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框架
国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的公开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了人对正当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人们的个人利益在获得尊重的情况下，其民主意识和现代意识也会相应产生。现代意识指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人自身对社会、文化、政治和科学等现代性的理解，是对既往文化的理性审视和反思。“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建立在否定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模式。”[23]所以，民生问题在当今被强调，更多的是从尊重个体、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应于利益表达的公开化要求，媒体的喉舌性质随之发生转变。这种变化的官方表态是时任总理朱镕基1998年10月7日为《焦点访谈》栏目题词中写道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中央电视台在我国媒体中所处的领军地位使时任总理的题词等于为国内媒体的性质定了调。而把群众喉舌和舆论监督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媒介既是群众的代言者，也是公共平台，群众通过这个平台实施对各种权力的监督。“舆论监督意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全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24]于是，媒体的公共平台作用逐渐从喉舌性质中浮现出来。国内媒体的这种平台功能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新闻改革中人民日报关于“公器”的提法（见第二章第四节）。虽然社论明确指出了媒体的公共属性和舆论监督功能，然而与西方新闻理论中标榜的媒体“公器”说法有着本质不同的是，当时是在填充阶级内容的意识形态下来使用媒体的。因此，和平时代的来临并未淡化阶级斗争意识，尤其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媒介的宣传观念不断向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方向演化，其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和思想领域的混乱与倒退，新闻媒体也未能幸免。直到1978年，《光明日报》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在邓小平支持下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原来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呼吸新鲜空气，中国新闻事业才步入了发展的正途。
在新时期，倡导政治民主，开展舆论监督，媒介观念由政治宣传转向政治沟通。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开始，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每一次都把“舆论监督”写进去，分别是：“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十三大报告）；“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十四大报告）；“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十五大报告）；“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六大报告）；“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十七大报告）；“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八大报告）。可见，关于“舆论监督”的思想是逐渐系统化的，并在十六大后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表述。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5年4月还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要支持新闻媒体的采访活动，基层单位不得封锁消息、隐瞒事实、干涉舆论监督。因此，城市电视台不但是城市党政的喉舌，也是市民的代言者。不可否认，舆论监督的实施也是传媒意识形态的表现，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带来的传媒意识形态的变化必将对政治文化产生影响。城市电视台所开展的舆论监督是与民主民生有关的城市政治文化变化的又一种体现。下面我们将通过泉州台舆论监督框架的演变进行分析。
舆论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批评报道，这在城市电视台开播初期是难以想象的。泉州台在1994年之前几乎没有批评报道。即使是带有负面信息的报道，仍然是正面报道的方式，如下面这条消息（《洪濑清理违章建筑》，《泉州新闻》1989年1月25日）。
春节前后是占地盖房的旺季。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南安县洪濑镇采取果断措施，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组织人员对非法占地建房的（建筑物）强行拆除。近几天来，已拆除无证建房7座500多平方米，临时搭盖200多平方米，搬迁堆放在耕地上的石料100多方，罚款1.6万元，退还耕地2.5亩，清理整治工作初见成效。
这则新闻报道体现的是媒体的党政喉舌性质，《洪濑清理违章建筑》借批评非法占地盖房的歪风，表现政府清理整治的行政作为。“反话正说”，这是体现中国特色的新闻框架，也是在“权力型政府”治理下城市电视台的舆论特点。在这样的新闻框架内同样没有“人”，只有事，只有成就即宣传党委政府的工作成效，体现了媒体作为党政“替代性主体”的角色定位。这样的新闻框架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更没有原因。用“正话”（采取果断措施）来遮蔽“反面”（非法占地建房），用结果（拆除无证建房7座500多平方米，临时搭盖200多平方米，搬迁堆放在耕地上的石料100多方，罚款1.6万元，退还耕地2.5亩）来屏蔽根源（政府监管不力），于是，媒体没有追踪根源的报道反衬出权力机关行为的正当性，媒体背后的真正主体也就控制了话语权。事实上，在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功能之前，权力主体并非没有意识到媒介话语权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如泉州台《泉州新闻》栏目1995年7月播出的系列专访《纠风访谈》（标题如下）。这是泉州市首次正式运用“电视仪式”产生的舆论压力去实施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做法，是一种通过权力部门在媒体上表态而对其产生舆论压力的传播策略。
1995-7-5 《纠风访谈录》（一）我市清理中小学乱收费
1995-7-6 《纠风访谈录》（二）我市治理公路“三乱”
1995-7-7 《纠风访谈录》（三）我市清理乡镇一级财务
1995-7-10 《纠风访谈录》（四）市国税局反腐纠风务求实效
1995-7-11 《纠风访谈录》（五）市地税局靠规范制度反腐纠风
1995-7-12 《纠风访谈录》（六）市邮电局开展“树邮局新风创优质服务”活动
1995-7-13 《纠风访谈录》（七）泉州市土地局推行“两公开”监督制度
1995-7-14 《纠风访谈录》（八）访泉州工商局局长王水坤
1995-7-18 《纠风访谈录》（九）访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仑
1995-7-19 《纠风访谈录》（十）访泉州海关关长龚金林
然而，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此时的舆论监督框架并未形成，仍然体现为党政喉舌功能，是统治机关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在媒体上转化为话语权的体现。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薛祖亮在系列访谈开播前发表讲话说：“市政府决定在泉州电视台开辟《纠风访谈录》节目，其目的在于体现政府大力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决心和行动，做到政府行为政府抓，责任部门负责任。”薛祖亮的讲话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但它通过泉州台播出后，对市民而言，更像是一种仪式化的电视政务公开。广大市民通过这种媒介仪式找到了相互联系的纽带。根特（E·Goethals）在1981年提出了“电视仪式”（The TV Ritual）的概念。他说，电视运用了仪式的手段，其所表现的东西许多都已经得到了仪式化，电视仪式将我们周遭日常的事物都赋予了超验的、神圣的内涵，使得这些事物从凡俗变为神圣。[25]这时，政治层面的内容变成了文化，于是电视仪式也变成一种文化政治的手段，这种仪式化的电视政务公开由于潜伏政治压力，对于下级部门更具有震慑力。具有民主化性质的政务公开同时表明：市民要求有与之对应的公共服务的政治意识。
批评报道是指媒体对社会生活中的错误现象所做的新闻报道，以批评为手段，在舆论参与下发挥媒体平台作用以及体现媒体自身的独立意识，对报道对象进行曝光批评、实行舆论监督的一种新闻报道，目的是促成问题的解决。批评报道似乎不属于正面宣传的范畴，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批评报道因为促使问题得到解决而具有正面宣传的积极因子。当时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替代性主体”的喉舌作用。1999年，时任台长张帆在泉州台内部通讯《泉州电视》撰文谈到喉舌作用时说：“喉舌是党政集体的喉舌而非领导个人喉舌。”[26]张帆的这个说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丰富而实际的内涵，舆论监督显然是破解权力的集中和垄断这一积弊的有力武器。同时还说明，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时需要某种主体意识，这时，新闻理想由于舆论监督又一次得到了发扬。张帆的话透露：城市电视台话语权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而发生市民话语参与的变化，当城市电视台成为前任总理所说的“群众喉舌”时表现的就是这种态势。中央电视台之所以能够把《焦点访谈》这样的深度报道类新闻节目做到甚至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离不开邓小平的南行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促成中国各个领域巨大变革的政治背景和时代背景。[27]这种背景以及中央电视台的示范作用深刻地影响并带动了城市电视台的政治文化。泉州台早期在《泉州新闻》中开设的“社会广角”版块以及“周末信箱”体现了这一变化，如《社会广角：一堡旧公厕，谁来管一管》（1995年3月11日）、《社会广角：江湖骗子又来了》（1995年3月11日）。相对于“社会广角”，“周末信箱”和观众更有互动性，根据观众反应的热点问题进行报道，如《“八卦沟跟踪报道”（四）——八卦沟成了“公证沟”》（1995年7月8日）。八卦沟是泉州古城区的排水系统，成型于宋元时期，承担城市水道的排泄、交通等方面的功能，是古代泉州城池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是泉州方言对处于无人管理状况的独特表达。“公证沟”用来指八卦沟陷于无人管理的地步，以此表达舆论监督的目的。应该说，这里的舆论监督与陈力丹的“舆论监督”概念有所不同，是一种广义的舆论监督，既包括对权力的监督，如八卦沟的状况与有关部门的管理缺失脱不开干系；同时也是“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的监督”[28]。因此，当城市电视台的报道方向从过去对领导和党政部门等的正面宣传到加入舆论监督的内容时，从再现城市文化的角度看，城市政治文化正在走向民主和民生，城市电视台的文化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
《新闻广角》的开播是泉州台反映城市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进步的一个分水岭。该栏目以播发社会新闻、开展舆论监督为主体，包括时政重点、社会热点和深度报道等。从1998年到2002年，泉州台开展的舆论监督占该栏目新闻总量的9.9%（如表3-1），几乎平均每天有1条。舆论监督的实施既是新时期政治文化对意识形态绝对化的反拨，同时也表明，市民由求助政权转向求助媒介，从而突显了媒介的威力。媒体的替代性主体身份因舆论监督而走到前台，其主体性的凸显得益于政治文化的改变和媒体新闻理想的觉醒。此外，由舆论监督带来的政治文化的变化之一就是市民参与城市政治的热情。泉州台于2001年10月12日开通了专用24小时新闻热线2111987，两个月即收到观众来电近千个，成为泉州台舆论监督的线索。早期的通信技术还不发达，互联网应用还不普遍，城市电视台与受众的互动手段还比较单一。据2001年7月《第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1年6月30日，我国上网计算机约1002万台，其中，专线上网163万台，拨号893万台，上网用户2650万，其中专线454万，拨号1793万，同时用专线和拨号的403万，其他设备如移动终端、信息家电103万。当时市民主要还是通过观众信箱和热线电话等沟通形式参与互动，城市电视台借助这种比较单一的手段成为市民与政府互动的舆论平台，促进政治文化的民主化发展。
表3-1 《新闻广角》1998—2002年内容分类
舆论监督有力地配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这是城市电视台新闻宣传的一大特色。然而，宣传具有明确的目的，党的宣传方针一向以正面宣传为主，一味地批评无法体现加油鼓劲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要求。这种新闻观已经构成了城市电视台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对城市公共卫生的监督。从1995年泉州开始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起，泉州台就不断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目标瞄准创建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在舆论上监督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成效，以此推动市民的创卫意识和文明素质。由此出现了电视镜头指向哪里，创卫目标就落实到哪里的情况，因而被市领导评价为“电视推着创卫走”[29]。正如时任台长张帆所说的，泉州台从事舆论监督的指导思想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和普遍存在”[30]。从2003年开始，媒体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这与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推进舆论监督、媒体对舆论监督功能认识的深化、国家政治生态的改进和新闻理想的回归不无关系。对于泉州台来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开展积极正面的舆论监督，有效引导以利于促进问题解决的舆论。为舆论监督加上一个“正面”的前缀是有特殊意义的，它是正面宣传框架下的独特做法，是媒体新闻理想的具体表现。正面监督并非不进行批评，而是更加注重监督整改的成效，与单纯的批评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如果说前总理朱镕基把“舆论监督”和“群众喉舌”结合一起是为了突出媒体代表群众实施对政府的监督从而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的话，那么“正面监督”则是从权力机关的作为和监督的效果两个方面综合体现“舆论监督”的意义，它的着力点即是如张帆所说的党政群三方面满意的结合点。媒体如果一味曝光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能给城市党委政府增加麻烦，这样反而降低党委政府和媒体的形象和威信。于是，揭露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帮助市委市政府部门行使权力解决民生问题、使群众得到实惠的方式便成为城市电视台的舆论监督框架。这时的舆论监督框架并不完全等同于群众喉舌对权力的监督作用，而更像是促进权力部门的工作推力，是一个正面监督框架。在正面监督框架里，监督的内容大部分是精神文明、经济生活领域等不良行为，城市权力机关根据城市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再对被监督的对象实施查处并督促其整改，舆论监督成为政府治理的一个手段。
从2003年到2006年，《新闻广角》中和民生有关的新闻激增。如“关注市民生活”的内容跃居第一位，占30.8%，“舆论监督”上升到14.19%，平民化色彩日益显著，成为栏目的一个主要特色。这时，正面监督体现为对影响民生的公共事件的曝光以及对如何提高机关效能和做好公共服务进行舆论引导。可以断定的是，“群众喉舌”中包含的市民政治参与意识必将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而导致政治的民主化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的“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正是对群众喉舌的肯定。无论是从宣传到政治传播还是从党政喉舌到群众喉舌，这些政治文化的转向必然在传媒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城市电视台这种转变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进步，是媒体更为积极主动的作为，它在成为市民的代言者时也就向市民开放了话语权，出让了文化权力，必然使之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国家治理。这种文化政治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为城市政治的民生化转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呈现出三大趋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党内民主推动的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从当代社会的政治状况来看，民生已经成了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