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成就框架
在新闻中进行成就回顾和展示是城市电视台政治宣传的典型做法。城市现代化成就是城市领导者带领市民贯彻政治意识形态的积极成果，亦可看成是城市党委政府的政治成果（简称政绩），总体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包括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等多方面的进步。政绩宣传在展现党政正确领导的同时，还带有寻求市民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认同的目的。借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建构”。泉州台试开播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有逢五逢十要庆祝的习惯，因此，泉州台通过推出系列报道《十年改革话泉州》（标题如下），以展示泉州现代化成就的方式来纪念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事件，从而开启泉州现代化成就报道框架的先河。
专题系列报道：十年改革话泉州
1988-12-31 《话泉州》之一：磁灶镇陶瓷建材业的崛起
1989-1-4 《话泉州》之二：永春桃源开发山地致富
1989-1-7 《话泉州》之三：石狮乡镇企业中的“三强”
1989-1-11 《话泉州》之四：凤华安星在安溪竞相争辉
1989-1-14 《话泉州》之五：陈埭洋埭工农业齐头并进
1989-1-18 《话泉州》之六：滩涂养殖业
1989-1-21 《话泉州》之七：新兴的泉州电子信息工程
1989-1-25 《话泉州》之八：泉州外向经济热
1989-1-28 《话泉州》之九：在改革中腾飞的泉州手套厂
1989-2-1 《话泉州》之十：泉州兴起石板材业
1989-2-4 《话泉州》之十一：永春漆篮篾香漂洋过海
1989-2-6 《话泉州》之十二：泉州港的建设进入中兴时齐
1989-2-8 《话泉州》之十三：水暖器材之乡——仑仓英都
1989-2-11 《话泉州》之十四：庄内村文明建设见成效
1989-2-15 《话泉州》之十五：电力建设再打翻身仗
1989-2-18 《话泉州》之十六：泉州戏曲十年硕果累累
1989-2-25 《话泉州》之十七：日趋兴旺的泉州商品市场
1989-3-1 《话泉州》之十八：铁观音故乡安溪茶香歌甜
1989-3-4 《话泉州》之十九：泉州乡镇企业发展新趋势
1989-3-8 《话泉州》之二十：泉州农村生活见闻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泉州投入的建设资金很少，因此，泉州的国有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的生活水平偏低。到1985年时泉州地区的生产总值仅为25.1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493元，全市财政收入不到2亿元，农民纯收入为408元，全市城镇化水平在1990年才16.33%。[8]改革开放后，按照国家大政方针，泉州市委市政府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泉州的经济由此起飞，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是党委政府的显著政绩。从上述系列报道的标题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报道与经济建设有关，充分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媒体报道覆盖的范围越全面，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就越明显，由此可见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和媒体的作用。由于改革开放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化”意识所统领，这种采用系列报道，从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通信、城建、文化、精神文明和生活水平等多角度全方位体现政治经济文化等现代化建设成就进行主题式宣传的报道方式，成为一种新闻报道框架，即现代化成就报道框架（简称“成就框架”，下同）。
成就框架是城市电视台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译”，目的是让人们认同城市政治文化，把观众建构为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市民。李希光指出，新闻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观念框架、意识形态框架和知识框架的翻版”[9]。此时，城市电视台的成就框架潜藏文化认同的诉求，即在“我们的”电视台上反映“我们的城市”成就以唤起共鸣。因此，这种框架具有隐蔽性、延续性和可操作性，其影响广泛，几乎渗透到后续所有与城市建设相关的成就报道中。与新闻范式相比，框架理论的合理性在于以文化的方式适当地解释了意识形态效果。新闻框架在梵·迪克（Tenu A.Van Dijk）看来也是一种新闻图式（news schemata），即“新闻的常规形式和常规范畴”，据此我们有机会了解“新闻价值和意识形态在制作和理解新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众所皆知的角色”[10]，进一步考察政治文化的走向。
典型宣传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系列报道《十年改革话泉州》试图利用典型宣传发挥政治示范作用，以身边的具体事例来反映泉州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如永春漆篮、安溪茶香等）。但是此时的新闻框架在宣扬政治意识形态时采用的是宏观叙事的方式，新闻中并没有“人”的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建设方针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是我们却无法从人的主体性上读出这个感受。如“庄内村美人更美。几年来，庄内村坚持在群众中破除封建陋习，树立新风尚。记者走遍村南村北，见不到一座供奉鬼神的宫庙。据了解，庄内村群众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做‘佛生日’[11]，被赞誉为‘鬼神不敢光顾的地方’。而在村前山坡上，却有一座新建烈士墓。这是前年村干部和群众为缅怀革命烈士功绩，教育下一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而动手建造的。”（《〈话泉州〉之十四：庄内村文明建设见成效》，《泉州新闻》1989年2月11日）这样充满政治话语的报道方式见事不见人，是城市电视台建立初期的做法。“越是重大的新闻，越是没有个人化的故事。”[12]
于是，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宏大话语之下，新闻事件反倒退到了主题的后面。从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来看，无论是代表权力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化身，城市领导人通常只是一个主体的象征符号，而政治意识形态建构才是报道的目的。事件以及其中的人物全部化成镶嵌主题意义的背景。沿着相同的思路，这种报道方式贯穿于各种题材的新闻报道中，包括民生、表扬、曝光和灾害等题材的新闻。正如在有关捐款的好人好事报道中，被捐助对象往往成为衬托捐助者高尚行为的背景，由“人”变成了“物”。在这样的新闻框架里，捐助事件的重要性不是通过被捐助者个体的命运、遭遇体现出来，而是通过他人的行为（捐助）来体现的，而捐助者的行为相对于受助者来说更为重要。这时的传媒意识形态是正面宣传的喉舌思维。即使捐助者受到了表扬，政治意识形态所要建构的最终是市民受众的认同意识。而当新闻的意义在于歌颂好人好事时，被捐助者困境的根源也就被忽略了。
当媒体作为单纯的党政喉舌时便没有了与受众的互动，没有对话，在观众中缺乏主体间性，形成不了舆论场，不利于文化的建构和培养。在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当时的政治文化表明，人民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同质性概念，他们之间没有意义沟通以统一意志的必要。或者说，这种政治文化潜在的前提其实很清楚：作为权力机关的党委政府已经代表了人民，所以在党政与人民之间没有分歧，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传媒镜像中都是同一的，这种单向传播必然射中“靶心”。城市电视台的政治话语被理解为人民心声，受到赞同，引起共鸣。它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段历史的社会状态，“人”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于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其主体性是缺失的。这种成就框架的例子再如庆祝国庆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侨乡巨变》（标题如下），简洁全面地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泉州所取得的成就。“巨”字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宏大叙事的话语方式。此时的传媒意识形态仍然为政治意识形态所统领。“制作新闻的方法和对外部新闻来源以及文献的依赖导致了记者们都带着意识形态去描绘这个世界。”[13]
1989-9-20 侨乡巨变一：泉州现代化工业已初具规模
1989-9-23 侨乡巨变二：泉州农业全面稳定发展
1989-9-27 侨乡巨变三：乡镇企业
1989-10-1 侨乡巨变四：水利水电硕果累累
1989-10-4 侨乡巨变五：四通八达的泉州交通邮电
1989-10-7 侨乡巨变六：发展中的能源建设
1989-10-11 侨乡巨变七：日新月异的泉州城
1989-10-14 侨乡巨变八：昔日繁华商业城商贾云集今现
1989-10-18 侨乡巨变九：泉州重新走向世界
1989-10-21 侨乡巨变十：繁花似锦的泉州文化事业
1989-10-25 侨乡巨变十一：繁荣昌盛说侨乡
1989-10-28 侨乡巨变十二：侨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虽然这些报道发生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但仍可以感受到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文化遗风：宏观上强调公众的整体利益、微观上实际忽视个人利益。例如，“解放前，我市工业几乎是空白，至解放前夕，市区仅有织布、卷烟、锯木、铸锅等几个濒临倒闭的手工作坊。1949年全市工业产值只有2000万元。解放后，经过40年的建设，现已形成以市区为中心，以轻工业为主体，国营、集体、合资合作、民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拥有服装、纺织、食品、机械、化工、建材、陶瓷、煤炭、工艺、电力等十大行业35个门类。”（《侨乡巨变一：泉州现代化工业已初具规模》，《泉州新闻》1989年9月20日）。此时的成就框架同样是受其政治意识形态所统领。城市电视台的喉舌意识即舆论的导向意识，它规定了城市电视台的传播内容，党政领导、建设成就、文明新风和先进人物是城市电视台报道的主要题材。宏大叙事、人的缺位成为当时成就框架的传统做法，此时的文化等于政治，传媒意识形态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
由上可知，不同时期的宣传重点尽管有所不同，但是“现代化”的思路没有变，依然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群众的生活水平等几个方面进行集纳式宣传，其核心是经济建设成就，政绩宣传作为一种框架或者图式基本不变。只是宣传的方式会随着政治文化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虽然城市党委政府一如既往地重视宣传工作，但是对于宣传效果的重视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超过了从前。效果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变化在国内体现为对政治传播及其理论研究的重视。
中共宣传研究在新时期发展为政治传播研究。“宣传”在新闻传播中研究的权威定义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宣传，是运用语言、符号等种种表意工具，以控制和影响多数人的思想和感觉，从而达到一定目的之一种企图。”[14]因此，宣传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目的是将民众建构成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主体。政治传播在国内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兴起后，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1991年邵培仁主编了中国大陆第一部《政治传播学》，建立了专门的理论体系。学界对中共的宣传研究有过一些成果，如林之达的著作《中共共产党宣传史》（1990）、沈一之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学概论》（1988）、向在仁的《宣传学概论》（1988）等，还有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宣传思想方面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但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则不过一二十年时间。如李民等著的《执政党直面传媒》从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角度深化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央党校宋黎明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研究》（2007）[15]从传播渠道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国内的政治传播研究分两类，“一类研究是以党的宣传为本位的研究，强调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的强大作用；另一类研究则把政治传播放到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研究政治传播对社会总体的意义。”[16]这两类研究分别对应于“国家为本”和“社会为本”的理论方法。本文有关政治传播的研究结合“国家为本”和“社会为本”的理论，以城市电视台为中介，探讨城市党委政府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开展活动促成政府与市民的顺畅沟通、市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传播活动的研究。传播学理论被应用到国内的政治宣传，表明宣传在当下比以往更为复杂，社会异质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以往的宣传模式遭到挑战，由此宣传的方式方法及效果开始受到重视，这既是政治文化的变化，也是城市文化的变化。
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的政治从政治哲学向政治科学的一个转化。政治哲学讲究的是如何把政治转化为意识形态，而政治科学则强调实践技巧。政治传播包括政治的沟通、交流和交往，从广义上说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17]狭义的政治沟通主要强调信息沟通在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性，以此取得正确决策、有效控制和适应环境的结果。因此，政治沟通的广义和狭义分别对应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两个维度。
对于城市电视台来说，宣传是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达到市民政治认同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自从被注入了经济这个新的内容后，便不再只是唱政治高调，而是采用一种更务实、更强调经济效益的方式，此时，改革不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观念开始发酵，并渗透到基层，直接影响了大众传媒的传播观念，它是通过传媒意识形态呈现出来的。从只看重政治到转向强调经济，传媒成为党政说服人民群众以及市民参与国家政治的中介。因此，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正在时代大气候下逐渐形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大众传媒，不再一味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灌输，而更强调从经济改革和发展入手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给人民更多的实惠，这样的政治文化也逐步参与到对传媒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同时也体现了城市电视台与社会的关系。
从宣传到政治传播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体现了新时期政治文化的走向。长期以来，我国媒体的政治宣传强调喉舌作用，突出党政为中心的传者地位，形成市民被动接受政治信息的受众角色，由此造成的是大多市民对政治活动的被动参与。而信息不对称、市民的表达渠道狭窄以及获取信息表达观点所需的经济成本等因素限制市民参与政治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让市民与权力机关的政治互动更为便利，因此，更有效率、更加注重效果的政治传播必然走向传媒议程。习近平等三任领导人分别都强调了新闻宣传规律和宣传艺术，他指出：“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18]政治传播可说是时代发展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对媒体宣传提出的新要求。
如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网络科技的发展更是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暗潮涌动，因此，尊重新闻规律、研究新闻传播规律是新形势下对媒体的要求。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曾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谈到新闻工作的规律性时说：“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就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就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19]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建立“现代传播体系”的长远发展目标，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融合意见》，下同），强调要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使报纸、广播、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在巩固好发展好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加快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转型步伐，不断拓展传播领域、创新传播业态，延伸传播链条，抢占发展主动权，以应对当今的舆论新格局。习近平的8·19讲话以及《融合意见》，既为我国新闻传播业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又可以看成是当下国内政治传播的发展方向。
延用现代化成就报道思路，下面以泉州地改市二十年系列报道《辉煌二十年》（标题如下）继续对政治文化的转向进行分析。
2006-4-23 （辉煌二十年）泉州巨变二十年
2006-4-24 （辉煌二十年）泉州城市的变迁
2006-4-25 （辉煌二十年）昔日贫困农业区 今日率先奔小康
2006-4-26 （辉煌二十年）零品牌到“中国品牌经济城市”的蜕变
2006-4-27 （辉煌二十年）泉州外贸出口二十年增长六十倍
2006-4-27 （辉煌二十年）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
2006-4-28 （辉煌二十年）楼高了 城大了
2006-4-28 （辉煌二十年）贴牌加工成回忆“闽派”服装领时尚
2006-4-29 （辉煌二十年）“辉煌泉州 活力泉州”论坛开幕
2006-4-29 （辉煌二十年）二十年回眸 二十年展望——老领导与专家眼中的泉州
2006-4-30 （辉煌二十年）“辉煌泉州·活力泉州”论坛闭幕
2006-4-30 （辉煌二十年）庆祝泉州地改市20周年摄影展今日开展
2006-4-30 （辉煌二十年）路名变迁承载泉州新城传奇
2006-5-2 （辉煌二十年）夜景工程扮靓泉州古城
2006-5-5 （辉煌二十年）小照片折射泉州路网大变化
2006-5-6 （辉煌二十年）泉州项目建设20年 带动经济质的飞跃
2006-5-7 （辉煌二十年）群防群治联成网 科技强警展锋芒
2006-5-8 （辉煌二十年）泉州电网规模直逼北京
2006-5-9 （辉煌二十年）昔日默默古城 如今旅游胜地
2006-5-12 （辉煌二十年）人才强市 智力支撑泉州发展
2006-5-15 （辉煌二十年）经济环境同发展 古城泉州显和谐
2006-5-20 （辉煌二十年）防灾减灾体系 构筑安全防线
2006-5-22 （辉煌二十年）生活大变样 快步奔小康
2006-5-23 （辉煌二十年）泉州文化二十年 走出民间闯世界
2006-5-28 （辉煌二十年）二十年住房“三级跳”
2006-5-29 （辉煌二十年）泉州国税年均增收六个亿
2006-5-31 （辉煌二十年）数字化建设织起侨乡信息网
与1988年的《十年改革话泉州》系列报道相比，除了体现出泉州这个城市站位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外，《辉煌二十周年》系列报道仍然沿用成就框架，其覆盖范围仍然是现代化建设成就，有所不同的是其时代特征更加明显，突出了城市化、品牌化和民生化特点，反映了国家推进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此外，平民化和细节化是《辉煌二十年》系列报道的又一个特点，出现了通过体现个人生活、命运的故事来反映整个国家的时代发展的新闻报道，如《二十年住房“三级跳”》（记者：沈君艳，《泉州新闻联播》2006年5月28日）讲述了俞大妈乔迁新房的故事：20年前，俞丽娟大妈一家三代六口挤住在一间位于泉州市区伍堡街的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7年后俞丽娟夫妇分到单位一套两室一厅56平方米的集资房，摆脱了住房的窘境。2005年，已各自成家立业的两个儿子又为老两口买了套116平方米三室两厅的宽敞住宅。俞丽娟说：“（房子）面积也大了，这边环境也好，安全也好，保安24小时都在那边。（房子）是专门买给我们两个老人住的，孩子他们各有各的住房，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孩子有孝心，还有政府改革开放政策做得好，我们托了政府的福。”泉州人均住宅面积从80年代初的8点多平方米，提高到1995年的20几平方米，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37平方米。地改市20年来，泉州市区先后经历了“统建代建住房”、“集资建房”、“改造旧城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住房制度改革”等几个阶段，实现了从社会福利型分房到住房商品化的转换。“虽然许多新闻记者坚信新闻仅仅是给出事实而不发表意见，但真正的新闻稿都具有表达观点这一特性。”[20]记者用体育比赛项目“三级跳”来形容俞大妈对这段住房升级记忆，来展现泉州地改市20年来许多泉州人住房发生变化的共同经历，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实惠。这篇报道不单纯是为了以事实来说明现代化的建设成就，而是讲述了人（俞大妈）的故事，人（俞大妈）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体现，让新闻变得面目可亲，真实可信，有了生命力和说服力，从而通过居住环境的改变来体现对人的关怀，这便是记者的观点。
同样是成就报道，这则报道的框架显然发生了变化，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积极建构时绕过了宏大话语模式。记者沈君艳通过调查后感慨地说：“安居乐业历来是中国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太平和长治久安的标准。而要乐业，首先要安居。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中，家是一个屋顶下的一头猪，而安也是一个屋顶下的一个女人。由此可见房子对于安居是多么重要。泉州地改市20年以来，泉州人民的住房条件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走在一座座环境宜人的居民小区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泉州坚定的前进步伐。”（记者：沈君艳，《二十年住房“三级跳”》，《泉州新闻联播》2006年5月28日）新闻中，记者的思考体现了泉州台的传媒意识形态，反映了当下城市政治文化的变化，同时也说明了政治传播学在媒体宣传中得到了实际运用。从新闻学的角度看，这则新闻体裁是典型的“华尔街日报体”，强调人物的故事。通过个人的命运来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吸引受众。这是一种叙事技巧，也是一种架构新闻的媒体文化范式，“新闻故事是以影响公众领会其内容的某些方式被构架（framed）出来的”[21]。媒体的叙事结构影响着政治事件的表现形态。传统的成就框架被注入了“人”的因素，“人”成为新框架中的中心，新的成就框架通过选择“人”的故事（如《二十年住房“三级跳”》中的俞大妈）表达城市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主题。从追求媒介效果的目的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也就发展为政治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传播对应了新时期政治文化的改变，同时也表明，这种变化亦是喉舌性质的要求，并且，这种框架在“走转改”的当下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如《菜价涨肉价降 吃肉更划算》（记者：沈君艳、苏芳芳，《泉州新闻联播》2014年12月17日）
解说：2014年入冬以来，不少人议论说蔬菜水果的价格一路走高，吃肉还比吃菜更划算。于是记者沈君艳来到泉州中心市区最大的菜市场新门菜市场实地探访一下菜价。以下是记者的采访实录。
记者现场口播：“今天咱们泉州又迎来了一股强冷空气，但是今天我们不说天气，今天我们来聊聊物价，这个冬天对于精简持家的家庭主妇来说可是有点冷。蔬菜水果的价格有点高，操持一个家还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天的家庭主妇，一起去逛逛菜市场，看看蛋肉鱼的价格是怎样的。今天中午想煮一个西红柿蛋汤，所以我们得去买鸡蛋看看。”
沈君艳和菜市场摊主对话：
记者：你好，这鸡蛋多少钱？
摊主：一斤六块钱。上个月还要六块五一斤，这才降到六块。
记者：现在是降了是吗？降了五毛钱？
摊主：鸡蛋是降了五毛钱。
（过秤付钱现场）
记者：一斤刚好，八个。一斤六块钱。鸡蛋。
（一段菜摊现场）
记者：现在鸡蛋买完了，中午还想炒一个香菜，我们去看看香菜多少钱。阿姨，这些香菜一斤多少钱？
摊主：现在要两块五。
记者：两块五一斤？
摊主：以前只要一块多，一块五，现在涨价了。
记者：涨了差不多一块哦。
摊主：涨了一块五差不多。像天气冷一些，菜就贵一些。
（过秤付钱现场）
记者：这些一斤半？
摊主：一斤半。一斤五两六，你直接拿四块钱。
（一段肉摊做生意的繁忙现场）
记者：蛋买了，菜买了，中午还想煮个排骨汤，一起去看看排骨多少钱。排骨多少钱？
摊主：二十四五块。
（换一家）
记者：排骨多少钱啊？
摊主：23块钱中间块。
记者：一家25，这家23，再去前面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排骨多少钱？
摊主：排骨22、23。
记者：最近都是这个价格吗？
摊主：差不多，春节才会涨。
记者：最便宜多少钱？
摊主：最便宜22块。
记者：这块称一下。
摊主：20块。
（海鲜摊现场）
记者：这些九节虾多少钱？
摊主：140。
记者：这种蟹呢？
摊主：40。
记者：海鲜太贵了，我们不买了，走吧。
记者：西方有句谚语啊，是说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们。苹果我是每天都要吃一个。今天来菜市场也要看下苹果的价格怎么样。这边就有苹果了，现在苹果一斤多少钱啊？
摊主：一斤七块五。
记者：好像最近涨价了吧？以前我记得就四五块钱啊。
摊主：以前是以前是。
记者现场口播：“逛了一趟菜市场，看看我都买了什么？排骨20块钱，鸡蛋6块钱，香菜4块钱。我就买了三样东西，加起来总共30块钱。其实已经蛮便宜的了，我们逛了一圈就知道，像目前这个阶段是蔬菜跟水果的价格是上涨了，但是像肉蛋的价格反倒是持平。大家普遍都有这么一个感觉，现在吃菜是比吃肉更贵了。”
编后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字幕）11月份的食品价格中，蛋价同比上涨16.5%，鲜果价格上涨14%，水产品价格上涨了2.6%，猪肉价格下降了3.8%，鲜菜价格下降5.2%。进入12月份，蛋价开始回落，菜价和鲜果价格开始上涨，看来现在吃菜是比吃肉贵多了，对于喜欢吃肉的朋友来说可是个福音了！
（图表字幕）
11月份全国食品价格水平：
蛋价同比上涨16.5%
鲜果价格上涨14%
水产品价格上涨2.6%
猪肉价格下降3.8%
鲜菜价格下降5.2%
与采访俞大妈住房“三级跳”不一样的是，这则消息不属于成就框架。之所以选择这个事例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政治文化随时而动的特点。它让我们看到了“走转改”的成效，说明传媒意识形态在当下的变化，看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新闻中的体现。习近平在谈到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时说：“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22]题材不同，但记者仍是同一个人，即沈君艳。而她这次采访完全是一种体验式的记录，是走进市井探寻百姓生活疾苦的调查性报道。这里没有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客观事实，直来直去的对话，让观众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原生态。事关民生，更容易唤起观众的同理心。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中浓厚的民生情怀。
以成就框架的演变作为读解新时期城市政治文化转向虽然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包含了媒体的成长指向，它伴随了城市电视台作为媒体新兵走向成熟的历程。原泉州台副台长蔡钰明对笔者回顾泉州台发展的历史时说：“当时（1998年）我国电视业正处在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发展进入第二轮发展的时期。据专家分析，我国电视业每一轮发展基本上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持续向前推进，而每一轮发展都以电视新闻的创新突破为重要标志。泉州电视台正是沿着这个基本轨迹，一步步走出童年，脱离幼稚；又一步步走向成熟规范、发展壮大。”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确立私有经济的合法地位。1993年，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这些方针政策为政治意识形态获取合法性地位注入了与时俱进的内容。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种以经济为主线的发展战略对于泉州来说意义更是不同寻常。作为一个沿海开放城市和著名侨乡，泉州和许多其他城市相比，发展外向型经济更具优势。从泉州台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泉州的城市文化正处于一种现代化建设的氛围中，这也是当时中国城市的现实。在这种城市政治文化下，城市党委政府的作为是通过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体现出来的。围绕经济中心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从新时期起已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标配，因此，改革开放十年左右成立的泉州台通过成就框架，站在城市高位，用一种俯视全局的角度建构泉州经济建设成就的传媒镜像，体现了城市管理者运筹帷幄的战果。宏大视野，国家叙事，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正是城市电视台喉舌地位的必然结果。到了泉州地改市20周年即2006年时，政治意识形态又发生了变化，表现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追求经济目标转向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并举的目标。成就框架在新时期的演变体现了新闻理想在政治传播中所发挥得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是一种正面宣传全覆盖的中国特色。如果说从宣传到政治传播在传播学意义上更多的是体现政治文化的变化，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开展，城市电视台的喉舌功能还将作何转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