如，闽南方言在千百年来的演变中，生成了现代汉语所没有的不少俚语，像“水流破布”用来形容做事慢吞吞，“有七无八”表示没有的事情，“空嘴哺舌”是没有证据的乱说，“茉莉花笑”指甜美的微笑等等。这种言语方式植根于闽南当地的文化土壤，因此说，国内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祖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泉州传统文化中的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歌仔戏、南音、答嘴鼓（流行于闽南地区和台湾省的一种喜剧性的说唱艺术。亦名触嘴古、拍嘴鼓或答嘴歌，台湾人民至今叫触嘴古）等等戏剧戏曲形式，更是深深扎根于闽南方言之中。闽南方言的文化功能不仅体现在传统文化承载上，它对研究古汉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汉语发展史一般是这样划分的，汉代以前为上古时期，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至宋代以前，元代以来称为近代和现代。闽南方言由于保留了较多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语音、词汇等上古、中古汉语的特点，被许多语言学家称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泉州方言又是闽南方言中保留较多上古汉语特点的方言，它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面都有许多跟上古汉语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些特征在闽方言之外的其他汉语方言中已基本不存在。“从先秦的《诗》、《骚》到六朝的笔记小说，从唐宋的诗、词到元明的话本戏曲，无不在泉州方言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形成了多层次的古语积淀。”[23]因此，泉州方言这一活化石对研究探索汉语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及其表现形式，还是这种文化得以传播的方式。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先生认为，方言“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24]。著名语言学家周振鹤教授和游汝杰教授通过大量的历史史实和方言现状研究后认为，“历代移民是汉语各南方方言的历史渊源，也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主要成因”[25]。闽南语就是流行于福建南部、台湾、潮汕、雷州、海南、港澳等地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方言。历史上中原人两次大规模的南迁带来的汉语和当地闽越少数民族方言相结合，在唐末五代形成了定型的闽南方言系统。法国语言大师马伯乐曾认为，闽南语是世界上特别古老的语言。[26]后来由于人口的迁徙，闽南语也随之向广东、台湾等地散播。因此，闽南语形成的历史悠久，现在仍保存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许多特点，保留着许多古汉语的读法，其语法表现为与现代汉语相反的顺序，如“日历”在闽南语中表述为“历日”，“台风”为“风台”，“客人”为“人客”，“前头”为“头前”，“花菜”为“菜花”，“母鸡”为“鸡母”等。一旦脱离了泉州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泉州方言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依据而在文化特点上出现变异。例如，早期泉州人通过海路迁移到世界各个地方后，虽然其闽南方言的母体特征不会改变，但他们说的泉州方言会因为结合当地语言和文化而出现变化。所以，在考察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闽南语时，总是无法回避母体——泉州方言的语言特征。可以这么说，泉州方言一直伴随着泉州人民的实践活动，凝聚着泉州人民的心血和智慧，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目前全世界操闽南方言的人数超过6000万。[27]透过闽南方言，还可以看到绚烂多彩的海洋文化。
作为城市电视台，身处在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环境中，早些年的城市媒体在宣传本土文化、促使本土文化传承方面的作为捉襟见肘。一方面，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囿于自收自支政策的媒体把对传统文化的宣传仅仅视为政治任务，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仅靠媒体自身的力量难以满足所有公共文化的传媒服务，因此主动介入、策划的少。例如，戏曲节目的受众范围很窄，大多限于老年朋友，无法给电视台带来收益，但作为政府的喉舌，电视台又不能完全抛弃这类节目，于是只好将这类节目安排在边缘时段播出。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浮躁，传统文化的价值难以得到开发，尤其是其文化资本转换的可能性还未能有效体现从而难以得到重视，文化消费在国内刚起步，所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藏在深闺无人识，甚至有些传统文化正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城市化的发展而成为“记忆中的乡愁”，比如泉州的打城戏以及脱胎漆器、剧装道具、传统竹编、彩扎、蓝印花布等。泉州台也在尝试拓展一些方言节目，除了方言新闻栏目外，还有1994年的《泉州地名寻古》系列专题片，1995年的《欢乐歌友》、《闽南语歌曲比赛》，1998年的《泉州讲古》、《泉州美食》和2002年的《方言报道》等等，这些节目、栏目有的流行一时，在短期内获得过很好的收视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八集方言系列专题片《泉州地名寻古》，该系列选择了棋盘园、打铁巷、孝感巷、曾井巷、礼谅巷、贤相里、指挥巷和马路头等八条街巷进行拍摄制作。这八条街巷在泉州已有千百年的历史，每条街巷的故事都充满历史传奇和文化底蕴，引人入胜。以今天的视角看，这个系列专题片已经具有了“季”的雏形，八集全部拍完、制作完后才播出，每周播出一集，每集的表现手法都不相同，综合了情景再现、说书、舞蹈、歌曲、书法等各种艺术形式，使节目充满可看性，轰动一时。
城市化、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早期的方言节目使人产生呆板俗气的刻板印象，例如方言版的《泉州新闻》栏目，主持人基本采用文读的方式播报新闻，缺乏对象感、交流感，太书面化，导致有时候本地人反而听不懂而颇受诟病。这也是闽南语节目不太受关注的原因。此外，闽南文化自身发展缓慢，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闽南语歌曲为例，年轻一代追求时尚，喜欢快节奏，而近些年来闽南语歌坛却鲜有佳作，风格也没有创新，多是男女离别的苦情之作，这与所谓新新人类的精神诉求更是格格不入。于是闽南语歌曲没落了，闽南语节目也随之沉寂了。2014年6月3日，泉州台在台北主办了两岸闽南语歌曲未来发展研讨会，针对闽南语歌曲的式微，两岸知名闽南语词曲作者、歌手、音乐制作人、唱片公司代表、媒体人和专家学者近百人汇聚一堂，就扩大闽南语歌曲市场空间以及文化影响力集思广益。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从国家层面确立了闽南文化的重要地位，由于承载闽南文化的需要，泉州台在传媒意识形态中必然加大方言的分量，闽南语频道即是力证。
随着社会政治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方言节目开始受到青睐，娱乐化成为其新的姿态和新的价值。广东、浙江、上海、四川、湖北、湖南、陕西等地都有方言电视节目，并且类型逐步多样化。具体表现为用方言播报新闻、方言电视小品节目、方言电视综艺节目、方言版家庭系列情景剧、方言版电视剧以及方言配音电视剧等。方言拉近了地域观众和电视的距离，因此这类节目都收到了很好的收视效果。如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是开办得比较早的方言短剧栏目，它用浓郁、地道的四川话演绎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当地观众称赞其“比电视连续剧还要好看”，连续11年创重庆电视台文艺栏目收视率之最，是重庆地区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唯一进入全国前十名的栏目。[28]除了《雾都夜话》，重庆卫视新增的方言节目《生活麻辣烫》一开播就冲上了当地收视榜的前三名。四川卫视也有多档方言节目，如《串串香》、《天府食坊》、《经济麻辣烫》等。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方言节目组成了大军浩浩荡荡冲向屏幕，场面蔚为壮观。而在闽南地区，闽南方言电视节目也由原来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方言节目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方言的“陌生化”效果带来的审美趋势以及对通用语的心理倦怠。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美学名词。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这种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而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这就是“陌生化”效果。艺术是事物“陌生化”的手法，赋予其复杂化形式，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其中，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增加审美快感。[29]城市化造成通用语普通话对方言的冲击，方言在广电媒体上反倒成为小众语言。然而，方言“陌生化”并非是其“艺术的技巧”的提升，而是日常生活的审美现象产生的“陌生化”效果。被人们逐步遗忘的方言，因其“陌生化”却产生了审美快感，电视媒体对方言的运用使得这种快感得以传播而被人们分享，分享这种快感的结果就是普遍的娱乐，方言与电视媒体的结合使电视方言节目具有了娱乐功能。方言电视节目的审美快感包括：第一，新鲜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普”，人们对电视中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播音方式早已麻木了，突然看到方言节目，马上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自然吸引了不少眼球，如泉州台方言电视新闻栏目《新闻相拍报》。“相拍报”在泉州方言中是互相告知的意思，该栏目将闽南话作为播报新闻的工具，采取“说新闻”的方式报道都市生活中的趣闻，注重信息与娱乐共享，充满了底层的乡土气息。第二，贴近性（或怀旧感）。方言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它承载和记录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的情感，所以，方言电视节目由于文化认同很容易被这个环境中的人们所接受并产生共鸣，形成自我认同和环境认同。根据传播学的选择性定律可知，受众优先接触、理解和接受与个人既有的经历、文化背景和相似经验协调一致的信息。例如闽南语栏目《泉州第一炮》定位为泉州文化，栏目推出的《泉州人五月节的习俗》（2007年6月20日）介绍了石狮蚶江的海上泼水节和晋江安海的嗦啰莲民俗。五月节即端午节。海上泼水节和唆啰莲民俗都是泉州本地的端午节习俗。石狮市蚶江镇与台湾鹿港对渡。每年端午节两地人民都会身披盛装，同江竞舟泼水，交融情谊，逐渐形成独特的民俗。嗦啰莲民俗自古就很热闹，端午节期间，采莲队伍穿行在大街小巷中，如果户主在门口放炮，就是请采莲队入户采莲，辟邪纳吉，这时队伍中的“花婆”就会过来念“四句”：“龙王采莲采向东，主人钱银用不空；龙王采莲采向西，主人珠宝满厝内；龙王采莲采向南，主人财源通龙潭；龙王采莲采向北，主人黄金顶厝角！”如果是商号，就祝大吉利市、生意兴隆；若是民居，就祝兴旺发达、平安吉祥。方言不但是一张意蕴丰富的地域“文化牌”，还是裹在新闻外壳上用于吸引眼球的花哨“包装纸”。第三，趣味性。方言中的一些俗语、俚语、歇后语及歌谣、“四句”，包含了民间的智慧和经验，这些语言往往句句用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诙谐有趣。泉州有许多童谣，既包含了泉州的地理掌故，富有知识性，又朗朗上口易于诵读，充满趣味。同时，它们也是泉州人共同的儿时记忆，充满了浓郁的“乡愁”，比如《天顶一块铜》。
天上一块铜，掉下来压着人。
人要跑，压着狗。
狗要吠，压着柜（石臼）。
柜要撞，压着经（庙）。
经要起（盖），压着椅。
椅要坐，压着被。
被要盖，压着鸭。
鸭要钛（杀），压着死奴才。
死奴才不担水，抓去拆作四五腿。
这首歌谣用押韵及由韵展开的联想，形成意象和动作，其逻辑没有必然的联系，纯粹是搞笑目的的“无厘头”。
此外，注重互动性也是方言节目更具娱乐化的重要手段。如《泉州第一炮》中的猜谜环节和《唱歌拼输赢》中的PK环节等。
所以说，方言节目在当下衍生出的功能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