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身份
当城市电视台为民间影像打开了一个出口后，手机、照相机和DV摄像机等电子产品从家庭文化用品变成了电视新闻报道的器材，其文化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市电视台因为民间影像的出现开始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形象，做到了与市民生活之间进一步的贴近。也因为民生新闻的大量出现，城市电视台的市民文化色彩也进一步得到加强。然而对于这些市民来说，其“草根”的民间身份有时在与城市电视台的互动中却难免处于尴尬的地位。
首先，民间影像与生俱来的“草根”性，决定了这些拍摄者的身份危机。虽然他们有时比记者更迅速、更容易调遣。如吴泰山随叫随到，半夜三更都可以。但是在城市电视台看来，他们始终是外围人员，没有相关的采访证件，甚至其动机和目的也不时遭到质疑。据说有的市民摄影师在其拍摄的影像被电视台采用后，会先与新闻通联部门了解播出时间，然后再通知事件的主人，征求对方对该新闻的看法，若对方满意的话还会适时地提出帮对方把新闻刻成光碟并收费数百元等。通过城市电视台这个主流媒体平台，这些市民的踊跃投稿很容易为自己在市民中打出知名度，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价值。在不明媒体机制的普通群众看来，他们和记者是打上等号的，这对他们从事与影视制作有关的商业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而普通群众不一定会去较真他们的身份，只要能够在台里播出或者把片子做满意即可。所以，民间影像在实现市民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实现着某些人的经济利益诉求，而这是令城市电视台最为不安的地方，既希望得到现场画面，又怕“喂”大了对方，怕他们破坏了媒体的公益形象。它一方面反映了媒体试图掌控话语权力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草根”身份的合法性危机，而他们试图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也会消解城市电视台的新闻理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当今社会，经济的控制无所不在，消费主义是一个挥不去的影子。
其次，为了确保新闻得以播出，民间影像往往有意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去构建和拔高新闻的意义，从而与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拉开裂缝。这一点在新闻摆拍和新闻策划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前文提到的，吴泰山在大量的投稿实践中，已经具备了导演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是为了获取画面的需要，比如《醉情翰墨 老有所学》中的老人是位书法家，获得过很多荣誉，于是在拍摄这条新闻时他就安排了老人写书法的情景。不过，吴泰山的导演意识超过了获取画面的需要，以更好地诠释了主流社会价值，使之更加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据说他在拍摄中，若遇到采访对象面对镜头不会讲话时，他还会有目的地告诉他应该说什么。甚至吴泰山本人还会充当被采访对象。如在一条曝光擦鞋女提供“特殊”服务的新闻中，由于难以采访到当事者，考虑到当事者与自己年纪相仿，吴泰山于是披挂上阵，利用虚焦的手法假扮老人说出他们的苦闷：“就到街头去消遣一下，我们去那边，其实也不一定要，只是消遣一下，觉得不会压抑，整个人心情好了很多。”（记者：潘海洋、吴泰山、黄武钢，《（非常老人二）如何关爱老人发人深思》，《今晚播报》2006年10月16日）。于是，情景再现就发展为现场摆拍和新闻真实性的问题。
尽管事情是确有其事、并非捏造，但这种摆拍、导演的做法显然超过了新闻策划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学者所批判的“传媒假事件”，即“有意识地安排某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在某个选定的时间内发生，由此制造出适于传播媒介报道的新闻事件”[34]。新闻策划是指预估并以干预、介入新闻事件的方式影响其进程，对其作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入的分析报道，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和产生最大的效益的一种新闻生产方式。它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新闻传播行为加以谋划，从而使之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它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既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而凭空产生，也不能排斥主观能动性。[35]但新闻策划不等于策划新闻，不等于可以在没有发生新闻事件的情况下，由报道者凭自己的主观意图去运作和制造新闻事件。由于DV会员兼具平民和记者的身份，因此他们身份的朦胧性使得他们有着更为特殊的便利条件，例如，为镜头前不会讲话的被采访对象准备讲话材料、扮演当事人等做法，虽然有时不一定会被认为是有悖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因为这样的新闻经常“带有较强的人情味，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列，做好了又是当地官员的政绩，他们是赞同的；宣传出去，也是上级领导有方，他们也会满意”[36]，但是对媒体来说却是潜在的危险，就像这种因为画面和同期声的需要，DV会员装扮成普通人接受采访那样。在这一点上，个别媒体人的职业理念极大地破坏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市民摄影师的媒介素养基本上来自于媒体，正如吴泰山说的，他是在看新闻时学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新闻价值，然后再模仿电视新闻中的同题材的画面进行拍摄。所以，在市民摄影师身上如果体现了角色错位的话，那么也体现了媒体角色的错位，包括有时媒体还会充当裁判员、拯救者这样的角色。而这种角色错位有可能造成自身社会监测功能的丧失。对于传媒角色错位的危害，《华盛顿邮报》的前发行人格雷厄姆夫人（Katherine Graham）曾在水门事件后提出警告：新闻人员不能将自己视为游侠、骑士，整个新闻界被某些人抹上了英雄色彩，这不是新闻界本该扮演的角色，而且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个很危险的角色，这是由于其他社会机制未善尽其责。[37]它不光是导致新闻真实性下降的问题，它还导致了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弱化。正如为了维护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城市电视台擅用其替代者身份，从而掩饰了权力部门应负的责任。
再次，生产成本常常是市民摄影师寻求私利的理由。吴泰山即使表现突出，但DV会员在泉州台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只是职业记者的一种补充力量。给电视台投稿经常入不敷出，吴泰山对此也颇有微词。在2005年和2006年两年时间里，他共拍摄306条新闻，稿费和奖金共计两万元左右。然而他为拍摄DV新闻已投资约四万元，其中仅包括购置DV机三万元、燃油费及通信费一万元，不包括交通工具的投资及其他开支。此外，他们的设备也有升级换代的问题，吴泰山于2012年又花三万元买了一个使用内存卡的小高清。可见，一条DV新闻虽然从最早的30至80元稿费涨到如今的百元数量级，但这些收入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开销，更不用说以此为生，有的人因此退出了DV新闻的拍摄，而有人则借助给电视台投稿带来的名声设法为自己增加创收。这时，他们从事与影视相关产业活动收取的费用远多于稿费收入。不过，他们也很少就此脱离电视台而专门从事经营，因为发稿量大产生的品牌和公信力效应是其“副业”增值的筹码，而为了多发稿，在某种程度上又刺激了如前所述的“传媒假事件”的产生，使得民间影像带有某种功利性和投机性——投电视台所好。结果，从媒体上取得的话语权转化成了私权力……于是围绕经济创收DV会员与城市电视台形成了一个闭合的怪圈。应该说，文化权力自始至终都与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实现话语权必须有经济基础，因此媒体的独立性若没有公共财政的保证，一开始就难以摆脱消费主义的干预。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民间影像在媒体话语权面前遭遇了瓶颈，体现了代表主流媒体的电视台与代表个人化、平民化的民间影像间的紧张关系。DV会员正是利用了城市电视台与市民的距离去做一些填补性的工作。吴泰山说，派出所喜欢给他报料，是因为他随叫随到，来得很及时，而等电视台的记者通常要半天。比如警察抓到小偷，总不能老把小偷扣在现场等记者吧？然而，类似吴泰山这样的“业余记者”，他们在报道和拍摄的过程中，既没有记者的权力，也没有优势，那么对社会来讲，这一类补充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比如侵犯人权、发生人身伤害如何处置等问题。这都是民间影像与电视媒体结合之后必须面对的。电视台如果想好好运用好民间力量，必须建立完整的制度和规范，畅通民间影像抵达播出平台的渠道，给予他们以尊重，不要把与DV会员的关系仅仅看成是经济关系或依附关系，同时要做好主流媒体和民间摄影师双方利益的平衡工作，力求二者和谐平等相处，才能良性发展。这对于民间影像的发展非常重要。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统一。平等是一个现代性词汇，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秩序和传统的基础的一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在强调个人应从社会获益的同时，也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和义务”[38]。权利意识是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理念，走向现代的中国正“扬弃伦理理性的独尊，确认价值理性的价值意义”[39]。当这种价值观体现为传播观念时，则优秀传统文化将以民间影像为媒，跨越专业的藩篱，呈现为政治意识形态、新型的传者观念与市民话语权的融合而握手言欢。民间影像由此真正成为一种市民话语权合法化的象征。民间影像侵入电视台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其所具有的平民性一直都有广泛的现实基础，所以，民间影像不断地调整城市电视台观照城市生活的视角，这是埋伏在其身上的民本力量。
最后，尽管被专业化改造后的民间影像通常具有平民化特征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为了确保新闻得以播出，市民摄影师还是要小心翼翼，避免触及媒体的利益。例如，曾有位市民拍到一条反映某饮料未开启即已在瓶中变质的画面，由于这个牌子的饮料当时正在媒体上播广告，导致这条新闻最终没有播出。而有的新闻是因为危及地方利益或影响到政府形象而未播出。由此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传媒立场的干扰。所以，市民摄影师就尽量不去记录与电视台以及与政府有利益冲突的事件，以保证所拍的内容能通过审查。这既是民间影像在电视台中居于弱势地位的表现及其非职业身份本身所具有的妥协性，也是传统媒体与民间影像关系的一种写照。在舆论平台和渠道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只能从传统主流媒体平台得到官方的信息来源。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我们发现正在发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传统媒体的新闻权力与渠道的多少成正比。也就是说，人们可获得的新闻渠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似乎更多了，但是仍然是传统主流媒体具有更强大的文化权力，这是其作为替代性主体总是能获得权威性的关键。
民间影像作为市民作品，具有平民意识形态特征，但却不同于平民意识形态，而是带有明显的被政治意识形态收编的意味。其表现手段一般为两种：第一，通过内容的删减进行控制。最典型的就是“报喜不报忧”。例如，在吴泰山的报料里，正面新闻的数量远多于负面，他一般不会去拍摄对权力机关形象或者媒体利益有所损害的新闻。这不但是正面宣传的需要，也是媒体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关系到市民摄影师的切身利益。第二，对传播的内容进行相应的阐释。就是通过解说、采访同期声等方式将新闻信息“意义化”，即直接赋予其意识形态意义。[40]吴泰山摆拍也好，引导被采访对象如何在镜头前说话也好，他只是在努力地让自己更像一个职业记者。为了自己的报道能播出，他不得不去迎合传媒意识形态的某些要求。但问题不在于他转换身份的目的，而是在于他试图转换身份的根源。民间摄影师身上体现出来的尴尬身份，说明城市电视台与其关系是改造、收编和利用的关系。当媒体致力于促进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这是一个通过大众传媒，市民共同承担和彼此共享责任、权力和利益的理性社会，此时无论是对于城市还是城市电视台，真正的文化观念才得以形成，只有这样，市民在城市文化建构中的主体地位才得以真正确立。
DV会员是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的“拍客”，因此DV会员尽管现在也归入“拍客”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DV还是表现出与“移动拍客”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征，即DV是传统媒体一统天下时民间影像的文化权力符号，而“拍客”则是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的象征。