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言者的局限
城市电视台的喉舌性质决定了救助性框架都有明显的正面宣传特征，以满足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针对特定的、具体的弱势对象，他们总是具有令人同情的悲惨命运或不幸遭遇，如被烫伤的小若莲（2006）、并指女孩小家萍（2005）、被遗弃的刘小燕姐弟（2004）等。第二，通过城市电视台的权威性和地域优势向社会发出呼吁，请求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这时城市电视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市民对城市电视台的文化认同促使他们响应召唤，在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即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它对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媒体通常是在培养城市的公共文化。第三，问题通常得到了帮助或解决，如小若莲得到了精心的救治，并于2007年5月出院；并指女孩接受了2次手术，并指成功分离；刘小焉姐弟在石狮市政府和教育局资助下回到学校。
通过对泉州台新闻宣传的梳理可以发现，城市的政治文化在转向民主和民生的同时，媒体也在民生化的路上不断迈进，体现为喉舌性质的发展。但是，在从党政喉舌到群众喉舌的过程中，仍然可以看到作为代言者的局限性，这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第一，城市电视台对权力的监督有时流于表面。在1998年到2004年共有16个系列80条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中，消息只是传播某个信息，而对涉及事件产生的背后原因并没有深入挖掘。泉州台只是作权力补充发挥组织社会的作用。第二，在民生问题上，如救助性框架利用了文化认同往往容易取得效果，但却总是囿于结果而难以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关怀。城市电视台在救助性框架（包括舆论监督往往也和底层相关）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代言者的角色，但从内容来看，还是免不了自上而下的怜悯目光，缺乏更真诚、更富有人文关怀色彩的立场与态度，对大众的文化权力表现出不够尊重的一面。比如，用悲情来换取市民的同情心，让某位领导露面充当政府关怀的象征意义等，从弱势群体救助性报道这种电视化底层表述的极端个案中可知，电视化表述底层的方式逐渐成为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
此外，舆论监督虽然让人们对事件有了理性思考的成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媒体的独立意识开始体现，然而并不清晰。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看，这种舆论监督要取得效果，需要采取有利于管理者体现自身政绩的方式，舆论监督一开始便埋下了正面宣传的伏笔。于是，舆论监督有时也就难以按陈力丹所说的实施对权力的监督，从而暴露了代言者的局限性。如泉州台《南安恶狗闯校园咬伤七学生》报道。2006年9月6日早上7点10分左右，刚开学不久的南安洪濑镇西林村玉路小学7名学生被闯进校园的恶狗咬伤。
虽然记者从生命安全角度关注了狗患问题，但是却没有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检讨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更多地从养狗人以及客观原因上去寻找答案，如缺乏责任心等。“流浪狗的增多，其实就是人的责任心缺失造成的，是人出了问题，该打板子的是对狗管理不善的人，而不能只是打狗。为解决一时之患，目前对流浪狗进行强制捕杀的行为虽说太过粗暴，却又不得不行。有关部门表示，为减少流浪狗的危害，他们将加强犬类户籍管理，对随意遗弃狗儿的狗民予以重罚。”（《“恶狗闯校园 咬伤七学生”追踪（三）狗患根源在于人》，记者：陈依乐，《新闻广角》2006年9月8日）这里的“管理不善的人”语意不详，是养狗人还是政府管理者模棱两可。从内容看更像是养狗人。于是管理者自然可以“对随意遗弃狗儿的狗民予以重罚。”至此我们不禁要问：舆论监督的对象是谁？记者把养犬者称为“狗民”明显不妥，容易引起歧义。这是一种正面监督框架。由此看出，正面监督框架是一种替代性主体话语权的约束框架。“话语权的拥有者表现上在‘代表’他人说话，但他们不是‘再现’他人的意愿和要求，而是借他人之口展现自我。”[62]由于替代性主体就像是主体身上平移出来的替身，主体再与这个替身通过正面监督框架进行对话，如在恶狗伤人的追踪报道中，媒体处于客观位置报道政府的事后处置行为，批评养狗人的不负责任，政府的处理办法和补救措施便成为舆论监督的成果，相关部门也就从管理失误中免责。舆论监督也就成为正面监督。
城市电视台是市委市政府的喉舌，其舆论监督亦没有例外。由于媒介的喉舌性质所致，“媒介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63]。在这层意义上，舆论监督仍然显现了媒体的党政喉舌功能——正面监督框架完成了从群众喉舌到党政喉舌的转化，从而也就实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话语权的控制。这时，舆论监督更重要的是反映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的造血功能和免疫机制。实际上，城市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原本可以展现一个更开放、更务实、更理性、更自我约束的地方政府的形象。但是，由于行政隶属关系，城市电视台在进行舆论监督更为困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刘振英在谈到地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难度时说：新闻记者在采访涉及群众利益的纠纷事件时，多会刺痛“疮疤”，连带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一些人对待新闻监督，不是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是动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来“摆平”。[64]所以，城市电视台在舆论监督上总是处在两难境地，掌握好“度”进行揭露才能塑造政府形象，博取民众好感。尤其是当下级部门被适当揭露时，更容易塑造上级部门执政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而揭露太狠则会有损形象，政府亦会因为舆论监督而处于尴尬困境。虽然舆论监督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新闻理想的合体，却也是把双刃剑。像对“创卫”这类事件的舆论监督似乎较好地体现了城市电视台的舆论力量，但是效果仍值得思考。在传统“政绩观”的思维模式下，某些权力部门若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仍会产生形式主义，仍会在社会中产生恶劣的影响。“在‘国检’期间，曾有市民打电话给检查团。他说，希望不要让泉州通过‘国检’，因为他担心泉州迎‘国检’之后卫生面貌会每况愈下，如果没有通过，则会继续加大‘创卫’力度。这位市民的这个电话道出了我们城市面貌在历次检查中都要犯的老毛病：检查团来之前一天比一天干净，检查团走后就一天比一天脏。”（《警惕“国检”后不文明现象回潮》，《新闻广角》1999年7月6日）
公共卫生状况体现了城市的文明程度，除了取决于政府治理外，还取决于市民的公共意识。保持城市公共卫生既是政府管理的职责，也是市民的义务。政府和市民都希望保持卫生状况良好的市容市貌和城市文明空间。当“创卫”被纳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时，泉州台有关“创卫”的舆论监督便似乎成为“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和普遍存在”的事件。然而未能如愿的是，一方面由于市民现代意识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治理的政绩思维容易流于形式，因此“创卫”首先出于政府的行政意识而非市民的文明意识，于是这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的活动常常陷于政绩观的桎梏中，难以实现“创卫”行动对城市文明的“启蒙”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很难在公共卫生的问题上始终保持主动作为的常态，所以，在“创卫国检”后出现不文明现象回潮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从泉州台在《警惕“国检”后不文明现象回潮》中实施舆论监督时所反映出来的，一方面是市民没有真正表现出对政府“创卫”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是媒体对形式主义的质疑和思考。产生不文明现象回潮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市民不爱护环境，另一种是管理不到位。两者都和城市治理有关。然而媒体只是报道了现象，没有追查原因，缺乏调查性报道那样盘根问底的执着。
调查性报道是国内新闻业的一个软肋。调查性报道源自西方国家报刊上的一种特殊报道体裁，专门用来揭露政府黑幕、大企业不法行径以及黑社会内幕等。与国外这种“揭丑”报道不同，国内新闻业的调查性报道主要是通过记者亲身经历一段时间（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观察、积累和调查研究，对某一新闻事件或某类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系统和详细的报道。调查性报道较好地体现了媒体的新闻理想。不少连续报道、追踪报道可归纳为调查性报道的范畴。连续报道的时效性、动态性强，是“对正在发生并持续发展的新闻事件在一个时间内进行多次连续的报道”[65]。连续报道是为观众所关注的重要事件的最新变化，以时间为顺序，反映事物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南安疯狗咬人事件的报道原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调查性报道。然而在7名学生被咬伤后，当天的新闻既没有政府部门的表态，也没有媒体的态度，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的滞后和媒体反应的不灵敏。接下来的后续报道是这样分析狗患的原因的，“几次的打狗运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由于打狗运动仅在城区开展，每次行动开始前，许多市民便悄悄地把狗转移到农村，等风声过后，又把狗运回城里。此外，打狗运动周期太长，多部门统一的打狗行动费时又费力。久而久之，群众养狗的风气又盛行起来。在2004年《行政许可法》出台后，打狗在我市成了一件缺乏法律依据的事，因此，说起打狗，一些主管部门觉得并不可行。”（记者：陈依乐，《（“恶狗闯校园 咬伤七学生”追踪）打狗能否灭狗患？》，《新闻广角》2006年9月8日）遗憾的是，新闻随后指出“学校大门间隙过大、乡间狗患习以为常、之前禁狗令不可操作性等”，于是这些问题似乎成为事故的主要原因，反而冲淡了政府的责任，虽然多数观众并不见得能把事故产生的根源与政府责任联系起来。媒体替代性身份的局限性说明在这种新闻框架中，一是权力主体始终掌握了话语控制权；二是长期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处于被动地位的市民无力提出异议，客观上助长了政府的操纵惯性和管理的缺位。而这种缺位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必将持续呈现。2007年7月26日，又一位外来工10岁的孩子刘付成被狗咬伤不治身亡。在南安市康美镇梅星村一家石材厂打工的外来工，其10岁的孩子刘付成7月初被狗咬伤，因为当时不觉得疼，他也就没和家里人说。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就算电视把事实的严重性展现在观众面前，我们依然看不到治理主体所应负的责任，新闻还在借助死者姑姑的口很内敛地告诫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狗患问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差别的现状，从而成为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隐喻，即城市是现代化的，管理有序的；而乡下是前现代的，缺乏管理的。例如，当年在报道《恶狗闯校园 咬伤七学生》时，令记者惊讶的是，在发生疯狗咬人的梅星村，流浪狗随处可见。记者了解到，梅星村共有800多户村民，外来人口则有1000多人，一半以上村民家里都有养狗（养狗与外来人口有什么联系，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村里经常发生狗咬人的事。当城市电视台的视野覆盖农村时，意味着文明或将撒播向前现代化地区，为农村带来现代化观念。可是对政府而言，无论城乡，其公共服务的对象应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狗患除了更多地暴露出政府治理的不足外，还反映了现代化在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此也说明了城市化对于推进文明的作用，从而也就可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启蒙意义。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的启蒙话语，那么在这里则反过来，现代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启蒙话语——既启蒙了群众，又启蒙了政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逐步完善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正逐步转变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从正面监督的效果来看，泉州台的舆论监督更多地停留在道德层面，还未触及权力这个核心问题。
表3-5 1998—2006年《新闻广角》舆论监督报道统计
城市电视台舆论监督的重点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城市政府职能部门。虽然媒体关注了民生，但是在正面监督框架里，作为替代性主体反倒超脱了管理者，城市电视台站在超然的位置忽略了权力机关之前的不作为，当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才采取措施。如果没有问责追责，那么相关部门便可以在事故发生后化被动为主动，占据话语权。这种情况说明，舆论监督的本质要求是对权力的监督，服务公共利益，然而媒体的替代者身份有时未能处理好正面宣传与监督的关系，片面理解新闻理想的本质，由此形成的传媒意识形态导致城市电视台在实行舆论监督时，大多数情况下只关注现象。据查，从1998年到2006年，泉州台《新闻广角》舆论监督的项目主要包括“维权、公共卫生、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几个方面，其中以“城市管理”的部分最多（见表3-5）。这些舆论监督的内容都和政府治理有关。《新闻广角》的开播为泉州台强化舆论监督提供了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作为责任主体的权力部门常常是失语的；另一方面这些权力部门却又控制了话语权。可见正面监督框架的作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正面监督需要更加牢固的新闻理想，否则容易沦为就事论事式的、未能触及根源的报道，比如对欠薪的思考，媒体从喉舌真正主体的立场尽可以去对企业主进行舆论审判，成为政绩观思维下的又一种表现出替代性主体局限性的新闻框架。当前，政府转变职能的核心就是要变“权力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舆论监督的对象是一切权力，其重点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66]从当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看其原因，有的是被专家称为的“无直接利益冲突”，“通常由人们对一些公共权力掌握者的不满累积而成，说明人们已经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相应地也越来越关心政治体制的运作”[67]。所以，“对政府的公共权力要有明确的界定和约束，对政府行为要进行必要的监督”[68]。只有这样，城市电视台才能克服代言者的局限性，正面监督才能抵达新闻理想的核心。
城市电视台的舆论平台向群众开放度有多大，其舆论监督的力度就有多大，其民主化的程度就有多深，反之则减弱。尽管舆论监督框架通过喉舌转换成为一种正面监督框架，使权力机关处于客观超然的位置以促使问题的解决，从而更好地主宰舆论而成为政治传播的一种崭新形式；虽然我们看到了城市文化的进步，看到了文化政治的效果。媒体在发挥宣传好组织作用时，正是其自身主体意识的体现，因此有研究者把“组织性”和“主体性”看成是媒体在当下获得的新的双重属性。“组织性指传媒作为社会网络中的‘组织’，必然受制于来自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而主体性则是指，传媒作为新闻生产的实践主体，需要并且持有自身的规范与规训。”[69]这一双重属性，进一步对应了媒体的新闻理想，但是作为党政喉舌，在城市权力机关没有自觉地把它作为一个公共舆论平台时，其代言的效果是有限的。在传统政治文化的长期浸染下，城市电视台作为一个宣传机关，一直秉持着自上而下的传播态势，经常使传播成为一种权力运作而不是文化手段，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操纵特征。这从媒体在一些舆论监督中的超然表现可以看出来。此时城市电视台的传媒意识形态，虽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新闻理想整合的特征，但也如李良荣和方师师所困惑的：“传媒既要大力推行党和政府的一元政治意志，又要代表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这样有冲突的‘双重角色’如何运作，仍然是我目前苦思却无解的难题。”[70]当政治文化发生变化，媒体逐渐觉悟到自身作为公共领域的特征（这种觉悟还相当有限）时，城市党政部门却似乎还难以真正意识到，也才会有成就框架和正面监督框架的存在；即使在救助性框架中，它仍然可以成为政绩的展示窗口。所以说，充分认识媒体的公共特性，体现公众的文化权力是城市电视台必须努力的一个方向。
【注释】
[1][美]托马斯·班德尔：《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美]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曹沛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4]陈红太：《中国经济优势应在政治领域寻找》，《人民论坛》2008年第4期。
[5]E.Goffman.Framing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Row，1974，p.21.转引自毛亚美：《新闻网站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以人民网与凤凰网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报道为例》，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50608/224604/17215229.html，2012年2月24日。
[6]参见周裕琼、齐发鹏：《策略性框架与框架化机制：乌坎事件中抗争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
[7]参见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
[8]参见杨永裕、侯守水、王靖娟：《泉州产业结构演变分析和优化对策建议》，载泉州市委政研室编：《泉州地改市20周年论坛优秀论文选》，2006年8月刊印，第126～128页。
[9]李希光：《新闻学核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10][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1]闽南风俗，佛生日是当地村民供奉的佛祖的生日。泉州各地佛生日节不尽相同，一般认为是农历四月初八。每年的佛生日，都要唱戏，一般唱三天左右的戏。一到这天，亲朋好友都会来“吃佛生日”，家家传出喝酒猜拳声，整个乡村的晚上便沸腾起来，哪家的声音响亮，便是客人多，人气旺。敬佛祭祖，耗资巨大，节日期间举行篮球、高甲戏、南音、拍胸舞等表演。
[12]李希光：《新闻力量的源泉》，《中华新闻报》2007年6月13日E1版。
[13][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4]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15]参见宋黎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16]郑一卉：《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略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2页。
[18]《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19]习近平：《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20][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1][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2]《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23]王长江：《时代变化催生民生问题》，《人民论坛》2007年第6期。
[24]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25]Goethals.E，The TV Ritual：Worship at the Video Altar，Boston：Bascon Press，1981.转引自王清清：《电视仪式：电视人类学研究发展》，http：//www．qqwwr.com/staticpages/20100609/qqwwr4c0f5ed9-758236.shtml，2010年6月9日。
[26]泉州电视台内刊《泉州电视》1999年1月20日。
[27]详见孙玉胜：《东方时空的路上》，http：//bbs.cctv.com/book/8592584/1.html，2006年8月7日。
[28]童兵：《新闻舆论监督的五个关键词》，《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9期（下半月）。
[29]泉州电视台内刊《泉州电视》1999年6月15日。
[30]泉州电视台内刊《泉州电视》2000年6月15日。
[31]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主编：《中国应用电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32]Cohen，B.c，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Berkeley，Calif，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3.转引自董小英、李其、师曾志、佘艳、陈文广、马张华：《奥运会有国家形象：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新闻与传播》2005年第5期。
[33]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与传播》2005年第4期。
[34]朱羽君、谢勤亮：《提升与转型：南京电视新闻现象再考察》，《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35]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67页。
[36]Iyengar.S.，Is Anyone Responsibl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转引自《议程设置的第二层与媒体政治》，《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6期。
[37]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与传播》2005年第4期。
[38]郝语：《传媒市场化对受众的威胁——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得到的一些启示》，《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12期。
[39]王小萍：《史论中国政治常用语与政治文化传播》，《理论前沿》2007年第17期。
[40]蒋正明、冯继康：《论弱势群体社会扶持中的政府职能》，《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年Z1期。
[41]田菩提：《现阶段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因、现状及对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42]张永光、谭桂娟：《和谐发展：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题》，《学习论坛》2005年第1期。
[43]丁延龄、余磊：《法律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民事诉讼举证期限制度下的思考》，《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
[44]杨祝夫：《论点集锦》，《政府法制》2002年第5期。
[45]刘祖云，刘敏：《农民：一个典型的结构性弱势群体》，《学习论坛》2005年第6期。
[46]参见林俊杰、顾一丹：《媒体中的弱势群体形象——以〈京华时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为个案》，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272067.html，2007年1月11日。
[47]参见林俊杰、顾一丹：《媒体中的弱势群体形象——以〈京华时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为个案》，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272067.html，2007年1月11日。
[48]米丽娟：《聚焦弱势群体——浅谈新闻节目的人文关怀》，《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9]孔祥军：《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新闻转型——兼作对李良荣教授〈中国新闻改革〉的回应》，《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2期。
[50]刘祖云、刘敏：《农民：一个典型的结构性弱势群体》，《学习论坛》2005年第6期。
[51]参见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5期。
[52]南帆：《底层：表述与被表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3]米丽娟：《聚焦弱势群体——浅谈新闻节目的人文关怀》，《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54]参见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中国网，2003年1月20日。
[55]参见陈阳：《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轨迹——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新闻与传播》2007年第3期。
[56]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57]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58]参见林大穆：《泉州乡镇企业和市直37家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发展纪事》，载泉州市委政研室编：《泉州地改市20周年论坛优秀论文选》，2006年8月刊印，第25页。
[59]陈阳：《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轨迹——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新闻与传播》2007年第3期。
[60]叶燕民：《全力打造“新闻连续剧”》，《当代电视》2004年第11期。
[61]叶燕民：《全力打造“新闻连续剧”》，《当代电视》2004年第11期。
[62]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与传播》2005年第4期。
[63]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64]参见丁柏铨：《新闻传媒：特殊的执政资源》，《新闻与传播》2007年第5期。
[65]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主编：《中国应用电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66]童兵：《论舆论监督的政治意义及其深化措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10期。
[67]王长江：《时代变化催生民生问题》，《人民论坛》2007年第6期。
[68]张涛甫、童兵：《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动力分析》，《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69]李良荣、方师师：《主体性：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传媒新角色》，《现代传播》2014年第9期。
[70]李良荣、方师师：《主体性：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传媒新角色》，《现代传播》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